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沈从文与佛教文化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佛教义理的独特价值观念不仅深刻影响了他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而且还渗透在他的作品中，其中尤以小说集《月下小景》为代表。同时，《月下小景》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沈从文对佛教文化的批判性选择。

关键词：沈从文;佛教文化;月下小景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他的作品通常关乎人性、自然与生命三者的统一，构成“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沈从文作品中所构建的“爱与美的新的宗教”，有一部分源自其思想中的宗教因素，主要为佛教文化的影响。若要从整体上把握研究沈从文的创作，就必须了解他的一部分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月下小景》就最为重要。沈从文改写的这些佛教作品一方面折射出沈从文对人性、自然与生命的全新的思考，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沈从文独特的“爱与美”美学思想。

一、沈从文与佛教文化之缘起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便开始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佛教文化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给予创作主体新的启发与灵感。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沈从文亦是如此，他的创作深受佛教文化的启迪与影响，而当谈及沈从文与佛教文化之间的联系，就不得不涉及他的两次人生经历。

第一次是当沈从文还在湘西陈渠珍手下做书记的时候，也是他最早接触到佛教的时候。当时的他正处于精神苦闷与彷徨之中，内心渴望寻求一种解脱与超然，这时，他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聂仁德知识渊博，知晓中西，为当时处于迷茫中的沈从文打开了一扇解决心灵困惑与迷茫的窗户。沈从文自己就曾在《从文自传》中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是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1]从这里的谈话内容可以发现，“大乘”“因明”等词汇皆与佛教相关，是佛家的专业术语，且沈从文他并没有单纯满足于对佛经义理的一般理解，反而是“幻想更宽了”，思索得更多了。一般来说，作为主体的人在面对未知新奇的事物时，往往会选择深入了解，而当主体在不断探索了解的过程中，会发现越是深入了解某一事物，自己越显得浅薄无知。由此，不难推测出沈从文在佛教义理的学习中，充分认识到自身思想的不足，所以沈从文才发出“寂寞也就更大了”的感慨。也正是因为这“寂寞”，也才有了后面沈从文对佛教故事的继续钻研与改写。

沈从文第二次对佛教文化的深入挖掘与改写不仅源于现实需要，更多的是书写自己对佛教文化的一种体会与感悟。现实需要主要是为满足教学的需求和为支持亲戚张家小五的杂志事业，这可以从沈从文在《月下小景》的题记中找到具体说明：“因为在一个学校里教小说史……我想多知道一些，曾从《真诰》、《法苑珠林》、《云笈七签》诸书中，把凡近于小说故事的记载，掇辑抄出，分类排比……就把这些佛经记载，为他（张小五）选出若干篇，加以改造，如今这本书，便是这故事的一小部分。”[2]215-216可见，当时的沈从文是出于现实原因，在充分了解佛教文化的基础上，主动融合个人生命体悟，对佛教故事加以改造，创作出小说集《月下小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沈从文是主动研习佛教典籍，不再是从前那般仅仅处于“幻想更多了”的寂寞状态，而是更为精进地融会贯通，为自己所用，并提笔创作出有着自己灵魂思想的艺术作品。可以说，沈从文在与佛教文化的接触中，已不知不觉地为佛教文化所浸润、熏陶，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主体内在精神状态有所启迪与感召，激发出创作主体的新的灵感。

二、《月下小景》中的佛教文化分析

佛家文化的要义浸润到了沈从文精神思想发展的进程中，这深刻影响到了其文学创作。1932年至1933年间，沈从文就以佛经故事为蓝本，创作了小说集《月下小景》。这部作品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其主题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内涵，以下便是对小说中涉及的几个主要佛教义理的文本解读。

