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因为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各有各的优缺点，需要避免出现市场万能或者政府干预万能的极端化倾向，将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起来，这是解决好资源配置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则。依据边际成本定价法，市场机制范围小，政府管制范围大，难以符合市场经济现实，很容易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和社会福利下降。然而，一旦考虑不可逆投资与不确定性，就会扩大市场机制的范围，缩小政府管制的范围，摆脱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也就是说，不确定性与不可逆性自身并不构成市场失灵的证据，只有当企业无法摆脱不可逆投资和不确定性的困扰时，造成私人主体不愿意进行投资，最后才需要政府管制。政府管制的基本原则是减少不可逆投资和降低不确定性，完善风险市场和风险分担机制，促进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而不要具体着眼于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的传统政府管制细节上。

关键词：资源配置;不可逆投资;边际成本定价;实物期权;政府管制创新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沉淀成本视角下加快辽宁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L19BJL002）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2-0027-06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不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因为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各有各的优缺点，需要避免出现市场万能或者政府干预万能的极端化倾向，将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起来，这是解决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的重要原则，迫切需要有正确的经济理论作支撑①。由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可知，由于完全信息和生产要素具有同质性，依靠市场价格信号就会实现帕累托最优，自由市场是最佳方式，此时政府管制不仅不能促进市场效率的提高，反而会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但是，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比如进入壁垒、外部性与内部性等普遍存在（史普博，1992）②，使传统政府管制有了客观条件，但这些仅仅是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政府管制也会失灵。因此，不研究政府管制问题，也就无法准确观察和评价市场化改革中新出现的管制制度。同样，不了解政府管制的前提，就无法充分理解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因此，有必要从实物期权角度反思完全竞争市场存在的主要缺陷，寻求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管制原则。

根据资源配置的基本法则，只要偏离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市场失灵，这为传统政府管制提供了基本思路——着眼于边际成本定价法。一直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极为重视沉淀成本，都将沉淀成本看作不完全竞争的来源，并且认为它是企业进入、退出以及企业间策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Dixit，1980）③。作为对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规模不经济（供给曲线向上倾斜）的突破，可竞争市场理论通过强调生产要素没有沉淀成本来摆脱规模经济条件下的两难境地，其结论是，尽管价格大于边际成本，规模经济条件下并不意味着市场竞争失灵，恰恰是市场竞争的直接反映。基于此，该理论提出“弱看不见的手”机制来缩小了政府管制的范围，明确强调是沉淀成本而不是固定成本构成政府管制的目标（Baumol等，1982年）④。同样，科斯从交易成本角度批判了边际成本定价方法，提出了两部定价法和多部定价法的合理性（Coase，1946）⑤。科斯认为，政府管制面临两个障碍：一个障碍是，它没有市场所提供的关于收益和成本精确的货币尺度;另一个障碍是，根据事物的本性，商业经理们不可能拥有广播频率的全部信息，更不用说他们了解消费者对各个广播频率的偏好，所以很难实行边际成本定价和有效的政府管制政策等。

事实上，交易成本经济学突破完全竞争市场零交易成本的假设前提，主张在进行了大量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和不可能签订完全契约的情况下，企业也是有效率的，从而使企业和市场成为相互替代的组织方式，同样无须政府直接管制。按照威廉姆森（2002）的说法，由于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等因素对资产市场交易成本的影响十分明显，因而寻求比较制度方法⑥，目的是通过选择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经济效率，隐含假定产品市场是近似完全竞争的，仍然实行边际成本定价法。其基本结论是，在专用性资产发生沉淀成本的情况下，通过合理的非市场制度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可以达到回收专用性资产投资的目的，进一步缩小政府管制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长期契约、垂直一体化等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这样做并不排除市场竞争，反而还会促进或鼓励市场竞争，因而不需要政府管制。

由于市场制度本身不完美，非市场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非市场制度本身也不完美，如果它们运行成本太高，最后迫不得已也需要政府管制。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管制的充分条件，尤其在现代经济中，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投资（沉淀成本）等普遍存在，可以签订长期契约，无须根据边际成本定价进行传统政府管制。本文运用不可逆投资和不确定性进行分析，特别是围绕实物期权方法下的市场定价原则，打破垄断和竞争市场结构简单的两分法，将传统政府管制理论向前推进，从而提供一种新的政府管制原则。

