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倩倩

中医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集医学和文学价值于一体，既有科技文本的特征，也融合了儒、道、佛等哲学文化而语义深奥，如《黄帝内经》体现出的整体观、辩证法、阴阳论和五行学说等医哲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当代中医发展的根基。《黄帝内经》的英译研究自2000年以来逐渐展开，研究者们将多种翻译理论灵活运用到单个译本研究或多个译本的对比研究之上[1]，然而笔者在CNKI检索中输入“中医翻/英译哲学研究”，发现与之相关的论文仅有7篇[2-8]。这7篇论文中既与《黄帝内经》的翻译相关，又从哲学解释学视角出发的论文仅占3篇。笔者不揣浅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提出的哲学阐释学理论，分别从译者的“前见”“译者的主体性”以及“视域融合”三个方面，对《黄帝内经》三个英译本进行探讨，旨在为中医典籍英译的哲学研究提供借鉴。

1 哲学阐释学

吕俊[9]认为：“哲学思想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翻译研究也不例外。”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突出特征，影响较大的学者有胡塞尔(Husserl)，并经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伽达默尔发展为阐释学语言观。20世纪90年代伽达默尔[10]在其著作《真理与方法》中提出了“哲学阐释学”(hermeneutics)，并写道：“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 “哲学阐释学”也被译为“哲学诠释学”“哲学解释学”，其中“前见”“译者主体性”及“视域融合”是哲学阐释学关于阐释和翻译的三个重要概念，哲学阐释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模式，是翻译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结合。传统的翻译批评理论多关注译本和原文本是否对等，较少提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前见”“译者的主体地位”以及“不同视域的融合”，而这些也是影响翻译的重要因素，并且赋予原文本多元化理解，使中医典籍英译的评价标准更趋向多元化。加之我国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基于诠释学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中医学术的发展史，就是对古典著作的诠释史[11]。因此，从哲学阐释学视角来研究中医典籍的英译有其现实意义。

2 译者的“前见”对《黄帝内经》英译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译者对于同一译本的翻译都有不小的影响。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人的存在实则是历史的存在，人无法摆脱理解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而译者的不同“前见”正是对文本创造性解释的表现，不应只单纯强调与文本的对应和忠实。中医典籍的翻译更是如此，不同的译本能够体现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黄帝内经》三位译者的“前见”差异，包括不同译者的国别、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价值观、文化取向等差异，决定了各自译本的差异，最终形成了《黄帝内经》英译本的多样性。

Ilza Veith女士作为医史学家，是第一位将《黄帝内经·素问》译成英文并公开出版的西方学者，她在其译作序言中明确说明：“这部典籍的翻译，代表了医史学家的方法，而非汉语言学家的方法。”[12]译作的引言部分达94页，重点介绍《素问》的成书年代、中医独特的哲学基础、发展历史等，并不把翻译中医具体的医学知识作为翻译的重点。由这些特点可见，Veith的身份及所处的文化背景等“前见”因素，决定了她在翻译《素问》时，更加着眼于解释其医史文化价值。

吴连胜则是经济学家，旅美华人，与其子吴奇在美国多年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具有丰富的中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翻译《黄帝内经》全译本的动力是发现很多美国人想学习中医，但找不到完整的英文版[13]，这些“前见”决定了其译本通篇多用归化策略，以意译为主，较少使用音译。

李照国教授先后获得英语专业学士、硕士及中医学博士，且汉语古文功底深厚，其译本本着“译古如古，文不加饰”的原则，主张保留原文的结构形式和表达方式，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作的写作风格、思维方式和主旨”[14]。这样的“前见”决定了他的译本与Veith译本和吴氏父子的译本存在着明显差异：语言表达更加简洁，直译和意译结合紧密，大量借用汉语拼音来翻译中医特有的术语，等等。

3 译者主体在《黄帝内经》英译本中的“现身”