（一）对佛家“菩萨行”人生观的提倡。“菩萨行”人生观指的是，凡抱着广大志愿，要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从苦恼中救度出来，要使大众得到利益，并使大众觉悟。这种充满佛家慈悲情怀的人生观，在《慷慨的王子》一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中叶波国的太子须大拿，在出宫看到平民百姓的艰难生活后，便主动将宫中的财宝尽数取出施予穷人，而在他人提出索要镇国之宝“白象”后，亦慷慨施舍，满足其愿。后因太子私自将国中宝象赠与他人，触犯国法，被放逐至檀特山。在去往檀特山的路上，太子仍秉持自己的初心，慷慨将其所带马匹、车辆、衣服尽送与需要之人，甚至是当人前来讨要其儿女时，太子也只是迟疑了一阵，便将自己的儿女送给退伍军人为奴为婢。这样一位慷慨大方的王子，是世俗社会中几乎没有的存在，也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难有如此慷慨无私之人，方凸显出太子品格之高尚。太子他不渴求自身的荣华富贵，只为大众谋取利益，并主动为大众请愿：“愿令众生，皆得解脱，无生老病死之苦。”[2]359太子牺牲自我，成全大众，始终知行合一，奉行“菩萨行”般的人生观，这种高尚的精神品格很难不叫人动容。又如《医生》一文中的罗福医生，在听法师讲述“牺牲精神”是如何使生命更美丽之后，他也决心去领会牺牲所带来的生命之愉，因而他甘愿为一只愚笨无知的鹅而牺牲，即使是被穿珠者打得遍体鳞伤，“用自己的痛苦，救别的生命，现在不说话，尽其生气，只望一时不即杀鹅，小小痛苦，不甚要紧”[2]332。自己痛苦牺牲，也不愿伤害其他的生命，医生的这种为他人而牺牲的精神品格也恰与佛家菩萨行的人生观相吻合。太子的慷慨品格与医生的牺牲精神，为作者肯定，而这也正是沈从文所大力赞扬与钦佩的一种宗教人生观。

（二）主张佛家“慈悲”的善恶观。佛家在对待善恶时，秉持一种宽恕的慈悲态度，主张以德报怨的宗教情怀。如在《被刖刑者的爱》一文中，丈夫与妻子本是相爱虽笃，但因丈夫忽略了男女之间必要的感情培养，妻子便偷偷与一刖足男子发生了恋爱，且两人设计将这丈夫坠入河中。后来，这丈夫侥幸被人从水中救回，大难不死，还成为了总督。这总督在知道自己是被设计掉入河中后，也不心生怨恨，只认为妻子的所为不过是一时的感情迷乱，后必悔改，并命人寻找妻子与刖足者。在寻到妻子后，总督并不因妻子所作恶行而产生报复心理，反而以一种慈悲的态度宽恕妻子与刖足者，并将自己的金钱尽数赠给了那个他极爱的、却爱一刖足者的女子。总督以德报怨的博大情怀实在难能可贵，也正是这博大的情怀使其人格熠熠光辉。又如《扇陀》一文里，候补仙人因不小心滑了一跤，心中不免嗔怒，便设咒惩罚波罗蒂长国不许落雨。这波罗蒂长国王，在知晓天旱缘由后，并未因此对仙人怀恨在心，反而主动提出让候补仙人来担任自己的国王职位：“治国为贤，经典昭明，本国既有这种圣人，力能支配天地，管束阴阳，用为国王，对我人民，必能造福，朕即刻退位，以让贤能。”国王不因自己的身份自負骄矜，反而为平民大众着想，大力肯定仙人的优点长处。而后，在众大臣的劝诫下，国王才放弃了让位的想法，但主动派人去邀请仙人，仔细招待，不计前嫌，干旱的惩罚也自然消失。国王与总督的所作所为，恰恰是佛家慈悲开明情怀的显现，不因他人恶行而心生龃龉，以崇高的情怀宽恕一切，成全一切，从中体现出作者对佛家善恶观的肯定与赞扬。

三、沈从文对佛教文化的批判性选择

对于佛教文化，沈从文并非简单地全盘吸收，而是批判性地选择，主动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创作出独具个人风格的、全新的佛教故事。其中，沈从文对佛教文化中压抑人性健全发展的部分进行了大胆的消解与改写，并融入现代的人本主义思想，张扬与书写人性的自然之美。在《月下小景》中，沈从文主要是通过书写爱欲观、人生观表达一种对自在自然生命的肯定与呼唤。

