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家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二十世纪最经典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之一，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本部作品通过引用广博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知识，构建出一个“文明”的“福特纪元”。在“文明社会”中，生物基因技术得到空前发展，人类尚在胚胎之时就已在试管中被划分好了阶级，注定未来从事劳心或劳力、统治或被统治的活动。这些所谓的“文明产品”如同福特流水线一般大批量的生产，“睡眠教育”已将他们的思想牢牢禁锢，唆麻和感官电影带来的精神冲动让他们沉醉其中，他们失去了作为“人”应具有的思考能力和创造力，自我主体意识完全消解，成为社会的“提线木偶”。而来自保留地的“野蛮人”约翰却成为作品中唯一可感知的存在。

在《美丽新世界》的结尾处，面对伯纳和华生的询问，“野蛮人”约翰道出了自己用芥末温水催吐的真实原因：“是的，我吃了文明”，“我觉得我中毒了，心灵受到污染”，“我吞下了自己的邪恶”我们不禁会感到疑惑：社会本分安定、环境清洁卫生、瓶中优育、信仰“我主福特”、象征着“文明”的“福特纪元”，竟会令一个来自保留地的暴力可怖、肮脏呆板、劣等胎生、满脑“上帝与菩公”的“野蛮人”如中剧毒、厌恶作呕。或者说，站在主体的立场上，关于本质和价值的认知，其背后的文化根源究竟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剖析。

一、主体意识的消解：“流程”与“过程”之辨

“流程”本义为水流经的路程，引申为按顺序安排计划或生产等的操作过程;“过程”是指事物连续变化或进行所经过的程序。在《美丽新世界》中，对于新世界的人们而言，生命不过是一个流程;而对于“野蛮人”约翰来讲，生命是一个过程。

新世界公民生命的“流程”，本质为人的异化。“异化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 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连珩，杨云飞《对青年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新反思》，《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33页】在新世界中，人们把自我意识归结为“我主福特”所赐，在对福特的盲目崇拜中迷失了自我，走向自我的对立面，即非我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奴役，人们真正的自由受到限制。

福特纪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在伦敦中央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经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的处理，一个受精卵历经萌蘖、增生、分裂，最终形成8至96个胚胎，成长为8至96个成年人。人的成长环境由母体孕育转变为瓶内培植，“妈妈”“爸爸”“家”成为色情淫秽、猥琐下流的字眼，使生活变得复杂，是痛苦的深渊，是疯狂与自杀的根源，令人生笑。瓶生是高贵、圣洁的，成为正统的代表;胎生是肮脏、低贱的，成为非正统的代名词。

编号署名、社会条件预定、数量分配、命运设计……从命运预定员到胎孕员，从胎孕员到命运预定员，从命运预定员到社会条件预定室，最终到胚胎库，这种具有“进步”意义的造人方式，通过营造一种“模式化顺境”，使卵子的分裂由偶然成为必然，人们如同福特生产流水线上的汽车一般，投入效率化，产出同型化，高度規范，精准统一。首先，新世界建立起严格的分层与种姓制度，将人们分为α、β、γ、δ、ε五个等级，给予不同的待遇和工作;其次，通过对幼儿播放广播，对其进行“睡眠教育”，借用所谓的“道德力量和社会化力量”，灌输“标准化”的价值观，不断重复，让这种“真理”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达到在现实中严格遵守、脱口而出的效果，达到愚民的目的;对δ孩童进行声音和电击恐吓，在这种人为地“条件反射”下，使他们带着对书本和鲜花的厌恶长大成人，使他们“被喜欢”田野运动和花大量的交通费，以促进消费型经济的平稳运行，维持社会现状。

“野蛮人”约翰生命的“过程”，本质为实践，即人的对象化活动。它包括“在人们占有和享受对象化成果的过程中产生的品味、欣赏等体验活动过程。”【张建云《“占有和享受”：整体性实践的内在环节》，《学术探索》2020年第4期，第9页】这种体验活动如同一面镜子，使人们观察自我、发现自我，在品味欣赏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化自我主体意识。