3.1 不同译者对文本的“开放性”阐释

“译者主体性”指的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15]。这种主观能动性具体体现为：翻译方法、策略、原则的选择，文本的解读，语言表达的形式、风格，等等。而文本自身具有“开放性”，它一旦由原作者产生，便经由译者进行不同的解读、阐释，使文本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不同的译者对于同一个译本有各自理解的历史性和创造性，即便是同一个译者，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也会有不同的阐释，译本自然会呈现差异性，以《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黄帝生平的翻译对比为例。

原文：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儿循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Veith译：In ancient times when the Yellow Emperor was born he was endowed with divine talents，while yet in early infancy he could speak.While still very young he was quick of apprehension and penetrating.When he was grown up he was sincere and comprehending.When he became perfect he ascended to Heaven.

吴译:Yellow Emperor of ancient time, was bright and clever when he was born, good at talking when he was a child, had a modest style of doing things and an upright character when he was young; in his youth, he was honest and possessed a strong ability of distinguishing what was right and what was wrong. He became an emperor when he grew up.

李译:Huangdi, or Yellow Emperor, was born intelligent. He was eloquent from childhood. He behaved righteously when he was young. In his youth, he was honest, sincere and wise. When growing up, he became the Emperor.

从语言特点来看，中医语言多用四字表达，语言简洁，文字古雅，译者需先通晓每个字的内涵意义，转换为现今视域下的语言进行翻译。对比三个译文发现：(1)Veith的译文中“神灵”的翻译与其他两位译者明显不同：她将“神灵”译为“divine talents”，体现了她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崇古”心理，将“成而登天”理解为“达到完美后升天”也是如此，她大概不想消解东方文化中的“神话”色彩，所以选择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直译，保留了东方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异质”或曰“他者”特征。也有可能是她对于原文的意思产生误读，并不真正理解古汉语传达的内涵，而造成误译。(2)吴译侧重于意译，将原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译释，如将“神灵”译为“bright and clever”，“能言”译为“good at talking”，与李译选用“eloquent”意思相同；而Veith译文“While yet in early infancy he could speak”强调“黄帝在婴儿早期就能说话”，理解明显不同于前二者。吴译而后又用“ a modest style of doing thing sand upright character”(做事谦逊、为人正直)来阐释他对“循齐”的理解，实质是一种“释义”性翻译，与李译用“behave righteously”意思相近，但更加具体，二者都将“循齐”理解为“为人公正”；Veith则理解为“思维敏捷”。需要指出的是，李译本“今译”部分将“幼而循齐”译为“年少时就思维敏捷”，与英译文出入较大，明显不妥。(3)李译用字简洁，因他秉持“译古如古，文不加饰”的“前见”，在语言上尽力还原古文的简洁性；在人名翻译上保持“名从主人”的民族性，“黄帝”译名先用汉语拼音Huangdi后接英译，并以“文外加注”的形式进行了详细的注解，附于本篇之后，体现了译者对中医特有词的阐释策略。总之，这三个译文各有特色，译者的“前见”使得固化的原文本具备了“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特征，留给读者更多理解空间。

3.2 不同译者对中医文化的“多样性”阐释

文本的“开放性”决定了文本最终呈现的“多样性”，以上举例分析了不同译者赋予了文本的“开放性”特征。在涉及中医文化的翻译时，译者“多样性”阐释体现得更为明显，这同样囿于译者的“前见”，并与译者的主体创造性密不可分。《黄帝内经·素问》中含有中医文化关键词的标题有数个，笔者选取其中两个含有“精、气、神”的标题，分析三位译者对中医文化的多样性阐释，见表1。

