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伟　苏彦玲

摘要：以政治文化训练为代表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新中国初期的失业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教育与物质救济相结合，是这一时期失业救济的突出特点。对失业人员进行政治文化训练的实质是思想改造，通过上政治课、开小型控诉会、诉苦会、听广播、读报等方式，结合失业救济政策以及当时各项政治运动的需要进行宣传教育，提升了失业人员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这一带有社会动员、行政命令、政策宣传式的思想教育，对扫清失业人员的心理阴霾，安定其情绪，推动失业治理，使之更好适应新生政权和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新中国初期;失业;政治文化训练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2-0089-08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失业治理进行了统筹安排，并将之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加以部署。大量城镇失业工人、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加之为数颇多的处于半失业状态的工人、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农民的居无定所、困窘生活，使得失业问题成为建国初一个显性社会问题，波及士农工商学兵各个界别。对此，中央果断决策，接收和改造了原国民党政府兴办的官方和民间救济机构，建立了新的社会救济体系，采取转业训练、以工代赈、回乡生产、生产自救等方式推进失业问题的解决。其中，转业训练包括政治文化训练和技术训练两个方面，本文将着重对这一时期党对失业群体的政治文化训练展开研究。

学界对这一时期失业治理的研究主要关注党和政府的失业救济活动、失业政策、失业制度以及救济理念等，部分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立的救济机构进行了剖析，也有学者观照到了党对旧社会的社会救济机构的接收与改造问题。从研究范围来讲，既有对全国失业救济治理的整体性研究，也有针对特定地区的区域性研究。从失业群体的城乡划分来看，主要关注城市失业救济，农村失业救济因留存下来的资料较少，致相关研究较为缺乏。从失业群体身份职业来讲，学界普遍关注的职业有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等，也有学者将失业群体糅合进弱势群体进行研究。整体而言，学界关于建国初的失业治理研究大多从宏观的角度再现了其发展历程、治理举措、治理成效、经验教训以及对当今的启示等，而从微观的角度深入剖析各项具体的救济举措的研究相对较少，多属概括介绍。① 政治文化训练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四大举措即转业训练、以工代赈、回乡生产、生产自救中转业训练的一个面相被零星提及，但尚缺乏深入研究与论证。本文将探讨其背后的运行逻辑和社会效应。

一、开展政治文化训练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期战乱、自然灾害、新旧社会的更替等影响，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员。这一群体涉及了从海员、印刷、文艺、轻工业、手工业、机器、店员、搬运、食品、纺织，到铁路、市政、公路、教育、财经、邮电、军需、医务、机关等各行各业。② 1949年10月，全国城市失业人口达400万之多，1949—1956年，年均城镇失业人口达380万左右，1949年城镇待业率高达23.6%。③ 据统计，1952年底要求就业的162.2万人中，失业工人为77.98万人，占48.07%;家庭妇女、失学青年为43.8万人，占27%;小商业主、行商、摊贩等10.9万人，占6.72%;失业知识分子10.4万人，占6.41%;城市贫民、妓女、乞丐等15万人，僧尼道士0.57万人，共占9.6%;旧军官、旧官吏3.4万人，占2.1%。④ 上海作为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已经濒临崩溃，更是此次失业潮的重灾区⑤。毛泽东曾专门就上海失业问题致信陈毅：“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⑥;南京和重庆作为原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随着其政权的瓦解出现了结构性断层;广州作为沿海城市，帝国主义的封锁与外资的撤出使得原本繁华的市场骤然凋敝⑦;武汉作为全国交通枢纽以及大型城市，交通的破坏、城市人数的众多以及通货膨胀的严重同样使其陷入失业潮中⑧。而东北地区由于较早完成土改并进行了工业建设，失业现象在该地区基本消失。

失业人员中有青年、学生及家庭妇女等，但总体而言整体年龄偏大、家庭负担较重。从阶级成分讲，涉及归国难侨和贫苦侨民、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在社会上的一大批旧军官、旧官吏，还有知识分子、乞丐妓女、失业工人、旧职员等。他們大多数处于文盲以及私塾、小学等半文盲水平的文化程度，这就使得再就业的难度陡然上升。尤其是面对政权更替、体制变革后出现的大变化和大整合，社会规则与体制机构面临着短暂缺失与重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等方方面面都使这些失业者感到无所适从。因此，解决失业问题既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又是巩固新生政权的必然要求。这一时期，政府逐渐代替社会团体开始在社会救济工作中居于主导地位，开启了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的失业救济模式⑨，而开展转业训练、关注失业人员的思想与心理，提升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便是这一救济模式中的重要一环。

