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济荣

摘 要 从互文性角度来看，“信息茧房”与“回声壁”实际上是超链接、搜索引擎、算法等数字技术通过构建互文性文本网络的方式为受众实施的一种范式控制。相互指涉、相互渗透的文本网络有效地将受众隔离在固有认知、文化或意识形态“茧房”之中，在充满偏见的同质化的信息文本中进行互文性认知。

关键词 互文性；信息茧房；数字媒介；范式控制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23-0001-04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数字媒介的互文性特征及其影响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XSP21YBC323）。

20世纪60年代，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互文性”这一概念来阐释文本间相互参照、相互渗透的关系，指出“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 1 ]。互文性理论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每个單独的文本总是出现在一个更大的文本网络中，所有文本都会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引用或参照其他文本。互文性所揭示的文本的开放性首先体现在它的混合的一面，它以词语或者文本片段镶嵌组合的方式，表明了文本在意义上与外部世界存在联系的可能。如果将文本的概念推广至所有意义载体，互文性就是一种混合认知能力，即人类关联知识元素的能力。

今天人类正在经历着信息的数字化变革带来的深刻影响，数字媒介几乎控制了所有的意义输入与输出，“不仅过去的一切媒介都是互联网的内容，而且使用互联网的人也是其中内容，……互联网是一切媒介的媒介”[ 2 ]。

1 作为数字传播技术控制范式的互文性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带来了人类传播模式的变革，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认知实践。数字媒介传播体现了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的统一，技术层面形成的互文性是它的内在品质。互联网的开放性与去中心化的特点使得它的文本网络直接呈现了互文性的特点：每个文本都作为文本网络的一部分而获得意义，读者和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存在或明确或含蓄的关联[ 3 ]。因此互文性理论所揭示的文本暂时性与多维联系特性本应该在互联网中得到最好的体现，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互联网与数字传播并没有完全展示出它应有的自由，而是不可避免地遵循了既有的程式设定。进入受众视野并参与互文性认知过程的，也只能是经过算法过滤、选择的文本。这个时候数字技术所产生的互文性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范式控制”，而且这种新的控制范式可以很容易地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它的受害者。正如加塔里所言，“随着微处理器投入工作的时间性，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处理大量的数据和问题，从而使新的机器主观性继续超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利害关系”[ 4 ]。这种互文性导致的范式控制将人们根深蒂固的分歧分隔成封闭的社区，受众在反馈、循环中强化了他们自己的理念和态度。

互文性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数字技术对传播的隐秘控制。就拿最能体现人们求知欲望与主动性的搜索引擎来说，算法的控制权力尽显无遗。人们在接受搜索结果的文本序列时，通常会忽略这是在算法干预下的安排。不会追问搜索引擎囊括了多少数据库，也不会质疑它究竟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输出这个序列，但它们最终都将以彼此互文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认知领域。看似非常自然而客观的搜索结果，对人们的认知产生的影响却是至关重要的。所有的条目秩序井然而又默默无闻，不带有任何算法自身的痕迹，但每一条对我们理解事物都提供了基本的材料和条件；就算我们不怀疑算法可能会刻意隐瞒重要的内容（事实上这也完全可以做到），但处于这个序列靠后的内容，人们可能没有机会见到；这个序列不仅仅是一个序列，它还存在着文本间的上下文关系，形成文本间的对话关系，互为印证或者互为驳议。搜索结果的外部维度上就体现了一种直观的互文性关系，它既取决于我们搜索的关键词与句子，也取决于算法的规则和检索的数据库范围。而这一切，都将最终影响到人们对真相与真理的认知。

2 互文性与“信息茧房”

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空前扩大了信息的链接能力，但也带来了信息过剩的问题。互联网太大，大到有可能导致我们无所适从，因此媒体为人们量身定制信息可能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但是这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隐秘的信息操纵，这就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所说的“信息茧房”效应——“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 5 ] 8。当然这只是一个隐喻式的概念，它旨在解释这样一个事实：投其所好的信息文本将人们束缚于自我兴趣的桎梏中，对世界的理解将会变得愈加偏颇，认知也将愈加狭窄。对此，戈萨特（Cédric Gossart）总结道，在信息茧中，信息被过滤并根据人们的口味和流行观点进行调整。人们试图通过忽略与自己有太多不同的观点和论点来解决这些问题，这种鸵鸟式的回避有可能导致认知贫乏，并减少与特定意见领域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结果就是相互激发并固化他们的既有观点[6]。

信息茧房是受众在数字时代的一种认知上的自我孤立行为，当算法根据用户信息选择性地猜测用户希望看到的信息时，可以通过个性化搜索或者推送达到这种效果，例如位置、过去的点击行为和搜索历史。结果，用户与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信息分开，有效地将他们隔离在他们自己的文化或意识形态“茧房”之中[ 7 ]，在充满偏见的同质化的信息文本中进行互文性认知。信息茧房巩固了受众虚幻的信念，给了他们一种合法性的氛围，并助长了与现实的分离。