表1 不同译者对“精、气、神”的多样性阐释

“精、气、神”被视为人身“三宝”，是中医理论中的“关键词”，不同译者由于各自的“前见”和主体差异，对这三个词的翻译呈现“多样性”阐释。清朝高士宗《素问直解》对《四气调神大论篇》篇名的注解为：“四气调神者，随春夏秋冬四时之气，调肝心脾肾肺五脏之神志也。”可见，“四”指的是“四季”，“气”指的是“气象”，“调”指“调理、调摄”，“神”指的是“精神情志”。清代医家张隐庵云：“移精变气者，移益其精，传变其气也。”可见，此处的“精”和“气”为翻译时的关键词。 Veith将“四气”的“气”译为“atmosphere”，将“变气”中的“气”译为“the life-giving principle”都略显生硬，是按字面理解进行的直译，似缺乏深入理解“气”在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含义；吴译既没有翻译“气”也没有翻译“神”，还是从意译着手，将“精、气、神”三个中医特色词消解，将“四气调神”转变为“四季养生”，将“移精变气”中的“精、气”混同为“Thought and Spirit”即“神”的概念。李译“四气”与文中“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的“四时”(the four seasons)意译为“the Changes of the Four Seasons”。他又用Spirit对译“神”，用Essence对译“精”，用Qi对译“气”，并将三个概念作为中医关键词进行术语统一和国际推广，与他对中医文化的深入理解和翻译理念分不开。总之，这些“多样性”阐释是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现身”，读者在阅读译本时，特别是进行译本对比时，能够看到不同译者的“现身”。

4 视域融合

伽达默尔[16]对于视域融合的定义为：“当解释者克服了一件文本中的疏异性并由此帮助读者理解了文本，那他本身的隐退并不意味着消极意义的消失，而是进入到交往之中，从而使文本的视域和读者的视域之间的对峙得到解决——这就是我所称为的视域融合。”换言之，译者和原语文本都有其各自的“视域”：《黄帝内经》创作于中国古代社会，有其原始的视域，而译者则是在当下时代形成了自己的“现今视域”，两者能否融合形成新的视域，且新视域能否与目的语读者的视域成功融合，决定了翻译的成功与否。

中医典籍翻译的难点之一就在于译者如何对原文本所在的“古代视域”进行阐释，使其与译者所处的“现今视域”融合，翻译后进而促成与读者“接受视域”的融合。三位译者因“前见”和翻译理念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以促成与读者的“视域融合”。Veith阐释和翻译《黄帝内经》的侧重点在于向西方读者介绍《素问》的医史价值和哲学文化价值，因此她用了94页(占全篇的1/3)的引言，19页的前言、序言、目录、插图等共计113页来迎合潜在读者的“期待视野”，进入异国情境[17]，该译本首次出版于1949年，后又分别于1966年、1972年、1982年、1988年、2002年和2015年再版发行[18]，深受读者欢迎，然而读者也不断发现她的译本中存在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解的偏差，并推动了中医典籍的翻译不断向前发展。吴氏父子的译本荣获第三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最高荣誉金奖，该译本的潜在读者群是以获得医学知识为主的中医学习者，因此，译本用国外读者易懂的语言表达，以交际为目的，常常加入译者“释义”性的阐释，增译出原文隐含的意思，多用意译方法，除标题外极少用音译方法，从交际维度看有助于实现与读者的“视域融合”。李译本在排版时英汉对照，而且还配有《黄帝内经》白话文“今译”，这在《黄帝内经》译本中实属少见，也是实现古、今视域融合的重要手段之一。他主张“原则上保留原文的结构形式和表达方式，译文中尽力不增加词语”，并使用大量音译加注解的方法阐释中医特有术语，“向读者传递来自远古的原本信息”，有利于中医文化术语对外传播。

5 结语

对经典的诠释是中医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黄帝内经》成书年代久远，文字古奥难懂，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医学和哲学特点，其诠释本身就具有多样性，因此，《黄帝内经》医哲文化层面的研究值得深入展开。本文重在阐明不同的译者能够为当代的读者解读《黄帝内经》的医哲文化提供多样化视域。诚然，译者作为文化的解释者和传播者，还要考虑目的语读者对于异质文化的接受能力，避免因个人的解释缺位或解释过度导致读者对中医医哲文化的误读，这也构成了经典著作不断阐释、不断复译的原因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