失业群体具有多重心理，亟需开展政治教育以维护社会稳定与团结。失业人员在面对巨大的生活变故之后，容易产生自卑、不愿参与社会竞争、反社会倾向、自杀等消极心理，由此带来的种种隐患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构成极大威胁。如上海海员失业工人吴有贵，因贫病交加自杀身亡;印刷失业工人义世英，因无法维持正常生活，造成痴呆失常;甚至一些失业人员因失业而离婚，将自家小孩送人以换取活命机会，失业人员的悲苦生活已成为重大社会问题。⑩ 董必武曾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中指出，城市的失业工人救济在工会、工厂、学校、机关、部队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开展，是在政府领导下人民群众的自救自助事业，工农大众是失业最重的群体。{11} 根据中央1950年颁布的《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12} 和《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13} 的规定，各地开展了针对失业群体的救济安置工作，其主要举措之一的转业训练包括提升就业能力的技术训练和进行思想教育的政治文化训练。对失业群体展开政治文化训练，主要采取的方式是“教育灌输”与“自我抒发表达”相结合。政治文化训练的实质是进行思想改造，开展政策教育、诉苦会等，逐步消除失业群体的封建思想，使失业者提高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治认同，认识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体制变更的意义，从而达到改造与团结各阶层的目的。具体来讲，政治文化训练的开展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量：

（一）解决失业人员散漫、组织性差，情绪不稳的问题

长期以来形成的散漫、组织性差的特点使失业者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与建设的需要，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较为疏离，长期的熟人社会浸润使得该群体具有强烈的熟土难离的地域观念以及从事旧有工作的保守思想。面对政权更替，失业者存在着严重的变天思想，情绪低落，卖儿自杀现象频发，甚至一些人铤而走险参加武装反抗与特务活动。{14} 另外，失业造成的生活难以为继、加之社会上谣言四起，使得一些失业人员思想混乱，对党和政府充满不信任感，甚至一度出现反社会行为。{15} 正如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成都市分会第一生产教养院1952年的记录所言，在教育初期一般院生对学习不够重视，忽视纪律，随意缺席，甚至不参加学习，部分院生还存在“我们快要死了的人还学习啥”的思想，有的院生反映管得紧了他们就要乱吵乱闹，时常有人不假外出，散漫街头甚至在外讨钱。{16} 北京市八区三轮工人韩起龙，家中五口人，收入少又需要经常修车，直言想自杀想弄死小孩;一区某三轮车夫饥饿难忍拟到医院去卖血;原邮局工人杨德禄，时年46岁，因肺病退休，每月领劳保金十元左右，有四个孩子，因病、贫、无工作请求复职未批准而自杀。{17} 195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指出，在抗美援朝、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三大事件之外，收到大量“找事类”来信都是关于失业问题的，其中有50%都是失业较久的旧公教人员发来的，要求政府向其提供在新社会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实行早先“三个人五人吃”的诺言。{18} 这些情况的出现，使中共意识到开展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包括组织纪律教育、劳动生产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通过正面教育做到有理、有力、有节，减少不必要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出现。为此，中央发文指出：救济安置失业人员要将政治觉悟和组织性结合起来，而不是将此看成恩赐抑或是慈善事业，要注重失业人员的自救自助和内部团结互助，提升其就业竞争力。{19}

（二）帮助失业人员认识新社会，提高其文化程度

與政权更替相伴的是新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建立。一些失业者由于政治历史问题而难以找到工作，他们迫切希望参加学习，了解新中国的制度架构和运作方式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因此，社会的大变革大更替既是这一时期失业问题严重的推动因素之一，又是失业者为此愿意参加政治文化训练、了解新政权的运作与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尤其是那些有政治问题或者不良历史的失业人员，这种意愿更加迫切，他们希冀尽可能减少自己因身份问题所带来的就业壁垒，中和自身的劣势成分。另外，新中国初期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文盲、半文盲占失业群体的绝大部分{20}，党和政府通过开办夜校、培训班等形式实现失业人员的基本文化知识教育，把他们的文化水平提高到高小毕业的程度{21}，使其能够增强自身的就业竞争力，进而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三）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强化失业人员政治认同

