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慧平,方 臣

一、引言

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资源紧缺以及国际市场竞争加剧，我国贸易持续发展动力减弱，为此，需加快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而贸易流程涉及众多环节，尤其是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转变到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分工，国际生产到国际消费需要经历越来越复杂的缔约过程，如何降低贸易流程中的交易成本是当前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均假定契约是完全的，契约的实施和执行都是有效率的，而现实世界中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契约往往是不完全的，这种契约的不完全性容易导致事后“敲竹杠”“套牢”等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Williamson，1993)[1]。很多文献研究表明，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契约环境，可以有效防止机会主义行为发生，从而鼓励投资和创新(Acemoglu，2007；余淼杰，2016)[2-3]，获得更多贸易利益(Bernard，2015；吕朝凤和支宏娟，2017)[4-5]。也有学者主张契约的自我履行机制，即依靠信任、声誉等非正式制度对机会主义行为加以约束。Arrow(1972)[6]认为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是控制契约的最有效机制。信任是基于既定的、社会灌输的规范和价值观、道德义务、责任感和亲情纽带等对机会主义倾向进行的限制。信任是诚信社会的道德基础，是市场交易过程中维持良好合作关系的社会资本(Zak和Knack，2001)[7]，信任能够显著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的增长(Butter和Mosch，2003)[8]。

已有文献对契约与信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了有益探索。但是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很多分歧，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随着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涉及到知识、技术等专用性投资逐渐增多，由此产生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对一国的制度提出更高要求，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作为正式制度的契约和非正式制度的信任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有什么影响？二者之间关系如何？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研究。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不完全契约视角研究了契约与信任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丰富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关研究，而且为研究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视角；第二，现有研究对契约和信任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严重分歧，造成分歧的原因可能与使用数据有关。本文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的HS6细分产品数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数据和世界价值观数据库提供的社会信任数据重新检验，发现二者之间呈互补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契约是正式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比资本和劳动更为重要的、决定一国比较优势的要素(Nunn，2007)[9]。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知识、技术等专用性投资增多，而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越容易导致契约不完全和机会主义行为发生。良好的契约环境能够降低违约行为，减少契约不完全带来的“敲竹杠”风险，增加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有利于先进技术的研发和使用(Antras，2003)[10]，进而促进出口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的扩张(蒋为和蒋柳，2015)[11]。实证研究也发现，契约制度健全的国家或地区更倾向于生产和出口契约密集度高的产品，因此，加强契约制度建设，完善法律法规，不断优化契约环境，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贸易高质量发展(盛斌和景光正，2019)[12]。

信任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就是缺乏信任，这个结论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验证(Berggren等，2008；吕朝凤和陈汉鹏，2019)[13-14]。信任能够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交流(Guiso等，2004)[15]，提高生产效率。Xie(2019)[16]基于1990—2008年间43个国家10205个行业大型国际样本的分析发现，社会信任通过协作渠道、宽容渠道和资金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具有更多创新潜力的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信任能够降低贸易过程中的信息搜寻成本、契约签订和履行成本(邓路，2018)[17]。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国家在契约密集度型产品上更具有比较优势(王永进和盛丹，2010)[18]。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契约制度的改善与信任水平的提高都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高。

长期以来，传统观念认为契约和信任是相互对立的，高信任允许采取有限的制度加以约束，而低信任水平必须加强法治建设，保证契约的顺利执行(Knights等，2001)[19]。发展经济学也认为强有力的契约执行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对于信任水平低的国家，通常会采用契约这种正式制度加以约束，由当地法治机构实施或执行，通过限制合作伙伴的行为范围来遏制机会主义现象，解决争端，保证契约顺利执行。契约可以被解释为不信任的表现，契约的严格执行可能引发冲突和防御行为，导致信用水平下降(Lyons和Mehta，1997)[20]。因此，契约的订立降低了信任水平，阻碍了信任发展。信任是建立在社会和个人相互信赖和依靠基础之上的，互惠互利和道德情感在交易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交易主体重视自己的声誉，有遵守承诺的内在倾向(Chen，2000)[21]。信任减少了契约监管，降低了执行成本，较高的信任水平允许政府采取有限的管理措施加以控制，因此可以将信任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甚至可以超越正式制度(Das和Teng，1998)[22]。