数字技术使我们能够以非常有效的方式构建互文的信息网络。超链接、搜索引擎、算法推荐等技术并没有直接改变文本的内容，但却以构建一个互文性系统的方式改变人们的认知过程与结果。“信息茧房”效应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因为大部分情况下，算法满足人们互文性需求的定制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性弱点的迎合，信息的定制总是以牺牲意义与价值观的多样性为代价的。

3 从“信息茧房”到“回声室”

相比于“信息茧房”，桑斯坦提出的另一个术语“回声室”[ 5 ] 7，则更能表达互联网中文本网络的互文关系引发的这种偏见性认知。回声室是对选择性交流情境的又一个隐喻性描述，同样表达在信息传播中因社群聚合造成的同质化交流趋势。这种现象描述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情况，即受众只能看到加强他们当前政治或社会观点的内容，而不会挑战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网络社区的建立使我们能够直接与那些拥有共同理念和价值观的人交谈，促使我们将信息消费限定在那些通常会加强我们现有信仰的来源上，因而产生了所谓的“回音室”现象。

胡泳对“回声室”的发生机制做了这样的描述：“一个信息传播者做出某种宣称，许多想法类似的人跟进呼应，往往用夸张的甚至扭曲的形式重复该宣称的核心信息，直到大部分人认为所描述的某种极端的变化版本是真实的。”[ 8 ]在这种情境中，观念通过相对封闭系统内的交流和重复得到放大或加强。身处网络交流的“回声室”中，人们能够找到加强其现有观点的信息，可能是无意识地強化了已有偏见。那些激进甚至极端的叙事或者观点，在同质化的群体里，这些声音被相互赞同和支持下被回声室效应放大和扭曲。

正如帕里泽（Eli Pariser）所言，“一个由熟悉的世界构建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什么可学习的世界……（因为只有）无形的自我宣传，用我们自己的想法灌输我们。”[ 9 ]通常而言，认知行为是指对新的知识的吸收和与不同观点的交流，而不是对已有知识与观点的确认和强化，那么“回声室”所揭示的现象则违背了认知的基本要求。回音室中的人更倾向于在没有冲突意见的氛围中参与交流，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意见将更容易被回声室中的其他人接受。它可以源于在社交环境中符合并被其他人所喜爱的愿望，这种偏见在基于社交关系的群体环境中尤为普遍。在“回声室”传播环境中，人们认为自己群体的集体意见与较大群体的意见相匹配，由于小组成员达成共识而很少遇到那些提出异议的人，他们倾向于相信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思考。

之所以说“回声室”这个术语比“信息茧房”与互文性理论有着更多的契合，是因为“回声”这个词语更能揭示文本间的相互映射关系。从外在上来看，“回声”一词也是对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给互文性所下的定义的一种回应。在巴特的定义中，互文性是“完全由引语、参照、回声、先前或当代的文化语言（有什么语言不是？）编织而成，……每个文本所蕴含互文，其本身位于另一个文本的文本间（text-between）”[ 1 0 ]。从巴特的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文本间的相互回应是形成互文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回声”是互文性应有之义。从互联网早期门户时代的深度和专业报道的内容到今天算法驱动的被动接收，数字媒体中的分享经常伴随完全不靠谱的假新闻。因为“回声室”效应的存在，分众化的社区传播有可能将这些假新闻放大，成为影响众人的事实材料。

“回声室”可能存在于一切传播场景中，但数字媒介的传播方式无疑是它最直观的体现。受众的信息获取更多的是依靠算法聚集而成的同质化文本，从而导致选择性地接触与自我认知互相支持的那些内容。如今数字媒体上的几乎所有内容都是通过一种算法进行策划，并通过一种算法向人们展示。越是有效的算法越是精心设计的，旨在通过这种方式向人们展示媒体认为你喜欢内容，并期待这些内容使人们的参与度达到最大化。换言之，数字化趋势则进一步扩大了“回声室”效应。

数字技术形成的互文性让网页上的文本实现了三个文本世界的交汇：当前页面文本、读者的记忆文本以及所链接的文本。所有其他文本对当前文本在意义上进行了渗透，影响力来自相似或相关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塑造和影响受众对文本的解释。这些文本网络呈现了各种可能，在复杂的算法支持下，控制信息的转换，引导受众进行叙事与意义的组合。数字媒体的各种链接形成的路径实际上是为受众在网络中的文本选择进行导航，开启了一个巨大的交互指涉的文本场域。而受众的最终意义获得，可能直接取决于他在网络文本迷宫中互文的结果。