随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确立，要求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22} 而参与政治文化训练的失业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旧知识分子、旧军官、旧官吏，这一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使失业者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革命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来克服以往存在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等思想作风。{23}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更替、制度变更对整个社会的运转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这也使部分群众对这一新生政权充满怨恨，把自己的失业归罪于政府。{24} 尤其是一些失业知识分子，更需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按照教育、改造、使用的方针{25}，实现其思想转变，以满足大规模国家建设的人才需要。毛泽东曾就上海严重的失业问题发出指示，强调必须对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进行救济，让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党和国家极为不利。{26} 为了解决该群体的思想认识问题，扩大政治认同、提高政治觉悟，使得该群体能够加强国家和集体意识，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负责社会救济部门的管理者将政治文化训练纳入转业训练范畴。

二、“入脑”又“入心”：党对失业者开展政治文化训练

随着全国范围内财政经济情况的好转，以及生产建设的逐步恢复和发展，从1951年开始，人民政府对于失业工人就业问题的解决逐渐采取以转业训练为主的方针。{27} 对人数庞大的失业人员进行政治文化训练，既要考虑到班次设置、内容、形式、场地等一系列问题，又要把握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通过思想改造实现失业人员在就业问题上的积极推进，进而提升人口素质、满足国家发展建设的人才供给。

（一）开展政策宣讲和爱国主义教育，兼顾初级文化知识学习

转业训练，从内容来讲，主要有政治文化训练和技术培训，培养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和思想觉悟;从方式来讲，主要有师傅带徒弟、不同部门之间配合进行训练、自行开办训练班等形式;从期限来讲，一般在半年左右。政治文化训练是失业人员正式就业之前必须参加的教育学习活动，旨在加强失业者的国家和集体观念{28}。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首先，讲明政府政策和政府、工会对失业工人的关注，失业的原因，以及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开展忠诚、老实、坦白交代运动，进行忆苦思甜、阶级教育以提高失业者的政治觉悟;其次，结合“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组织失业工人进行系统学习，开展反对美帝威胁、反对日本胁从等爱国主义教育及镇反学习、坦白登记，提高失业工人的政治意识和生产积极性{29};另外，一些地方会讲授社会发展史以及国际主义等内容，培育革命人生观，拓展失业人员的视野和对新中国的认识{30}。文化教育主要是初级文化知识学习，开展扫盲班和速成文化教育进行识字与算术学习。{31} 如上海市对失业人员开展四个月的政治文化培训之后，参训者就能够初步脱盲，经过一年培训的便可以写短文和读书看报，甚至还能进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32} 北京市为失业人员举办的文化训练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正规的学习班，主城区大都开办了此类学习班来组织失业者进行文化学习;一种是每周定期的晚间自习，这种文化训练班举办的区较少，多是进行政治学习。以上两种训练班的教员大多是从失业人员中选拔的，学员的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33}

（二）组织教育与个人倾诉相结合，推进双向思想交流

根据中央统一要求，各地设立了救济失业工人委员会（以下简称“救委会”），其成员由当地政府指派劳动局、工务局（建设局）、民政局、总工会、工商界联合会等有关机关团体代表组成，主任委员由市长或副市长兼任，副主任委员一至两人，由市人民政府任命。{34} 作为各地失业救济工作的决策机构，“救委会”下设执行机构失业救济处，而该机构教育科的教务股具体负责失业人员的政治文化训练事宜，各级共青团组织也作为补充人员参与进来，自办训练班或与各机关单位合办训练班。后期为缓解人手紧张问题，城市各区和各产业工会相继成立了失业救济分会，并自办技术政治学校协助相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另外，一批有专业技能、政治条件好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被选送进工人政治学校、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进行专门的学习培训。{35} 据统计，武汉市从1950年7月到1952年底，经过委托办、合办、自办等形式，共开办了26个转业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学员11044人，其中以政治文化训练为主要训练内容的9026人，进行各种技术训练的2016人。{36} 上海市开办了机械训练班、化工训练班、劳动人员训练班，以及会计学校和失业工人夜校等多种班次来推进就业。{37} 除了组织教育外，还设置了个人倾诉环节，开展诉苦教育、阶级教育，使得失业救济机构的工作人员能够真切了解到失业人员的求职心切心理、就业落差下的自愿失业心理、对新社会的憧憬抑或恐惧心理、享有“领导阶级”地位的失业工人的不满心理等，从而更好地解答其失业的原因、国家的失业政策、今后的就业安排、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理念等，推进失业人员心理问题的疏解，建立对新政权的信任，重拾其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渴望。