二、不可逆投资与新古典净现值投资

不可逆投资（Irreversible Investments）与交易成本经济学上的资产专用性，以及产业经济学上的沉淀成本密切相关，只是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而已。一旦作出投资，不可逆投资就不可能通过自身出售价值得到补偿，在现实经济条件下，有哪些因素使投资支出成为不可逆？⑦

第一，当投资是特定企业或产业时，投資支出是不可逆的。例如，一家钢铁厂属于特定产业，它只能生产钢铁，如果钢铁价格下降，那么出售该厂不能获得任何收益，因此，其大部分投资都是沉淀成本。按照威廉姆森的划分，资产专用性可分为以下四类：（1）设厂位置专用性;（2）物质资产专用性;（3）人力资产专用性;（4）特定用途的资产，是指供给者仅仅是为了向特定客户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而进行的投资，如果供给者与客户之间关系过早结束，就会使供给者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状态，一旦这些专用性资产退出，便会产生不可逆投资⑧。

第二，即使投资不属于特定企业或特定产业，它们往往也是部分不可逆的。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致使买卖双方对二手资产的质量信息不完全，往往会产生沉淀成本。这种“柠檬”问题困扰着许多资产市场，例如，办公设备、轿车、卡车以及计算机并不是特定产业的，尽管可以销售给其他产业的企业，其再转售的价格大打折扣，仍会产生不可逆投资，尽管它们几乎都是新的也是如此。

第三，契约安排或政府管制本身也会产生不可逆投资。例如，政府对资本的管制，可能会使投资者出售其资产并重新配置资金变为不可能;同样，对于培训新职工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也可能是部分不可逆的。在契约不完全条件下，由于违约也会造成初始投资成本无法回收，从而产生不可逆投资。

实际上，虽然现实经济中有一些投资符合新古典净现值投资方法，但是大多数投资并不符合这些条件，从而造成投资的简单两分法。不可逆性和延期的可能性是现实中大多数投资的重要特征，这严重削弱了新古典净现值投资模型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当企业面临市场条件的不确定性时，首先需要计算出新工厂的预期收益流的现值（TR）;其次计算出建造工厂所需的支出流的现值（TC）;最后计算出这两者之间的差额（投资的净现值，TR-TC）。如果投资净现值小于零，企业不进行投资;反之，如果投资净现值大于零，企业则进行投资。然而，不可逆投资的典型特征是在一定条件下，投资具有沉淀成本的性质，一旦投入，企业撤资时就会面临潜在的投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当企业作出了不可逆投资时，它就相当于执行或者“消灭”了投资的期权价值（V），放弃了等待以获得可能会影响到投资意愿或时机选择的新信息的可能。一旦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它不可能停止投资而瞬间撤离，此时，失去的期权价值也是一种机会成本，自然包括在投资成本之中。因此，新古典净现值投资方法必须修正以符合真实投资的需要，此时新古典净现值投资方法就需要变为TR-TC-V是否大于零的问题，亦即立即投资的净现值需要大于等待的期权价值，而不是简单的TR-TC是否大于零的问题。

在新古典完全竞争的长期盈利分析模型中，不存在任何不可逆投资，意味着生产量会随着市场价格发生变化，忽略了现在作出决策时的机会成本，放弃了等待新信息的机会，仅仅依靠市场价格机制就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进一步说，如果投资者具有完全信息，则长期不可逆投资不会给经济带来任何问题，因为投资者只会在能够获得预期收益的前提下才会购买这些资本品，过度竞争也不可能发生。同样，如果投资成本具有完全可逆性，亦即没有沉淀成本，那么，即使投资出现亏损或错误，投资者也会无成本地撤销投资，轻松地转为他用或者依靠出售资本品得到完全补偿。可以说，没有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不可逆投资，它单独不会影响市场效率;同样，没有沉淀成本条件下的不确定性，它单独也不会影响市场效率。只有当不可逆投资与不确定性相互作用时，才会导致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⑨，如表1所示。

如果投资者具有完全信息，或者投资具有完全可逆性，那么自由市场就足够了，无需政府管制，如表1中的A、B、C情形。然而，由于投资者不具有完全信息，不确定性始终存在，对不可逆投资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无法真正预见未来，不可逆投资和不确定性普遍存在，期权价值始终存在，无法按照边际成本定价，如表1中的D情形。此时企业采取何种定价策略，对于政府如何管制就显得十分重要。