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信任有利于契约的签订和执行，是契约的先决条件(Edmonson，1999)[23]。首先，谈判和起草合同的前提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在一段交易开始之前，贸易伙伴必须讨论交易的潜在风险，并就如何处理未来可能发生风险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契约的签订可以被解释为对双方信任的承诺。随着知识、技术等专用性投资增加，越来越多的谈判细节不可能在合同中一一体现，导致契约的不完全，而双方的信任可以减少谈判时间，降低担保和公证的使用，节约交易成本，促进交易达成，因此，信任可以作为契约的必要补充(North，1990)[24]。其次，信任水平高的国家，交易主体对于贸易纠纷更倾向于采用协商或调解方式解决，而不是诉求于仲裁机构或法庭。这会为企业节约大量的时间成本和谈判成本，提高契约执行效率(Ben-Nur 和Putterman，2009)[25]。相反，信任缺失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当前贸易中不断增加的诉讼倾向和仲裁的使用，是现代社会信任缺失的重要表现。2018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案件总计2962件，同比增长28.89%；涉案标的额高达人民币1015.90亿元。案件类型主要包括一般货物买卖纠纷、非金融争议类借款合同纠纷、股权投资和股权转让纠纷等20多种，涉及60个国家和地区，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企业交易成本，限制了企业投资，阻碍了贸易发展。实证研究也发现契约与信任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交互作用，随着契约执行效率的提高，更高信任水平的人更有可能达成协议并进行更大的投资。信任和契约是同时存在的，二者之间是互补关系(Mccannon等，2018)[26]。所以，结合假设1，提出假设2。

假设2：随着信任水平的提高，契约环境的改善对出口产品质量提高的促进作用增强。同时，信任也可以通过提高契约执行效率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契约与信任呈互补关系。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

为了研究贸易高质量增长下的契约与信任关系，参考现有文献，本文采用拓展的引力模型进行检验。

qualityikt=α0+α1contractit+α2trustit+α3Xikt+λi+λk+λkt+εikt

(1)

被解释变量出口产品质量(qualityijt)用来衡量贸易高质量发展，契约变量用contractit表示，反映i国契约制度，trustit代表i国信任水平，X为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引力模型变量，α0为常数项，λi代表国家层面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λk代表产品固定效应，λ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可以捕捉更多不随个体变化的效应，λkt是产品—时间固定效应，εijkt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1.出口产品质量

借鉴Khandelwal(2010)[27]和施炳展等(2013)[28]的方法，采用事后推理法测算出口产品质量。

假设消费者效用函数可以表示如下：

(2)

Ω表示最终产品集合，λi表示出口产品质量，qi表示出口产品数量，σ(σ>1)表示不同产品间的替代弹性。

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进口商对特定产品k的总需求量可以用函数表示：

qijkt=λijktσ-1pijkt-σPjtσ-1Yjt

(3)

qijkt代表i国t年向j国出口k产品的总量，pijkt表示i国在t年向j国出口k产品的价格，λijkt表示i国t年向j国出口k产品的质量，Pjt表示进口国市场的加总价格指数，Yjt表示进口国的总收入。

对(3)式两边取对数，有：

lnqijkt=(σ-1)lnλijkt-σlnpijkt+

(σ-1)lnPjt+lnYjt

(4)

lnqijkt=-σlnpijkt+φk+φjt+εijkt

(5)

其中，

φjt=(σ-1)lnPjt+lnYjt，εijkt=(σ-1)lnλijkt

(6)

φk用来控制产品层面固定效应，φjt用来控制国家与时间的交互固定效应，εijkt为随机干扰项，包含产品质量信息。对(5)式回归即可得到出口产品质量：

(7)

将产品标准化处理，可得：

(8)

本文产品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和CEPII-BACI数据库，根据各变量匹配结果，选用2002—2017年期间世界182个国家出口到美国的HS6位码产品数据，涉及5110种产品，共2134813个观测值。

2.核心解释变量

(1)契约。沿用Kaufmann等(2003)[29]的方法，选用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治理指数(WGI)中的法律规则指数(law)作为契约的代理变量。法律规则指数反映社会成员对社会规则的信任和遵循程度，包括契约执行、财产权、警察和法庭的质量等，是最能体现一国契约环境的指标。

(2)信任。该指标来自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WVS(world values survey)，它是一项旨在研究公众价值取向的全球性调查，内容涵盖民主化、包容性、国家信用、宗教、性别等价值观话题。有关信任问题的统计有五种：第一，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第二，再小心也不为过；第三，不知道；第四，无答案；第五，遗漏。参考Knack和Keefer(1997)[30]的做法，一国的社会信任水平可以用“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受访人数占所有受访人数的比例来表示。

3.控制变量

(1)要素禀赋变量：人均物质资本(kl)和人力资本(hc)，数据来源于Penn World Table 9.1。

(2)引力模型变量：人口总量(pop)、国内生产总值(gdp)、两国距离(dis)、是否有共同官方语言(comlang)、是否与中国接壤(conti)、是否是WTO成员国(WTO)，数据均来自于CEPII-gravity数据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是采用传统OLS方法对式(1)的估计结果。第(1)列和第(2)列是采用法律规则指数(law)检验契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第(1)列没有控制不可观测异质性效应，第(2)列控制了不可观测异质性效应。可以看出，无论是否控制不可观测异质效应，契约制度前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严格的契约制度能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第(3)列和第(4)列是检验一国信任水平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同样，无论是否控制不可观测异质效应，信任水平的提高都显著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1)—(4)列的估计结果验证了假设1的成立。第(5)列是加入了契约制度与信任水平交互项后的估计结果，该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一国信任水平越高，契约制度对贸易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越大，契约和信任是互补关系，这也验证了假设2的正确性。