约翰是一位出生在马尔佩斯的孤独者，他成长在“自然的逆境”之中。他和琳妲住的屋子与村子之间隔着一堆灰沙和垃圾。对琳妲而言，约翰的出生是最大的安慰，但更是一个意外。有新世界背景的母子二人，在保留地备受排斥。从小到大，约翰承受了琳妲无数次殴打，也承受了保留地人们无数次唾骂。年少的他富有求知欲，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好奇。但是与印第安村的老年人相比，受“睡眠教育”洗脑的母亲给不出他想要的答案。约翰是一个有灵魂的人。他会因季雅纪美的成婚而伤心，会因月圆之夜被驱赶出羚羊圣窟而迷惘，会因丽英娜对爱情的轻浮而感到愤怒。出于对心灵的守护，他在医院扔掉唆麻，逃离伦敦，来到灯塔。在这最后的隐居地，他跪在地上不停地祈祷，“不时地平摊双臂作出被绑在十字架上的形状，一动不动，直到胳膊，疼得发抖，难以忍受，汗流满面，他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啊，请饶恕我吧！啊，让我变得纯洁、变得善良吧！”【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王波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241页】对约翰而言，廉耻胜于肉欲，虔诚的信仰胜于虚妄的唆麻，“野蛮”的灵魂胜于“文明”的躯体，这是他对文明世界的反叛。

显而易见，这种强制实行的乌托邦“是一个糟糕的乌托邦、一个反面的乌托邦或者是一个拙劣的乌托邦”。【默里《赫胥黎传》，夏平等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年，第241页】新世界好比是一台超级计算机，而里面的公民便是一个个二进制数字，机械、冷漠而麻木，其主体意识在这种暴力压制下已经消磨殆尽——这是一场全民奴役。“人们没有受胁迫，他们是心甘情愿被奴役的。”【默里《赫胥黎传》，夏平等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年，第241页】与其说他们是“人”，不如说他们是“优等生物”。与这种社会操纵下的程序化“模式人生”相比，约翰的生活更为独立自主：“想起自己在伦敦那几周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日子，现在这种靠技巧和耐心的活更像是一种享受。”【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王波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243页】约翰选择了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方式，在劳动实践中发挥主体作用，体现出“人”的智慧与人文精神。

二、二元结构的形成：“看”与“被看”之论

在《美丽新世界》中，“看”与“被看”的矛盾关系，构建出“文明”与“野蛮”这一二元对立结构。

关于爱情，“文明人”被鼓励从幼年开始就进行性爱游戏，不断变换性爱伴侣，成年后更是可以随意找到自己想要的对象，他们的爱情与“肉体”画上等号，“一夜情”是常态，“性”是最美好的消费，伦理意识严重畸形化。至于信仰，一旦陷入苦海，“文明人”便会掏出唆麻服下，在虚幻的梦境中昏睡不止，通过感官的狂欢进行自我麻痹。作为“文明产品”，他们只是这个社会的附属物，只具有生物本能，所有的选择都是“肉体欲望的本能驱动”，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行为的意义，不过是在团体中人云亦云，将庄严的赎罪仪式变成了狂欢庆典，沦落为集体无意识的奴隶。

反之，“野蠻人”约翰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恪守传统的道德，对丽英娜爱得卑微而虔诚，更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尊重。约翰对生命与灵魂有着清醒的认识，一直渴望体验苦难、体悟“活着”的意义，秉持禁欲主义与赎罪观，感受最真切的现实存在。

来到灯塔后，约翰有了更多与自己对话的时间。相对于新世界公民的盲目消费，“他的心还漂荡在另一个充满死亡和神灵的世界，”他认为自己来到灯塔是为了受苦、赎罪、体验痛感，便不允许自己有一点快乐。一旦越界“神游”，他就会喝芥末温水催吐、用鞭子抽打自己，以示惩戒。但他自我救赎的举动却被“文明人”视为“野蛮的游戏”。第一次被发现后，“这儿来了一群记者，就像兀鹰终于找到了尸体。”他将记者们一个个踢了出去;第二次被发现后，他成了感官电影公司的大腕摄影师达尔文·波拿巴特新片《苏瑞郡的野蛮人》的主角;第三次被发现后，一群叫嚷着“我们——要——看——鞭——子——功”的“文明人”蜂拥而至。他当着这些看客的面，用鞭子狠狠抽打丽英娜。“人们都涌了过来，就像猪围着食槽抢食一样混乱。”他们并不明白这抽打意味着灵魂与肉欲的决裂，只是“被这种痛苦的恐怖所吸引，一种来自内心牵引，以及合作习惯的驱使和团结补偿欲望的支配，他们也开始模仿起野蛮人的疯狂动作，彼此疯狂地殴打起来，或是殴打着那躺在石南丛中抽搐着的身体——可怜的丽英娜。”

