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华 李淑琴 李京梅 单菁竹

一、引言

陈述偏好法(stated preference method)因能通过构建假想市场，直接调查了解受访者的偏好，评估非使用价值而受到广泛关注。陈述偏好法包括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e method，CVM)和选择实验法(choice experiment,CE)两大类。相对于CVM，CE可以通过分析资源环境物品多个属性对效用的影响评估居民对各个属性的偏好及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有利于决策者制定出更加有针对性的环境资源保护和管理政策，近年在湿地资源(Carlsson等,2003[1];李京梅等,2015[2])、淡水资源(Hanley等,2006[3];王赞信,2013[4])、旅游资源(王尔大等,2015[5];亢楠楠,2019[6])等资源环境价值评估领域被广泛应用。

CE虽是资源环境价值评估领域较为前沿的方法，但因其假想市场特性亦受到质疑(Rakotonarivo等,2016[7])。学者们认为CE存在假想偏差和信息偏差等问题，难以实现激励相容，影响了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Fifer等,2014[8]；全世文，2016[9])。为缩小选择实验法中存在的潜在偏差，国内外研究在完善选择实验设计(Ferrini和Scarpa,2006[10];Kataria等,2012[11];Que等,2017[12]；全世文2019[13])、提高数据采集的准确性(Prosser,2016[14];Lew和Wallmo,2017[15])、提高计量模型及计量过程的精确度(Kwak等,2016[16];Glenk等,2019[17];Großmann,2020[18])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选择实验法中的策略性偏差(strategic bias)关注较少。策略性偏差是指被调查者出于自私的目的故意提供错误的答案，而不是陈述自己的实际偏好(Lusk和Jaeger,2007[19]；全世文，2019[13])。结果性(consequentiality)是一项重要的策略性偏差，指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回答会影响到公共物品的实际提供，而表现出较高的支付意愿(Carson等,2014[20]; Czajkowski等,2017[21])。结果性可视为对被调查者认为调查结果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的可能性的评估，可分为政策结果性(policy consequentiality)和支付结果性(payment consequentiality)(Johnston 等,20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