三、确定条件下边际成本定价与传统政府管制

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可以解释大量企业展开竞争的市场（所谓的完全竞争市场），这也是现代经济学最理想的市场模式。现代经济学家也以为现实中的市场已经进入这种理想化的模式，并以此提出各种政策主张。可是，这个市场与现实经济有很大的差距。在当今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代表性的供给曲线并没有考虑产业分类，水平或向右下方倾斜的供给曲线都被视作特例而忽略掉了，难以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规模经济或自然垄断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当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企业亏损。因此，存在规模经济或自然垄断定价的基本矛盾，需要政府对价格进行管制来削减进入壁垒造成的垄断租金。

为了研究具有报酬递增的市场竞争，我们可以运用鲍莫尔等建立的可竞争市场框架。在那里不存在市场的进入壁垒与退出壁垒，即没有沉淀成本，此时政府管制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进入威胁造成潜在竞争压力，在可竞争市场上，即使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也可以达到一种市场均衡。显然，正如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代表一种抽象理想，完全可竞争市场模型也是一种理想化状态，如果在规模经济之下可竞争市场能够健康运行，则规模經济不足以成为政府管制的理由，固定成本并不影响市场绩效，仅仅考虑生产技术的自然垄断并不能证明需要政府管制。反之，在规模经济和背离“可竞争市场”的前提下，传统的政府管制则必不可少。

完全可竞争市场理论把完全竞争的定义延伸到可使用规模经济与自然垄断的尝试。完全可竞争市场不存在沉淀成本形式的进入壁垒，生产技术已知，并且可以免费获得，竞争由行业内的企业与潜在企业来进行。这种轻松的市场进入，与完全竞争的标准经济模型的假设前提相同：在市场之间生产要素在流动时没有任何成本。可竞争市场提供了公认的理想基准模型，对于研究政府管制非常重要。显然，进入壁垒（沉淀成本）、外部性（交易成本）、生产技术差别或内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都会改变可竞争市场的预测结果，从而需要政府管制。

由于沉淀成本显著，不仅许多公用事业如此，规模经济显著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现代制造业也是如此，与农业规模不经济相反，制造业容易采取劳动分工，生产率极易得到提高，而且劳动分工可以间接地促进技术进步，所以，在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的双重影响下，产量的增加不仅将价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甚至有可能促进单位生产成本逐步下降，从而意味着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倾斜，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很容易出现马歇尔难题。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会偏离边际成本定价法，甚至会出现加成定价法⑩。但是，沉淀成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并不能简单地根据沉淀成本来实施政府管制。这是因为产品市场供求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市场需求大幅度右移，成本最小化就要求市场由多家生产而削弱沉淀成本约束。同样，生产技术的变化也可以降低平均成本，削弱沉淀成本。因此，产品市场需求量增大，造成沉淀成本占总收益比例变小，因而市场趋向于可竞争性的，生产技术变化也可能降低沉淀投资的数量。

由此可见，规模经济（固定成本）并不构成市场效率降低的标志，而沉淀成本则是影响市场效率的根本性的经济变量，政府管制的基本原则在于加强沉淀成本管理，而不是简单地依靠边际成本定价方法来进行传统管制，从而阻碍企业成长和经济增长。

四、不确定性条件下价格大于边际成本定价的合理性

如果有沉淀成本，是否真正意味着没有市场竞争呢？如果处于零交易成本或者完全契约条件下，沉淀成本也不会影响经济效率。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委托—代理理论都看到了交易成本的存在，承认了资产专用性（规模经济）、机会主义和交易频率等经济变量。在这种情况下，考虑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性和交易成本的存在，只需要通过非市场制度降低生产要素交易成本，同样可以创造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又可以回到新古典完全竞争环境中，仍然可以采取边际成本定价法。

除了规模经济技术优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可逆投资也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一个显著特征。企业进行投资很容易产生不可逆投资，特别是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更不愿意进行投资。而且，不可逆投资风险不仅来自于产品市场的供求变化，还来自于资本品市场信息不完全等方面的影响，从而使等待（或观望）获得期权价值无形中增大了不可逆投资的机会成本，致使投资成本增大，超越了新古典确定性条件下的边际成本定价行为，从而扩大市场边界，缩小了政府管制的范围。在这里，我们将不可逆投资、不确定性和可延期性等纳入企业投资决策中，需要我们采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定价方法，即实物期权方法进行决策（Dixit & Pindyck）{11}。这在商品生产与投资行为分析中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能够解释投资中的观望方法，厘清传统政府管制的局限性。