显而易见，作为“被看者”、唯一一个清醒的人物的约翰，却被冠以“野蛮”之名;而作为“看者”、空虚麻木的新世界公民，却成了“文明”的持有者。“文明”是科技背景下的伦理丧失，“野蛮”是宗教背景下的人性关怀。归根到底，“文明”与“野蛮”发生了实质性的错位，二者形成了绝对对立。

三、“文明”的排他性：死亡

“缓缓地，异常缓慢地，像慢条斯理的圆规的两只脚，那两条腿向右边转了过来，向北、东北、东、东南、南、西南转了过去，停住，悬了一会儿，又同样缓慢地向左边转了回去……”文章最后，约翰的生命停留在了一根细绳上，“文明”终是将此“异己”铲除，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透过整个文本，我们可以看出约翰的死亡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表面上，约翰死于己手，呈现出一场自我消解的悲剧;但实质上，约翰的死源于“异度空间”的排斥压榨。

其一，约翰是“文明免疫”失败的产物。类似于生物学免疫疾病中的“过度免疫”症状，约翰在接触“文明”的过程中自身“免疫系统”发生异变，“敌我不分，攻击自身”。“文明”前的约翰，本是一个单纯善良、敬畏灵魂的孩子，他拥有作为一个“人”的自然的、真实的情感。他会因母亲和其他男人在一起而羞耻、愤怒，甚至想杀了他们;他会默默、远远地却又热切、奋不顾身地去爱季雅纪美，他会因她和别人礼成而悲痛;他愿意为丽英娜去冒险搏斗，为她带回一张山狮皮或狼皮，或是做一些像扫地那样卑微低贱的事情来证明自己对她的爱;他会因母亲的死亡而痛苦和悔恨，进而仇视唆麻。但是在“文明”后，他发生了改变——他对“文明”产生了强大的心理排斥感。他为了与“文明”划清界限，对自己进行了四次惩罚：第一次是在和穆斯塔法·梦得弗谈话后，用芥末温水催吐，以示对“文明”的厌恶;第二次是在意识到自己做弓体时一直哼着歌后，先煮芥末温水进行催吐，后用鞭子进行自我抽打;第三次是幻想着与丽英娜交欢时，冲进了荒原边上的松丛，努力使松针刺进胸膛，随后再次进行自我鞭打;最后一次就是死亡。约翰曾对“文明”做出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差不多快把弓体完成了，才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哼着歌。唱歌！他好像自己在干坏事被撞了个正着，不禁羞得满脸通红。要知他来这儿可不是为了唱歌和享受，而是为了不继续沾染那些文明生活的垃圾，是为了清洗自身的污秽，积极弥补过失的。”“文明”后的约翰，在排斥“文明”的过程中，其实已经混淆了“自我”与“他我”“文明”与“野蛮”的界限。他将自己正常的情感渴望视作新世界的“毒草”，以自我惩戒的方式，迫使自己放下对丽英娜的爱，转而去为母亲琳妲的死亡而忏悔。不得不说，约翰的过度排外也是他在最后迷失自我的重要诱因。