（三）课程设置灵活多样，紧密结合政治运动需要

对失业人员开展政治文化训练的方式主要有政治课、开会、讲演等正式形式，也有听广播、读报纸等非正式形式，既有被动性的政策讲解与学习，也有主動性的控诉会、诉苦会等，既有思想政治教育又有文化教育。其中，对于已有临时工作的户外失业者的教育活动通常会在雨天或者工作日休息空闲时间进行。整体而言，对于已经参与以工代赈或生产自救、有事可做的失业者，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教育;对于暂时未找到工作的失业人员，进行集体教育培训;对于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水平、且在过去工作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失业人员，开展干部训练班进行专门教育，灵活设置课程进行相应的教育培训。{38}

如杭州市，为了让失业人员学习《失业工人救济暂行办法》以及相关政策，开办了失业工人干部培训班;为了推动失业人员返乡就业参与土地改革，学习土改政策和方针，保送失业人员参加浙江干校土改训练班{39};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组织工人收听控诉广播、组织小型控诉会等，培养其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40};针对文化程度过低的人员，举办文化教育培训班。1951年有700余人参加了文化补习班，1952年甚至委托小学开办21所夜校，对将近3000名失业人员进行速成教育，提高其文化水平以满足就业需要。{41} 上海市救委会充分利用各大中学校举办失业工人暑期学习班，一些工人在参与教育学习之后被直接派往“救委会”的赈济工作一线。{42} 武汉市1950年至1954年共举办了32所不同类型的专业训练班，共培训13235人，其中政治文化训练10202人、工业技术训练1852人、服务专业训练1181人。{43} 在实际工作当中，各单位工会根据失业人员的特点，灵活运用墙报、黑板报、漫画、电影、文工团演出等宣传手段，利用经常性的政治讲习班、文教班、文化夜校等形式提高失业人员的政治认识。不同职业、年龄、文化程度的失业人员对转业训练的需求是不同的，国家对其定位和安置也有所差异，因此这一时期对失业群体的政治文化训练形式是灵活多变的，但主线仍是增强他们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宣传党的执政方针和指导思想，从而推动失业群体积极就业和思想稳定。

（四）兼顾理论与实践，“干中学”与“学中干”相结合

这一时期的政治学习，打破过去“学三年帮三年”的旧传统，实现了实习锻炼与教育培训的紧密结合。如成都市“救委会”召开座谈会，交流生产经验，用真人真事，以贫民教育贫民，扭转贫民的寄生思想;通过典型发言，小组讨论，获得良好效果。再如，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成都市分会第一生产教养院，对院生结合当时的增产节约号召进行现实教育，把院生编成三个小组，每晨集中学习一个半钟头，并于每周六进行生活检讨会。{44} 又如，郑州市“救委会”一面安排失业者进行政治文化学习，一面使其临时参加各项救济工作或其他工作，通过思想文化教育激发失业者的就业热情。{45} 这一系列的现实教育充分体现了对失业人员进行政治文化训练时“边教、边学、边做”的特点，实现了思想教育与实际生活工作的有机融合。失业人员通过文化学习掌握了基础知识，进而提升了其就业的可能性，如有的工人从一开始的文盲或半文盲经过三四个月的学习，已经识得一千多汉字以及简单的数学运算，那些先前有一点文化基础的工人甚至具备了短文写作能力。{46}

政治文化训练旨在从思想上对失业者进行改造，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再教育使失业人员能够重新认识个人与政府、社会的关系，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明确认识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执政理念，提升自身素质从而更好地适应新社会的生产要求和政权结构。事实上，一部分失业人员在接受教育后找到了较好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阶层流动和社会进步。

三、对失业者开展政治文化训练之特征

建国初党解决失业问题的总体策略是政府包揽，在这样的思路下对失业群体的政治文化训练便具有强烈的思想改造色彩，这种训练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推进。政治文化训练作为转业训练的一部分，统一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的强力引导，通过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快速高效的动员能力，使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得以迅速灌输至失业人员的头脑中，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一体化，进而达到维护人民利益、巩固新生政权的目的。这一时期对失业人员的政治文化训练呈现出以下鲜明特征。

