周 宇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以来，为实现环境公益诉讼审理的专业化，全国各地陆续开设环保法庭。可惜环境公益诉讼并没有迎来理想中的春天，环保法庭大多陷入无案可审的尴尬处境。为了给公益诉讼升温，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明确有关组织可作为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但是，截至2018年9月，全国仅有22家社会组织提起了环境公益诉讼[1]。表1反映的是2015-2019年，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的情况①。

从检察机关方面来看，2017年是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爆炸式增长的一年。2017年的案件数量较2015年增长了52倍，之后两年依旧势头强劲，以平均每年500件的数量稳步增长，且连续三年占比在九成以上。

从社会组织方面来看，数量上，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自2015年开始，连续几年无显著增长，并且只有2019年案件数量超过了100件；比例上，2017年，社会组织的案件数量占比从五成左右骤降至不到一成，2017～2019年，案件数量占比分别为4.26%、3.61%和7.19%，连续三年均未超过10%。

总体而言，社会组织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态度消极，而检察机关逐渐成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力。这并不符合我国环境公益诉讼起诉原告的优位顺序。社会组织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其能更中立和理性对待环境问题，有效发挥对公权力的监督作用和社会资本对环境公益的保护作用[2]，因而具有起诉的优先性。因此，如何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如何发挥检察机关作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