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欣宇，曲 鹏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的发展与建设进入了重要的历史机遇期。然而在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区域非均衡发展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尤其是乡村地区的人口、土地、资金等要素长期向城市输出，不断削弱村庄在各项建设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与发展动力。在此背景下，乡村发展与转型问题愈发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回顾西方国家发展历程与经验，其广大乡村也曾经历剧烈地域功能变迁与要素重组[1]，促成了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重构[2-3]。二战结束初期，欧美各国过分重视提升农业生产水平[4]，催生了“扭曲”的现代主义发展范式，干扰广大乡村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5]。20世纪90年代前后，欧盟发布《乡村社会的未来(The Future of Rural Society)》《考克(Cork)宣言》等纲领性规划，主张利用“多功能农业”(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MFA)消除愈演愈烈的生产过剩、社会衰退和环境恶化等问题，奠定了综合发展的转型思路[6]。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乡村应借助新一轮的功能调整与空间重构，全面提升自身的存续能力[7-8]。尤其是拥有独特自然禀赋和社会文化的传统村落，应积极恢复地域景观表达的乡村性特征[9]，挖掘日常生活图景蕴藏的大众想象[10-11]，为城市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12-13]，改善地方经济的多样性和活力[14]，激活日益衰退的乡村社会。

目前，中国城乡发展的整体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社会经济形态与空间格局的重构促成地域的多元发展[15-16]。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进入都市时代，城市及其周边乡村被裹挟到资本生产与消费的逻辑之中[17]。在此过程中，城市主导的消费文化驱动乡村旅游业蓬勃发展[18]，加快乡村空间的商品化进程[19]。经过漫长积累形成的具有高度地方性与辨识度的乡村景观[20]，对向往田园生活的城市居民吸引力不断增强。其中，传统村落更是凭借自身独特的地域景观风貌和历史文化资源[21]，在传承文化多样性和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2]。围绕其开展的相关研究，由最初的村落选址、空间布局、建筑风貌等物质形态演进及机理[23-25]，逐步转向于外来经济因素特别是旅游开发影响下的发展与保护问题[26]。吴必虎通过理论分析指出，乡村旅游的作用在于恢复传统村庄经济生产的功能与关系，助其顺利融入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27];徐虹运用实证研究发现，旅游产业的作用不仅可以发挥村庄自然与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还能够提升主体的参与意识与水平，真正实现产业帮扶农民脱贫致富[28];部分学者还从建设理念[29]、发展模式[30]、实施策略[31]等方面总结旅游型村庄开发的实践经验。整合地域传统景观风貌和风土人情资源，输出根植于乡土的多元价值，已然成为传统村落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32-33]。

总之，由城市消费文化引发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既有研究缺乏对结构调整中多元主体及其动态参与过程的深入剖析。乡村空间功能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向消费、休憩、服务等多元功能转变，本质上是物质要素配置和地方社会关系的动态重构过程[34-35]。因此，为了深入探究上述功能变迁与空间重构活动中发展要素的组织方式、关系结构与作用特征，本文选取天津市蓟县西井峪村为典型案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分析空间关系和复杂网络的优势[36]，重点剖析传统村落在旅游开发中出现的空间重构过程及其效应，以期为现阶段的乡村空间重构与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二、研究对象及方法

(一)研究对象

西井峪村隶属于天津市蓟州区北部的渔阳镇，是天津市唯一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的传统村落。村庄选址于饽饽山南麓，府君山以北的山谷地带，属于一处典型的北方塞内山村。受四面环山、谷峰交错的地貌特征影响，村庄建设与周边的山水环境互动融合，形成了因石而生、因石而居的古朴风格。目前，村庄核心保护区占地约13.4公顷，留存有大量明清、民国时期的石砌建筑，约占村庄现有建筑的2/3。长期以来，村庄经济与农民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农作物种植，虽然早年创办有集体石料厂，但迫于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加大而关闭。伴随乡村旅游产业的繁荣，西井峪村开始凭借相对便利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逐步从传统山村转型为乡村旅游目的地。自2009年至今，西井峪的风貌保护与开发经历了“传统自上而下到多元主体参与”[24]的转变过程，在各方利益主体的交互作用下扭转了日渐衰败的困境，推动了社会、经济、生态、景观等方面的重构。

(二)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社会学家提出社会是由诸多异质要素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37]，人类社会活动则是一定场域空间内要素联结与组合的动态过程[38]，由此建构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该理论可有效分析局部社会关系网络建构中不同主体相互作用的关系与动机[39]，特别是以基于微观的主体行为特征揭示宏观社会的演进机制[40]。具体而言，行动者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的存在和力量，它们一并成为关系网络建构的公共节点。关系网络建构的关键在于行动者利益的转译过程，确保各类行动者在网络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与影响[41]。转译过程主要包括问题呈现(Problematization)、利益赋予(Interesstement)、征召(Enrolment)和动员(Mobilization)等基本环节。