（一）强化对有发展前途失业人员的教育培训，突出精英储备和人才吸纳

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训练，基于国家发展建设的需要和培训条件的限制，强调参加培训的对象必须是确有培训前途者，尤其是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失业工人。{47} 所谓“确有培养前途者”，指的是那些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政治上靠得住的失业人员，对他们进行政治文化训练使其能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明晰新中国的社会运作方式和发展前途，进而为之后大规模的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工业化的主力，由于当时中国工业还不发达，工人还不多，技术工人尤为缺乏，因此，失业工人救济不仅要帮助其渡过难关，更重要的是要为国家保存工人阶级的力量。{48} 另外，对于那些有相当学识、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选送其进入党的干部教育培训系统进行专门的学习培训，甚至少数有前途者安排其投考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继续深造，以便适应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需要。这种对精英的储备和人才吸纳，既是当时国家干部队伍人员缺乏的现实需要，也是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增加机关内外阶层和群体团结互助的必然要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才和科学技术的重视。

（二）作为这一时期全民泛政治化教育的缩影，旨在树立新思想新作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造旧思想旧作风，军队、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干部、广大妇女等各行各业都接受了相应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强化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下政治觉悟的提升以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的灌输{49}，使广大人民能够体会到新社会的好处、提高建设祖国的信心{50}，全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阶级与时事政策教育活动。失业人员作为人民群众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关乎社会稳定和阶级团结，是进行人才培养和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社会制度变革和政权更替下对全民思想认知改进和融合的要求，通过改造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可以使老百姓“换脑筋”，改变旧思想、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习惯。{51} 另外，通过对失业问题的治理建构新的社会风尚，从而减轻失业者对新社会的疏离感，使其积极融入到社会主义大家庭中。

（三）既有对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惯性继承，又有新的社会救助理念下的实用色彩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传统和制胜法宝，在革命时期为党的宣传动员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政治惯性同样被应用于新中国初期的失业治理之中，以政治文化训练为载体实施思想改造，延续了其诉苦教育、阶级教育、政治觉悟教育的特色和风格，使得失业人员在强烈的思想改造的氛围中实现自身的观念转变。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政治文化训练兼顾了新的救济理念中的自救自助要求，强化受训者个人的竞争力和社会适应性培养。因此，政治文化教育的内容和目的指向具有鲜明的现实观照，突破了以往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浓厚理想色彩，更加关注失业者作为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尤其是对于失业人员中文盲、半文盲的文化知识教育，使他们能够掌握基本的文字书写、阅读和数学计算能力，从而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下对就业者的基本素质要求。通过思想教育，失业者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觉悟，打破了以往单纯依靠外界救济的依赖思想，开始强调对生产劳动的重视，提升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增加了就业机会以及对政府的信心。

四、显著成效中蕴含着某些缺憾

通过对失业群体进行政治文化训练，使其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水平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激发自身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推动了整个社会新思想新风气的形成。与此同时，政治文化训练作为转业训练的组成部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千篇一律、忽视搁置、形式主义等问题，使得培训的成效和范围受到了相应的影响。

其一，政治文化训练有助于提高失业者的思想觉悟，但行政命令式的推行不利于差别教育的推进。新中国初期的失业治理是以国家层面的统筹安排为主导，地方进行实际执行和针对性探索，失业人员通过政治文化学习打破了以往“等、靠、要”的依附心理，开始认可劳动的价值，对党和政府的失业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增加了对新政权的信任度。一些地区在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根据本地区就业需要和失业者的类别素养，探索出文化知识教育、社会主义基本知识讲解、心理辅导等多种针对性举措，有力推动了政治文化训练的特色化发展。当然，由于人手少、经验缺乏、行政任务的定位、地方政府重视程度和投入不足等原因，部分县市在执行的过程中难以做到中央“文化政治训练不宜集中举办”的方针要求，较难兼顾到失业人员因职业分布、年龄结构、文化程度等的差异所造成的诉求的不同，因而出现了“千篇一律”的现象，导致培训效果参差不齐。甚至因为这一时期救济活动的泛政治化色彩，强化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彻底消灭失业问题，在政府统办下的政治文化训练日益程式化和教条化。{52}

