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涛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一、引 言

农业转移人口大规模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就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户籍制度和其他公共政策的约束，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以家庭中个别劳动力单独外出务工为主，家庭呈现“迁而不移”的特征[1][2]。随着农业转移人口总量不断增加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近年来农业转移人口在迁移模式和流动方向上呈现以下的典型特征：首先，农业转移人口以已婚群体为主体，夫妻一起外出务工成为主要的流动模式[3][4]；其次，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子女随迁和举家迁移的比例越来越高[5]；第三，农业转移人口向东部特大或超大城市集聚的态势不断增强，而中小型城市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不足，这与我国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战略格局不相适应[6][7][8]。

从家庭成员随迁的类别看，配偶随迁、子女随迁和举家迁移是典型模式，也是学者分析的主要对象[3][9][10]。然而，异质性的随迁模式代表差异化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及在城市生活定居的风险，尽管现有很多研究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家庭随迁的影响因素及积极作用，但忽略异质性家庭随迁模式对城市流动选择的影响，并未结合农业转移人口在特大或超大城市集聚的特征深入考察家庭随迁模式与不同类型城市流动之间的关系，探讨农业转移人口家庭随迁的空间依赖性，即“特大或超大城市偏好”[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