问题呈现主要是在明确各类行动者关注问题的重点基础之上，凝练可以促成其利益联结的“必经之点”(Obligatory Points Passage，OPP)；利益赋予指关键行动者通过利益分享增强既有网络韧性的同时，瓦解其他潜在网络关系的过程；征召和动员阶段需要发挥关键行动者的带动作用，一方面在利益联结过程中加快其他行动者融入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强化主体间的互动实现网络的良好运行。

基于其在分析异质行动者(包括人类与非人类)互动现象方面的解释力，ANT理论适用于揭示利益关系错杂、物质与非物质环境交织的乡村社会经济转型与物质空间重构[42-44]。在ANT分析视角下，传统村落西井峪的乡村旅游开发活动可视为多元决策主体协同的转译效应和结果，可基于转译环节剖析空间重构中不同主体行为的逻辑与动机，进而探讨乡村永续发展的可能机制。

水印图像的漏检测率和误检测率如表3和表4所示,其基于本文改进算法的图像检测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的CNN算法。使用深度神经网络能够有效的定位关键区域,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提高对图像水印检测的效率。图4中进一步可以看到在采用图像内容定位后对篡改区域的加密效率明显提高,计算时间得以显著降低。

三、天津市蓟州区西井峪村空间重构过程

(一)行动者网络的基本构成

参与西井峪村旅游开发且引发村庄空间演进的行动者，既包括地方政府、九略旅游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九略”)、村委会、村民、游客等主体行动者，又涉及自然风貌、人文景观、土地、房屋等非主体行动者。为了解决自身问题和获得预期利益，各类行动者将面临的问题汇集到必经之点，促成异质主体利益缔结(见图1)。其中，蓟州区及渔阳镇政府旨在通过开发特色旅游资源丰富乡村产业结构和经营类型，助力乡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作为一家专于战略、产业规划编制的旅游管理公司，九略尝试参与新一轮的乡村建设实践，拓展企业的经营范围；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由九略邀请的主要合作单位，主要负责推进村庄旅游开发与历史保护等建设项目，解决此前《天津市西井峪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存在的实施困境；西井峪村委会与村民长期面临村庄发展要素匮乏、动力不足等问题，迫切希望发展乡村旅游实现增收致富，改善村庄落后面貌和农户生活质量；对外来游客而言，他们期望在闲暇时光可以远离喧嚣城市，获得亲近自然田园风光的体验；非人类行动者则可通过乡村旅游提升自身的利用效率和价值；最终，各类主体面临的不同问题与利益预期聚集，形成西井峪空间重构的强制通行点(OPP)，即利用地域人文自然资源的价值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地方经济建设，改善农民生活质量。

图1 西井峪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OPP)

(二)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

在西井峪村空间重构过程中，行动者包括了参与到地方实践之中的社会和自然等诸多因素。各行动者通过经过目标与利益转译，重新界定各自在网络中的身份和行动逻辑，进而排除行动过程的障碍。

1.问题呈现：发展动力不足引发转型障碍

在问题呈现阶段，地方政府起到关键作用。经过漫长的历史积累，西井峪村形成了独特的村落景观与乡土文化，但相关的保护与开发工作起步较晚。2000年前后，民间自发的摄影活动已将西井峪这个小山村带入大众视野。2010年，西井峪村入选第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并在2012年成为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在此期间，上级政府将西井峪定位于天津市重要民俗旅游和艺术创作基地，一定程度上带动以民宿、摄影为主题的旅游开发项目建设。但客观而言，此阶段的村庄发展由于缺乏统筹规划与要素注入，存在配套建设落后、传统风貌破坏严重、地域文化缺失、旅游开发模式落后和业态同质等问题。因此，即便相关政府部门尝试通过编制《西井峪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统筹村庄的旅游开发与乡土资源保护工作，仍未能扭转村庄日渐衰败的趋势。如何真正实现传统村落转型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各自利益博弈的关键问题。

2.转译分析：外部企业介入促成同盟建构

为了实现乡村的转型发展，满足各行为主体的目标和利益诉求，需要在网络中实现目标与利益转译以排除障碍。其中作为关键行动者的地方政府的意图，对行动者网络的目标意图影响更深，主要表现为对其他异质行动者的征召和动员，进而建构运作乡村转型发展的网络联盟(图2)。