其二，提升了失业群体的劳动力素质，但受培训人数比例较低使得思想文化教育的广泛性受限。通过对失业人员开展政策教育和知识培训，提升了失业者的政治文化素质，调整了劳动力结构，有效接收了长期积累的人才资源，进而造就了一批经济建设人才。{53} 失业者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的洗礼后，大多树立了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了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更好地适应新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当时，由于负责教育培训的救济部门人手有限，难以应付各式各样的琐碎事务，使得接受失业培训的人员限定在较小的范围之内。截至1950年9月底，全国失业人数共计1784733人，但参加转业训练的人员只有23157人，占比仅约1.3%。{54} 为解决该问题，城市各区和各产业工会在各地失业救济委员会以及救济处的指导下成立了失业救济分会，自办、协办、挂靠培训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然而，由于政治文化训练的举办与否被以下因素制约，使培训对象的广泛性亦受到相应的桎梏：从训练方针来讲，训练班举办与否以是否有安置出路为原则，对于那些没有把握安置的训练班则不允许开办;从训练对象来说，强调训练人员是否有前途，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才积极吸纳;另外，政治文化训练作为转業训练的内容之一，一些地方在开展转业训练的过程中，突出技术训练以帮助失业者掌握技能进而提升就业竞争力，从而忽视了政治文化训练，使其培训人数和成效受到相应的影响。

其三，推动失业率的稳步回落进而维护了社会秩序，但培训师资业务素养的参差不齐导致培训效果难以保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失业救济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高效率模式，从策划、管理到组织实施均由各级部门统一负责，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联合相关社会团体开展救济工作，民政部、公安局、卫生局、教育局等政府部门，妇联、工商联、工会等各种组织团体，普通市民、工人、商人等纷纷参与其中，分别负责收容救济、集中培训等工作，维护了社会秩序，推进了新政权的稳定，强化了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另外，根据中央“以人民自救自助为基础”的指示精神，失业救济中政府主导主要体现在实现相关救济资源的整合分配上，并非事无巨细的大包大揽，有效提升了失业者的能力素养，使其能够自食其力，降低了失业率，推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一失业治理模式常常以发文件、通知、指示为手段，因此培训人员在业务操作中容易照本宣科，甚至一些从业者因为自身觉悟和素养的缺陷，出现暴力灌输、官僚作风、敷衍不作为等不良现象。例如，成都市1954年民政工作总结就指出，生产教养工作贯彻“劳动生产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不够，因而产生单纯生产，忽视教育的偏差，以致发生逃亡和安置不稳的现象，在管教上打骂现象也时有发生，一些失业军属反映“参加什么学习，去就是挨骂”，因而不愿参加学习。{55}

五、结语

新中国初期由于长期战乱、自然灾害、新旧政权的更替等原因，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失业者，包括家庭妇女、知识分子、旧军官、旧官吏等，他们大多是中年群体，家庭负担较重，思想进步较慢，甚至一些人对人民政府存在着对立情绪。因此，如何解决好失业问题、发挥失业者潜在的劳动能力以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当时针对失业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进行转业训练，并将之设置为政治文化训练和技术训练两个部分。对失业者进行政治文化训练，既强调组织教育又注重受教育者个人的倾诉表达，教育内容兼顾了政治运动需要和初级文化知识的学习，课程设置上根据教育主题和人员对象不同灵活安排，强化理论教育和实践学习相结合。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训练其实质是思想改造，但是这一思想改造具有其鲜明特征：对失业人员的思想教育强化了精英教育和人才吸纳的诉求，对失业者的思想改造是这一时期全民泛政治化教育的缩影，既突出了对训练对象的理想信念教育又关注了其生产生活需求，脱离了以往政治教育浓厚的革命理想色彩，具有显著的实用性指向。整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失业人员的政治文化训练，植根于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资源整合和组织调控能力使这一培训得以迅速实施，有助于增强失业者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提升失业者的个人素质。但因受培训对象占失业总人数比重较少致使这种影响的广泛性受到限制，行政命令式的开展方式不利于差别教育的推进，培训人员能力素养以及培训条件的限制也使培训成效受到一定影响。从根本上讲，对失业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既是廓清其思想意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这一时期苏联式政党全能主义向社会进行全面渗透的必然结果，其目的旨在实现党对全社会的严密组织和统一管理。从最终效果看，对失业人员的政治文化培训有效促进了失业者的思想改造、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缓解了当时因政治文化素养不达标出现的求才难和就业难的矛盾局面，锻炼、培养了一大批管理干部，为社会提供了可用的建设人才。