其二，约翰的死亡源于外在催化。从整部作品的构架上看，新世界作为一架庞大而精密的机器，其数字化与体制化背景下的“高度文明”，已经消解了其他事物存在的基础。“文明”与“野蛮”二者处于高度不相容的状态，占据绝对优势的新世界根本不允许保留地的“野蛮人”靠近。数不胜数的毒气弹和边界数千伏特的电网，已经为这两个世界画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约翰的生活环境处于“文明”的边缘，本来就是作为异质元素而存在。如同俄罗斯方块的叠加一般，“野蛮”空间建立在“文明”底座的基础之上，在一种动荡的稳定中逐渐消融。与此同时，来自新世界的“文明”不断渗透进约翰的思想体系，对他的判断力造成了干扰。约翰在挣扎的过程中，“野蛮”的空间被不断压缩，信仰的生命力不断消磨，价值体系崩塌，最终导致自我摧毁。

其实，自始至终，“野蛮”都是“文明”的一面镜子。“野蛮人”一直在靠“文明人”来审视自身、给自己定位;而“文明人”一直是通过与“野蛮人”的对比，获得优越感，实现自我满足。在这“镜像”互动的过程中，“野蛮”一直处于镜子的背面，是被排除在外的“他者”。

四、符号化的文明：科技与消费之殇

其实，无论是主体意识的消解，还是“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结构的形成，到“文明”的排异性、“野蛮”的他者化，都反映了20世纪初西方唯科学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影响。

20世纪初，“飞速发展的生产力、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和不断翻新的思想观念使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卷入了不可抵挡的现代化潮流中。”【王立新《西方文化简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7页】以英国为首的传统西方社会步入转型期。随着各国实力的增强，原本稳定的政局开始动荡，商业化大潮席卷全球。英国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美国消费文化开始对英国文学进行渗透。“文化本身已悄然变成了一种可以循环的资本，商品变成了一种在社会各个微观结构中快速流通的消费符码，人们的趣味和对时尚的理解也随着这一复杂的社会化进程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胡强《消费社会、生活方式与趣味“追逐”——20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学中的文化观念变迁》，《外国语言与文化》2019年第2期，第60页】随着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福利政策的实施推行，慢慢地，人们可以获得想拥有的一切，强烈的消费欲望得到满足。基于对社会现状的盲目乐观，人们不再以劳动为荣、为本，停止了“生产神话”，转而进行“神话消费”。艰辛刻苦的岁月已成过去，欲望与享乐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现实社会中，随着福特T型车和流水生产线的诞生，“消费资本主义使得全社会都具有崇敬‘大家的福特和‘T型车标志的信仰”【默里《赫胥黎传》，夏平等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年，第243页】，在《美丽新世界》中，“文明人”已经狂热到将福特异化为“神”，福特成为一种代表新世纪的特殊符号。在对这符号的高度颂扬之下，所有的客观事物与社会现实都被否定。唯科学主义已经从技术层面实现了对人体的控制。“随着‘进步观念和商品消费的进一步聚合，主导这一时期英国传统社会的那种‘大众的道德经济已逐渐‘让位于市场和工厂的政治经济，”【胡强《消费社会、生活方式与趣味“追逐”——20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学中的文化观念变迁》，《外国语言与文化》2019年第2期，第60页】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弱化，培植出一种外在的、没有内涵的文明。人们的个性消失殆尽，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已经超越了对道德的向往，社会陷入了文化困境。在《美丽新世界》中，约翰多次提及莎翁诗集中的经典语录，实际上是作者对社会现状的反思，对当时人们的劝诫，引导他们进行自我救赎。

自新世纪伊始，西方就陷入了一战的漩涡。战火过后，各国经济又面临巨大的危机，经历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期。一方面，工人们纷纷失业，社会购买力下降;另一方面，为保护本国市场，转嫁危机，稳定政权，各国纷纷采取“有利于本国的保护性经济政策，经济民族主义盛行，”【王立新《西方文化简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9页】国际关系日趋紧张，法西斯主义势力日渐抬头。这场由科学引起的悲剧把人们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我自己了。”【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9页】的美梦中惊醒，人们开始反思科技外溢所造成的伤害，开始重新审视自我价值，趋于正统的“自我认知”逐渐回归。

五、结语

常言道：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在《美丽新世界》中，“文明”成功压制了“野蛮”，科学技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纵观这部富有反思性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借约翰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笔下的世界并不完全充斥着黑暗，仍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发现错误，及时止损，让“自我”重新盛开在文明的舞台，世界才会走向真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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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耀如，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