图2 西井峪乡村空间重构行动网络图

(1)利益赋予

第一，村落景观重塑。九略公司借助天津城市规划研究院愿景公司等专业设计力量，围绕地域特色改善乡村的整体公共环境，开展了提升配套设施、品牌视觉设计、营销策划等设计及运营工作。例如，该设计单位选择代表西井峪特点的“石头+食物”为主题，通过对农宅与道路之间的边角地进行绿化或种植粮食，提升传统村落的景观风貌；按照就地取材、经济实用的原则，利用石头重新铺设村中心广场，修葺公厕、书店、磨坊、皮影坊等设施，既维护了村庄的特色形象，又极大提升了设施配套与服务水平。

第二，民宿建筑改造。早期的乡村旅游农家院产品单一，难以满足日益多元的消费需求。针对此问题，九略公司选择因地制宜地改造原有农宅的特色和格局，打造包括精品民宿、优选农舍和标准农家院的梯度化乡村旅游居住产品。而且在优选农舍的建设中，九略主要负责招募、协调设计师及其农院改造工作，在打造农家游样板、整体把控项目实施质量的同时，更新村庄旅游项目的管理理念与运营方式。

第三，产业融合引导。在前期调研中，九略公司发现西井峪传统农业、手工业发展滞后问题突出，因此提出“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复兴农业及传统手艺”，促进村庄产业的融合与升级。一方面，以西井峪为推介主体，通过推广公众号、拍摄纪录片、编写宣传刊物等方式，加强市场宣传与拓展；另一方面，以村庄为招牌、以农业为核心，开展田园观光、农事体验、文化体验与特产购物等项目。如开设放羊赶驴、收稻割草、浇水施肥等乡村体验课程，培育农事接待农户；运用地域文化推动小米、核桃等农作物的品牌化效应，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解决农民创收困境；利用节假日举办集市、晚会、展览等，推广当地的踢蛋、秧歌和皮影戏等文化活动，展示和出售布鞋、草编等手工艺品。

(2)征召动员

第一，行政征召。地方政府是推进西井峪旅游开发活动开展的关键力量。如前所述，上级政府在制定地区发展规划时，就已经将其划定为区域重要的旅游资源项目。受上级政府的征召，渔阳镇政府开始整合行政与市场资源，将村委会、旅游公司、设计单位等纳入西井峪乡村旅游开发的行动者网络中。此外，镇政府还直接采取财政划拨的方式，解决村庄旅游业发展面临的资金短缺困境。如镇政府支付了第一批“优选农舍”90%的改造资金，并给予第二批农户3年8万元的贴息补助，调动村民发展民宿的积极性。

第二，市场征召。九略公司在渔阳镇政府的授权下成为西井峪旅游开发行动者网络的代言者。首先，利用深入的实地访谈获得村民信任，并通过组织集体游学、重修宗室族谱等激发原住民对整治村庄环境与发展乡村旅游的关注。其次，九略公司进一步招募规划院、设计师、营销部门等专业团队组建合作平台，达成景观重塑、建筑改造与产业融合等目标。

第三，地域自然人文景观征召。凭借古朴的山村风貌与乡土景观，西井峪开始吸引国内著名的作家、画家、摄影家及新闻媒体驻村采风，创作了多部影视文学作品，极大提升了传统村落知名度。在此基础之上，九略公司进一步通过出版独立刊物、制作影视短片，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其传统山村聚落形象进行品牌营销。

第四，村民及其房屋、土地征召。在村委会干部的宣传与鼓励下，村民按照自愿报名与抽签决定的方式，利用政府补贴资金和企业技术支持，推动农宅升级改造工作。而且九略公司还引导村民成立“优选农舍合作社”，通过统一订房、共同营销等手段，消除同质化产品引发的恶意竞争问题，壮大村庄集体经济。

四、传统村落空间重构的效应与机制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传统村落物质空间的重构是为达成各自目标的异质联盟构建过程。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井峪空间重构是以传统村落本底资源为基础，旅游产业开发为核心外力，并且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转型发展过程。而且依据动力来源的差异，该过程的实现得益于场域力、外源力和内聚力等三方面的综合作用。

(一)场域力：城乡融合激活乡土文化活力

城市与乡村共同构成一个彼此开放、相互耦合的地域综合体，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已成为改变地域特征最具渗透力的驱动因素。当前，我国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借助公平、合理、高效的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与一体化配置，发挥城市发展的涓滴效应，激活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在此背景下，传统村落可利用城市消费理念与消费习惯的转变，发挥自身旅游资源的吸引功能，改善城乡之间的互动关系，真正实现“城市利益让渡”。乡村旅游打破了原本围绕原材料、劳动力与粮食等要素确立的城市集聚经济优势与市场中心地位，挖掘传统村落田园风貌和文化遗产承载的家乡情感、生活情感、历史情感、文化情感等精神需求，促成村庄闲置资源的资源化、价值化。伴随大批城市旅游者的涌入，村庄由最初承载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向适应城市游客综合游憩需求转变，乡村地区则形成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能够充分分享城市经济的发展成果，支撑乡村振兴目标实现。