表2 基准回归

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前的系数显著为正，这和通常预期是一致的，人力资本的增加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人均物质资本前系数显著为负，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可能是因为人均物质资本反映了一国的要素禀赋，而要素禀赋丰富的国家容易落入“资源依赖陷阱”，缺乏创新动力和激励机制，导致技术停滞不前，产品质量难以提高。引力模型变量中进出口双方距离前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进出口双方距离越远，运输、物流和谈判等交易成本越大，企业用于开发新产品的资金有限。出口国人口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前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出口国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增加提高了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有利于产品多元化生产。两国相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物流成本，对于贸易的提升有正向作用。拥有共同官方语言以及成为WTO成员国都显著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提高。

(二)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契约、信任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做进一步估计。参考 Nunn(2007)[9]的做法和其中的数据，使用法律起源作为法治水平的工具变量重新进行检验。各国法律起源可归为英国普通法、法国公民法、德国公民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法五个法系。其中英国普通法对债权人权利保护力度最强，因此，使用英国普通法这一虚拟变量作为法治水平的工具变量，若一国的法律起源为英国法，则此变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由于信任数据来自于对世界各国不定期的调查数据，时间间隔比较大，本文选用信任滞后5期做工具变量。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IV-2SLS和IV-GMM两种方法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3，第(2)列和第(4)列控制了国家、产品、时间固定效应以及“产品-时间”联合固定效应，结果发现：契约、信任前的系数都显著为正，且系数值比基准回归中对应系数值有明显增加，说明OLS估计低估了契约与信任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该结论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的成立。契约与信任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二者之间是互补关系。

表3 内生性检验

2.改变测度指标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数据库(doing business)中的契约执行指数(1)这些数据是通过研究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院规章以及当地诉讼律师和法官完成的问卷调查收集的。作为契约制度(contract)的代理变量，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该指数包含世界各国解决商业纠纷的时间(time)、成本(cost)，司法程序质量指数(process)，可用于评估一审法院解决商业纠纷的司法效率和质量。信任水平数据仍旧来源于世界价值观(WVS)数据库。针对另一个问题“您认为在有机会时逃税正当吗？”以该问题答案“从不认为正当”或“完全不能接受”的受访者比重作为各国信任水平的代理指标。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改变契约与信任的测度指标后，契约与信任交互项系数仍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契约与信任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信任水平越高的国家，契约制度的完善越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

表4 改变测度指标的估计结果

(三)产品异质性分析

基准回归是基于全样本的回归，但契约与信任的关系以及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可能存在产品异质性，表5是产品异质性分析结果，产品是按照Nunn(2007)[9]计算的契约密集度进行分类(2)Nunn(2007)根据Rauch(1999)的定义，将商品分为三类：在有组织的交易所交易的商品、有参考价格的商品和差异化商品。契约密集度指的是差异化商品占所有商品的比重。。Nunn(2007)计算契约密集度时产品的划分采用的是ISIC第2版，本文将其和HS6位码数据进行了匹配(3)ISIC2.0与HS96匹配表：http://wits.worldbank.org/data/public/concordance/Concordance_HS_to_I2.zip。，得到对应产品的契约密集度。然后按照1/4分位数、1/2分位数和3/4分位数将全样本分为三组，各分位数对应的契约密集度依次升高。由表5可以看出，1/4分位数契约、信任以及契约与信任交互项前的系数不显著，1/2分位数和3/4分位数都显著为正，说明契约密集度高的产品受契约与信任的影响较大。契约密集型行业通常是一些技术、资本以及管理要素密集的行业，这些行业涉及到的专用性投资较多，投资方会更多的受“敲竹杠”等机会主义的威胁，因此，对契约制度和信任水平有着更高要求。

表5 产品异质性分析

五、结语

本文基于不完全契约视角，研究了信任与契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基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社会价值观数据库、世界营商环境数据库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第一，契约和信任能够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高；第二，信任和契约呈互补关系，信任水平越高，契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越强；第三，契约和信任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产品差异性，产品契约密集度越大，受到契约制度和信任水平的影响越大，契约制度的改善和信任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契约密集型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本研究的启示：第一，加强法治建设，完善契约环境。贸易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专用性投资增加，而契约的不完全容易导致更多机会主义行为发生，这就需要国家要为投资者提供公平竞争的契约环境，为此，需要加强法治建设，完善法律法规，依法打击和惩治违约行为，促进知识、技术等专用性投资的增加，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第二，加强伦理建设与道德教育，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信任缺失的现象屡见报端，甚至一度造成信任危机。信任缺失导致机会主义行为泛滥，契约交易成本大幅度提高，对我国国际声誉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严重阻碍了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加强伦理建设与道德教育，为信任的形成与生存提供良好的道德环境，使信任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习惯和社会美德。契约制度的建设也只有在较高的信任水平下才能更好发挥作用。第三，注重契约与信任的协调与统一。信任在解决契约纠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信任有利于契约的高效执行，而契约打破了信任受血缘、地缘、地域等的限制，利于世界各国贸易建立信任关系，二者要协调发展，相互补充、相互渗透，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力，共同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