注释：

① 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高冬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研究（1949—1956）》，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温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高中伟：《新中国初期党对城市旧式慈善救助社团的解构》，《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张绪雄：《建国初期上海失业工人社会救济研究（1949—1952）》，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许福海：《论1949—1956年武汉市员工失业及政府的救济举措》，华中师范大学硕士2008年学位论文;谢涛：《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市为个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蔡玉卿：《建国初期邓小平治理大西南城市失业的实践——以1949年—1952年的重庆为个案》，《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李光田：《试论建国初期失业工人的救济与安置》，《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第2期;申秀淳、乔凌霄：《解放初期北京市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状况及救济工作》，《北京党史》2003年第4期，等等。

② 张绪雄：《建国初期上海失业工人社会救济研究（1949—1952）》，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 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

④ 程连升：《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1950—200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⑤ 毛齐华：《一年来救济失业工人工作的成就》，《人民日报》1951年5月1日。

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12页。

⑦{32} 袁志平：《解放初期上海对失业工人的救济和就业安置》，《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⑧ 谢涛：《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市为个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⑨ 魏殿金：《新中国初期的失业工人救济制度评析》，《北京党史》2011年第2期。

⑩ 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关于失业工人救济与转业训练工作情况的报告》（1952年5月25），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29—1—26—6。

{11} 董必武：《新中國的救济福利事业》（1950年4月26日），《董必武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页。

{1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1950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303页。

{13}{38} 《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七日批准），《人民日报》1950年6月19日。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福利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

{15} 成都市救济分会：《1954年成都市救济分会社会救济工作总结》，成都市档案馆藏，档号：85—1—197。

{16}{44}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成都市分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成都市分会第一生產教养院一九五二年全年工作总结》，成都市档案馆藏，档号：85—2—64。

{17} 《北京市人民政府临时救济办公室工作简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96—2—211。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1951年4月3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267页。

{1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市委关于救济失业工人情况的报告》（195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页。

{20} 《成都市五年来城市救济工作情况》，成都市档案馆藏，档号：85—1—197.

{2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转发劳动部党组关于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指示》（195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2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页。

{22} 宋士昌：《科学社会主义通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0页。

{23} 张亚：《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1949—1956）》，《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24} 《六年来成都市的游民改造工作》，成都市档案馆藏，档号：85—1—267。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1952年7月2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页。

{26}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页。

{27} 《全国各地三年来劳动就业和失业救济工作获显著成绩》，《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3日。

{28} 山东省劳动局地方志办公室：《山东省劳动志稿 2》（内部资料），1988年刊行。

{29}{40} 杭州市民政局：《杭州市一年来失业工人救济工作报告》，杭州市档案馆藏，档号：109—3—155。

{30}{42} 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处文化政治教育工作报告》（1951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29—1—49。

{31} 中央劳动部：《关于处理失业工人办法（初步草案）》（1952年8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10—001—00347。

{33} 北京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各区组织失业工人学习情况》（1952年8月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10—001—00265。

{34} 《建国初期社会救济文献选载（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一月）》，《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页。

{36} 《武汉市失业工人中四千余人参加工赈队，二千六百人生产自救，介绍就业者七七九人》，《长江日报》1950年10月22日。

{37} 《经济情况初步好转上海六万失业工人就业》，《人民日报》1951年3月4日。

{39}{41} 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杭州市志·劳动篇》第9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6、217页。

{43} 武汉劳动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劳动史志 1991》（内部资料），1991年刊行，第194页。

{45} 孙玉谦主编：《郑州劳动志（1906—1987）》，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页。

{46} 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1952年救济工作总结》（1952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29—1—26—1。

{47}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批转劳动就业委员会等三部委关于劳动就业工作的报告》（1953年8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1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页。

{48} 《认真救济失业工人》，《人民日报》1950年6月19日。

{49} 《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闭幕确定业余教育的方针：结合互助合作运动，在生产发展基础上提高农民政治文化水平》，《人民日报》1954年9月1日。

{50} 《山西省建筑工人冬季训练工作全面展开该省冬训工作会议强调加强领导工作贯彻“政治与技术并重”的方针》，《人民日报》1953年1月13日。

{51} 李立志：《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及其治理》，《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1期。

{52} 蔡士文、朱常柏：《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济的理论与实践》，《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53} 高冬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研究（1949—1956）》，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5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关于失业救济工作的总结及指示》（195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0页。

{55} 《成都市一九五四年民政工作总结》，成都市档案馆藏，档号：54—1—388。

作者简介：高中伟，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610065;苏彦玲，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5。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