(二)外源力：企业介入提升项目运营水平

乡村旅游项目具有投资额度大、回收周期长和市场化运作程度高等特点。由于受自身资金、技术、管理等条件限制，传统村落通常无法自主进行旅游开发，需要利用政府或企业的资金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因此，在西井峪旅游开发初期，采取的自上而下政府管控模式出现了保护规划实施困难、村民参与程度不足等问题，倒逼地方政府寻求外部第三方介入。通过委托九略公司统筹传统村落风貌保护与乡村旅游产业复兴工作，以求应对不同实施主体的发展需求。在项目具体实施时，九略充分发挥组织中介的职能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是充分挖掘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提升项目市场化运作水平。当传统村落的发展基础薄弱、内生动力不足时，外部企业以正式制度嵌入方式获得旅游开发经营权，将有效加快项目市场化运作的效率和进程。比如在前期资源整合阶段，企业可利用法律法规、规划设计、合同协议等，迅速征用或租赁村庄的闲置资源并将其转变为市场开发资产；在业态与产品设计环节，应在充分尊重乡村性和地方性特色的前提下，结合城市游客的多元需求合理安排招商引资、整体打造线路产品和升级低端业态等。其二是加强村民参与水平与程度，拓展项目实施过程的社会效益。在参与西井峪旅游开发时，九略公司不仅重视追求经济利益，还通过积极为村民提供有效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再到地方多元治理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作为外部助力的九略公司，其采取的集研究策划、设计管理、运营管理于一体的工作模式，将地方政府与广大村民一并纳入到协同治理平台，打破了原有的垂直型权利结构；另一方面，健全非体制性组织，解决基层政府与村民运营、管理项目能力较弱问题，增强村民自治能力与水平。

(三)内聚力：主体参与巩固社会组织运行

空间是地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场所。西井峪物质空间重构过程本质上反映了村庄复杂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现阶段，我国广大乡村的社会结构仍呈现传统的“封闭性”与“内聚性”特征，成员之间密切关联造就了具有复杂社会关系的熟人网络，深刻影响着村庄社会经济运行。因此，西井峪在发展乡村旅游之前，也存在一个由血缘、地缘等关系为纽带、以本地村民和村委会等行动者为核心的熟人关系网络。伴随着乡村旅游的开发，乡村物质空间在更多承担都市居民消费功能与活动的同时，村庄原有的行动者网络的聚合关系被不断整合。

首先，在新一轮的旅游开发活动中，九略公司始终坚持“以村民为根基”的原则，利用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相对一致的“集体意识”，以及亲属邻里之间的“涟漪效应”，拓展产业建设带来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从根本上改变村民过分注重经济利益的价值取向，让其理解、支持、接受和内化当前乡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村民开始扮演着农事体验农户、饭店掌柜、民宿业主等多元异质性的职业角色，促成当地社会关系的联结纽带逐渐从血缘、地缘向业缘转变和拓展，并在相对完整的经济依赖关系中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

其次，这种关系也不断“解构”农民守旧的思想和重构新的认知方式。一方面，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深入和利益冲突的激烈，乡村熟人社会中的信任愈发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通过充分挖掘宗亲、邻里、老乡等社会关系，将有效增强身份认同和族群认同，调动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基于血缘和亲缘而建立起来的传统乡村社会往往对所谓的“圈内人”很信任，对“外人”却相对缺乏信任。但是，伴随经营活动中线上线下交易方式的大量出现，村民逐步接受和认同以陌生人信任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推动整个村庄社会的现代启蒙与催化进程。因此，以旅游开发为契机，可加快新型乡村治理主体培育，促成乡村精神内核的重构。例如，促进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多元化组织结构体系的建设，整体提升村民主体的自治能力；激发本籍能人与乡村精英引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拓展村庄治理主体的来源。

五、结语

在快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驱动下，发展旅游产业改善乡村社会经济水平，已成为地域转型发展与空间重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采用天津蓟州区西井峪村转型发展的行动者网络模式，分析核心行动者的转移过程，归纳乡村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对尚处于探索阶段的乡村振兴工作具有一定的决策参考价值。

首先，西井峪乡村旅游开发中，地方政府与九略公司的合作为村庄转型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开放张力，将各类行动者吸纳至“政府+企业”的村庄重构网络中，并被转移强化角色与分工，实现异质行动者资源与目标整合，有效提升多元主体参与水平。

其次，我国早期的乡村发展与建设实践活动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实施过程，其他行动者参与度较低。随着村庄参与需求能力的变化，上述模式需要进行自我修复与变革演进。面对乡村振兴背境下城乡联系及其要素交换的加剧，统筹场域力、外源力和内聚力的综合作用，将成为激发乡村永续发展能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