佛家主张以“禁欲”来压抑、消解人的本能欲望，认为只有弃绝肉体的欲求才是灵魂得救之道。然而，沈从文在《月下小景》中大胆摒弃宗教所宣扬的禁欲主义，肯定并赞扬正常而自然的爱欲，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进步的爱欲观。《爱欲》由三个故事构成，这三个故事从不同方面展现了沈从文对于男女爱欲的最本真的态度，即对真善美人性的肯定。在第一个故事《被刖刑者的爱》中，妇人本与丈夫相爱，但由于这作丈夫的长时间忽略了与妻子情感上的维系，渐渐地这妻子同随行的刖足男子发生了恋爱。即使后来这丈夫的财力与权势滔天，这妇人也依旧选择与丑陋的刖足男子在一起。可见，这妇人的爱恋无关浮泛世俗的物质财富，而是追求那份真挚、纯粹的情感，这是对人性至纯至性的本真展现。在第二个故事《弹筝者的爱》中，妇人炙热、真诚、不顾一切的爱欲亦令人动容。这妇人是一位美丽的寡妇，追求者甚多，但她都不曾动心，“她自己以为她的心死了……她自己若不掏出来，别人是没有这分本领把它掏得出来的”[2]288。可见，妇人对爱情的态度，冷静而主动，除非为自己所爱，否则一切皆无济于事。然而，一次偶然，一位弹筝者曼妙的筝声让妇人听到了自己心动声音，“她承认自己的心已被那个残疾人的筝声从土里掏出來了”[2]288。妇人因筝声而爱上了一位残疾丑陋的废人，这也许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却真实发生了。故事中的妇人没有因为弹筝人的外表残缺而有所迟疑顾忌，反而大胆热烈地去向弹筝人表达自己心中炙热的爱意，妇人所追求的爱不是世俗意义上外貌财富相匹配的爱，而是追求一种心灵与精神上的完美契合，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爱情的追求。如果说第一个故事是讲述爱情不在乎财富、地位等外在的世俗条件，那么，这个故事则在更高层次上表达一种精神灵魂上完美契合的爱恋。妇人在得不到自己所渴求的爱情后，宁愿走向死亡，反映了妇人对真挚爱情的极致追求，这也恰是人性最动人之处。第三个故事《一匹母鹿所生的女孩的爱》也大胆真诚展现了主人公对情爱的大胆追求，当情爱消失时也意味着她生命之花的凋谢，她为爱而生，也为爱而死。《爱欲》中的主人公们在对待情爱时，身上都闪耀着真实的人性光辉，正如文中所说：“她能选择，按照‘自然的意见去选择，毫不含糊，毫不畏缩。她像一个人，因为她有‘人性。”[2]277沈从文正是从人之为人的本真状态来书写这种具有进步意义的现代情爱观，大胆冲破佛家文化中的禁欲思想，热烈赞扬充满着原始生命力的人的本能爱欲。

苦，是佛教四圣谛中最根本的观念，佛教认为人生如苦海，有生老病死之苦，还有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前面四种生老病死之苦是自然的痛苦，无法避免，而后三种的苦则是内心的诉求与欲望无法被满足而生发出的苦，针对这种苦，佛家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中“屠刀”，指的就是人的妄想与执着，一念彻底觉悟，真正放下，凡夫一念之间就成佛，关键就在于人是否能放下对俗世间人和物的执着。针对这种“放下”式的佛家人生观，沈从文主张顺应自然欲望的人生观，即对自然人性欲望的正常表达，强调人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追求生命内在的满足感与精神的愉悦感。所以，在《寻觅》一文中，沈从文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欲望的真实态度，主人公通过满足内心诉求的方式来达到生命的充实与愉悦。文中的年青人与国王之所以踏上寻觅的道路，皆源于内心所求，在面对欲望时，他们无法说服自己如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般放下欲望，选择释怀，既然无法做到，倒不如遵从内心的选择，坦然去接受充满欲望、充满生机的真实自我。故事的最后，国王与年青人两人在寻找的过程中（欲望满足的过程中）获得自我生命的充实感与满足感，正如文中的年青人所说：“不知足安乐，也仍然可以得到快乐，就譬如我们旅行。我们为了要寻觅我们的真理，追求我们的理想，搜索我们的过去幸福，不管这旅行用的是两只脚或一颗心，在路途中即或我们得不到什么快乐，但至少就可忘掉了我们所有的痛苦。”[2]243不同于佛家对欲望的压抑，沈从文大胆书写欲望之于人性健全发展的重要性，有时恰恰是欲望的满足让生命焕发出真实的光芒。

对于沈从文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从沈从文的现实经历与其作品《月下小景》文本的简要分析中，或许可以窥探到其中的一些特点。其一，沈从文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佛教信徒，他仅是从佛教文化中选择符合自己创作思想与精神的内容，如对人性善意的张扬;其二，沈从文的创作思想不止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还有对其他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如在对待爱欲的态度上，明显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其三，沈从文对佛教文化的态度可以用理智一词形容，取舍有度，对于佛教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予以赞扬，糟粕部分及时割舍。

概而言之，佛教文化给沈从文带来了新的理解生命与人性的方式，沈从文也借佛经故事的改写传达自己对生命与人性的深切体验与思想感悟。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57-358.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刘缘，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