数字媒介依靠自身的特殊语言与链接方式构建的复杂文本网络，如同为人们创建了一个互文的、多模态的隐喻。随着人工智能和云服务的普及，数字媒体用于构建的个性化算法预计将变得更加普及，也将对受众认知的文本提供系统产生决定性影响。数字技术以文本推荐的方式，对人们的认知起到了塑型功能。特别是当今处于压倒性优势的社交媒体和网站也可能以一种使用户难以确定内容来源的方式呈现内容，从而使他们需要自己判断并裁决信息的真伪。

如同前面分析的那样，有学者们已经开始从算法伦理的角度考虑数字技术构建的互文性对社交媒体用户的影响，特别是关于个人信息自由、认知偏见、与文化安全的领域[ 1 1 ]。社交媒体和个性化搜索网站中用于组织、策划、分发内容的算法，体现的是算法主导地位，它决定用户看到的特定内容，但通常没有保证用户的知情权，也没有取得他们同意或许可。因此有批评者推测，个人可能会失去对自己的社交媒体体验的自主权，并且由于算法控制的普遍存在而影响到用户的社会身份构建[ 1 2 ]。因此人们应该认识到这种影响，并评估它在多大程度上将一部分人排除在充分的社会认知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之外。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在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下清楚认识到基于数字技术建构的这种新的互文现象，以及它给人们的认知带来的负面影响。

“回声室”与“信息茧房”这些概念不仅展示了人们如何在数字媒体文本模式的相互作用下认知世界的方式，而且还解释了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与特定社会成员的相似观点相互投射，从而将自己与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隔离开来。它源自人们在社交环境中被其他人所认同的期望，这种偏见在基于社交关系的传播环境中尤为普遍。在群体环境中，由于小组成员达成共识而很少遇到那些提出异议的人，他们倾向于相信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思考，由此断定自己群体的集体意见与更大群体的意见相匹配。“回声室”与“信息茧房”现象影响我们的对意义的接收与阐释，在算法的指引下根据已有的观念来认知世界：用已有事实解释未知事实，在同质化的经验中不断互文。而且这种状况几乎贯穿于人们的所有数字传播实践——无论是新闻、论坛、音乐、电子购物，还是数字媒体分发的任何信息。

数字化革命、新的传播范式与社会观念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化社会的崛起。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化意味着社区、工作场所、家庭等现实领域所拥有的影响力在日渐衰落。数字媒介虽然不会导致现实的终结，但必然会导致社会关系的重建，在个人的基础上的认知、兴趣、价值观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都会随之变化。对于数字智能技术对人们认知与价值观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在媒介语境下的信息生产、信息分发、互动反馈各个阶段，价值观以一种如何定义关涉理性的方式被嵌入到了智能技术之中[ 1 3 ]。但智能技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应用和发展不是一个中立的线性路径，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正确选择，因而具有很多可能性。

“信息茧房”与“回声室”效应都在表明，数字技术正在为人们构建完全具有互文性特征的文本系统与意义生产过程。所有这一切要求我们理解算法如何成为日常实践的一部分，理解算法及其所属的系统的重要性；理解数字媒介为人们构建数字互文性的深层机制，理解它给人们的认知带来的功能失调。

4 结语

过度单一的信息渠道最终将人引向狭隘，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多样性的知识和观点。不合理的算法与互文性将我们锁定在永久的部落主义之中，并对我们的认知造成有形的损害。当然，我们也可以有一些乐观的理由，毕竟现在的电脑技术还没发展到机器自主意识的境地，算法规则终究是受人控制的。因此前景取决于人们在商业利益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平衡，取决于我们对更美好世界的定义。幸运的是人们已经认识到它潜在的危险，一些媒体人开始承诺努力改变这种状况。2019年4月，凤凰网CEO刘爽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率先提出要给冰冷的算法注入人性的温度，让技术肩负媒体的责任。“在算法时代，我们不会一味迎合人性的弱点，从而失去对内容价值的信仰。我不会声称算法没有价值观，就放弃对媒体理想的拥抱。我们不会因为网络世界低俗化的趋势，就放弃对文明世界的追求。”[ 1 4 ]

如果真的希望数字媒体和互联网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意识地融入这个世界，那么只是将大量信息传播到社会中是远远不够的。所有的信息生产与链接应该以全面准确为核心。社交网络也应该与一个更开放、客观的搜索引擎相关联，并且确保它提供了全部有利于我们认知世界的内容。这要求所有数字媒体不能仅仅以商业利益作为自己经营的基础，还应该为人们提供全面的交流场所、进行自我审视的机会。互联网的理性认知应该以质疑精神与互信为基础，乐观和自信不应该化为封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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