在什么条件下实物期权方法有效？一是投资是部分或者完全不可逆的。当企业改变决策时不能完全收回投资的初始成本，如果投资不涉及不可逆投资，那么就没有选择价值了，这是因为企业现在投资还是后来投资都不会有任何投资损失。二是来自于投资的未来收益是不确定性的，企业只能评估代表企业投资的较高或较低收益（损失）的不同结果的概率。也就是說，只有出现坏的投资可能性，企业才会采取撤消投资决策。在确定性条件下，投资的好处都可能完全预测到，不需要等待潜在的信息收益。三是企业在投资时机上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它可以推迟行动以便获得有关未来的更多信息（当然，永远不可能是完全信息的）。如果投资不可延期，就会立即投资，不会等待新增信息。当以上三种投资行为相互作用时就会决定投资者的最优决策，从而也会偏离新古典净现值投资方法。

实际上，虽然购买金融资产可以转手，但并不一定是以当初购买的相同价格来出售。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些交易也是部分可逆的。史普博曾指出：“在许多竞争性市场上都有巨大沉淀成本的存在。如资本密集型产业（汽车、钢铁）和R&D密集型产业（化工、计算机）就必须承担相当大的沉淀成本。虽然各个企业的沉淀成本很大，仍然有多个企业提供市场服务并不时发生竞争性的进入和退出。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赞成通过企业的创新、产品差异以及接近边际成本定价，市场所表现出来的绩效能够达到竞争的理想。所以，沉淀成本不一定排除或妨碍竞争，尽管它们被视为一种进入壁垒。正如上述市场事例所证明，沉淀成本不一定导致长期契约安排。因此，如果不是自然垄断，沉淀成本就不能成为政府管制的依据，虽然它们的缺乏可能表明费率管制有多余之嫌。由此可知，沉淀成本可能既非一种进入壁垒，也非管制的必要条件。”{12}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不可逆投资与不确定性结合起来，通过期权价值可以透视出竞争性行业的均衡的形成过程。与新古典自由竞争过程相比，它同样也不需要随时随地的政府管制。这是因为政府管制会在市场供求调整的路径上设置障碍，例如，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投入或产出的供给、生产技术等都会导致消费者和企业计划的变化，从而导致供求曲线发生变化，而所设置的政府管制会限制消费者和企业经济决策的理性调整，如图1所示：

在图1中，横轴Q表示商品的数量，纵轴P表示商品的价格，S表示企业的供给曲线，D表示企业的需求曲线。如果没有沉淀成本，企业可以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化而自由进出市场，这是标准的新古典完全竞争模型。然而，如果出现沉淀成本，企业进入时需要考虑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期权价值V，不仅会提高企业的进入成本，而且还会进一步提高退出壁垒。此时与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的生产与供给观点相矛盾。依据马歇尔的进入与退出规则的观点，当价格大于长期平均成本时，企业会进入或扩张。反之，当价格小于平均可变成本时，企业将退出或收缩。然而，一旦采用实物期权理论，新古典净现值投资方法并不正确，因为期权价值的存在，不仅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成本，而且还会使原有的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到Sv，此时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为Dv，形成均衡价格为Pv。如果企业每项投资都能无成本地逆转或者转为他用，则今天作出的投资承诺，就不会损害对明天投资计划决策的分析，此时市场均衡价格为Pe。反之，如果企业投资出现了错误，即使低于平均可变成本，企业也不会退出，因为等待退出也会有机会成本，直到等待的机会成本（期权价值）小于零，企业才会退出，比如，价格必须小于Pu。如此一来，企业一旦进行了不可逆投资，就会使期权价值发挥作用，从而影响市场调节过程。

由此可以看到，价格大于边际成本定价，并不意味着市场失灵，而是企业自身考虑期权价值的结果，市场会在更大范围内自发调节，大大超出了原有的市场供求范围，此时并不需要政府管制（Alleman & Rappoport， 2006）{13}。此时，如果政府采取传统管制价格P1，那么企业只能生产商品数量Qg，满足不了消费者需求，反而还会降低社会福利。如果政府出台管制政策，就会造成企业观望，影响市场的自发调节过程，除非期权价值进一步扩大，没有任何企业愿意投资，导致企业供给曲线消失。只有在那个时候，才需要政府管制，目的是降低不确定性，尽量消除期权价值。

五、简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按照新古典净现值投资模型，在假定没有不可逆投资或沉淀成本的情况下，竞争性市场会实现帕累托最优，即使出现规模经济，也无需政府管制。然而，一旦引入不可逆投资和不确定性，这种新方法就意味着等待更好（但永远不完全）信息的期权价值，其价格大于边际成本定价是理性的，传统的政府管制就不合时宜了，迫切需要创新政府管制方式。

不可否认，依据边际成本定价法，市场机制范围小，政府管制范围大，难以符合市场经济现实，很容易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和社会福利下降。然而，一旦考虑不可逆投资与不确定性，就意味着会扩大市场机制的范围，缩小政府管制的范围，从而摆脱了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丰富了中间组织或制度形式。也就是说，不确定性与不可逆性自身并不构成市场失灵的证据，只有当企业无法摆脱不可逆投资和不确定性的困扰时，造成私人主体不愿意进行投资，最后才需要政府管制。政府管制的基本原则是减少不可逆投资和降低不确定性，完善风险市场和风险分担机制，促进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而不要具体着眼于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的传统政府管制细节上。

首先，需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灵活的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建立公平竞争的透明的市场规则，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尽量减少不可逆投资。例如打破地区保护或行业垄断等，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反应程度，有助于不可逆投资直接得到回收，正如在可竞争市场上，竞争者进入将产生平均成本定价，重复使用特许权配置机制，以保证有规模经济特征的市场有效运作。同时，需要依据市场需求和生产技术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管制原则。

其次，虽然灵活的市场可以减少不可逆投资，但是在不可逆投资无法减少的情况下，要允许企业自己管理不可逆投资。例如，企业可以自己进行教育和培训投资，减少人力资本专用性，改善劳动力的流动条件;再一个是企业之间垂直一体化、长期契约或产权结构调整，目的是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避免道德风险和违约可能性，保证不可逆投资的回收，避免出现流动性问题。此时这些制度安排要比市场制度配置资源更重要。

再次，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坚决扭转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对不可逆投资的保护以及对契约效果的监督，激发企业家精神，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政府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市场活动监管，推进简政放权，降低政策或制度不确定性及其产生的期权价值，确立良好的投资预期环境，弱化不可逆投资的风险。

最后，政府还可以采取税收减免或加速折旧等经济政策，刺激不可逆投资。例如，建立社会保险和监管金融市场，以及必要时采取补贴或优惠的产业政策等。

总之，如果没有不可逆投资，任何投资错误都可以无成本地重新得到优化配置。然而，不可逆投资和不确定性普遍存在，政府应该以降低不可逆投资和不确定性来管制市场，恰当的作用是搭建平台和制定游戏规则，不要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特别是要考虑不可逆投资、不确定性和期权价值，不要过于频繁地改变规则。这个规则应该鼓励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让企业的创造力完全释放，但也要制约由不确定性（如机会主义）引发的垄断行为，避免市场经济周期波动大起大落。不论企业是竞争还是垄断，也不论企业是否具有规模经济，是否实行边际成本定价，都需要权衡政府管制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尽量让企业自己寻求促进生产性的寻利活动而不是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政府管制应该努力着眼于完善市场秩序的一般规则，减少或尽量消除不必要的不确定性，包括法治和产权界定保护等方面，这可能是刺激投资的最好途径。在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的问题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这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 刘有源：《到底谁在配置资源》，《江汉论坛》2020年第1期。

②{12} [美]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91页。

③ A. Dixit， The Role of Investment in Entry Deterrence， Economic Journal， 1980， 90（357）， pp.95-106.

④ W. J. Baumol， J. C. Panzar， and R. D. Willig，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pp.279-303.

⑤ R.  Coase， 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 Economica， 1946， 13（51）， pp.169-182.

⑥⑧ [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7—55、133—135页。

⑦ [美]阿维纳什·迪克西特、罗伯特·平狄克：《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⑨ J. P. Chavas， Production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under Sunk Costs and Temporal Uncertainty，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4， 76（1）， pp.114-127.

⑩ A. Dixit， R. Pindyck， and S. Sodal， A Markup Interpretation of Optimal Investment Rules， Economic Journal， 1999， 109（455）， pp.179-189.

{11} A. Dixit and R. Pindyck，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3-10.

{13} J. Alleman， and P. Rappoport， Optimal Pricing with Sunk Costs and Uncertainty， in R. Cooper， A. Lioyd， G. Maden and M. Schipp （eds.）， The Economics of Online Markets and ICT Networks， Heidelberg： Physica-Verlag， 2006， pp.143-155.

作者簡介：郭砚莉，辽宁大学商学院副教授，辽宁沈阳，110136。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