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

2007年，我因为要写《三国的战争》这部专题片，花了差不多九个月的时间，经历十一个省市，行程近两万公里，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三国遗址。回到家中捡点沿途收集的资料及随手写下的笔记，便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三國的众多遗址，列入县、市、省、国家四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共有两千余处，其中最吸引游客眼球并享名最久的，竟都是诸葛亮与关羽这两个人的纪念性建筑。纪念关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山西解州的关帝庙，河南洛阳的关林，湖北当阳的关陵等等。虽然庙堂性的纪念建筑，关羽比诸葛亮要少一些，但民间的纪念，关羽又远远超过诸葛亮——中国几乎每一个县都有关帝庙。

倘若遵循真正的历史，诸葛亮与关羽绝对不可能成为三国历史的轴心。尤其是关羽，文治谈不上，武功有得有失，特别是失荆州一役，竟惨败在吴国小将吕蒙手下，使本来实力最弱的蜀国雪上加霜，从此一蹶不振。

但是，民间的记忆与历史的记忆并不是一回事。历史重功绩，民间重道德。一个因自己的轻敌和孤傲而让敌人割了头颅的败军之将，为何成为众星捧月的英雄？岂止是一般的英雄，他自宋之后被许多皇帝追封，在明代达到了“圣”的地位。当时，文圣是孔子，武圣则是关羽，一文一武，成了万世师表。比较之下，三国的头号政治家曹操以及关羽始终效命的刘备，也显得相形见绌。

不过，关羽的武圣同孔子的文圣相比，多少有点底气不足。在历史中，凡集学问之大成者，谓之硕儒，谓之泰斗;凡集道德之大成者，谓之宗师，谓之圣人。泰斗乃人之极品，而圣人则已不是人，而是神了。中国人虽然擅于造神，但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被捧到神的位子上。即便捧了上去，时过境迁还会跌下来，因为老百姓不买账。

关羽之所以成了神，有两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二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

先说朱元璋。这位和尚出身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创造了大明王朝之后，便把“忠孝”二字定为立国之本。忠孝为本，耕读传家，是明代人广泛遵循的道德原则与处世法则。万历首辅张居正曾写过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田。”把朱元璋的帝治思想阐述得清清楚楚。

在忠臣孝子被视为社会楷模的文化环境下，明代的文学艺术作品自觉不自觉地都会服务于这一思想约束与文化语境。大约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三国演义》，便带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用时下的观点说，罗贯中先生创作的《三国演义》是一部服务于帝王思想的主旋律作品。但不同的是，罗贯中先生没有给他笔下的人物贴标签、画脸谱，而是遵循文学创作的规律，让那些在宏阔的历史画卷中粉墨登场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罗贯中先生塑造的三国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下二三十位。这些人既是历史人物，又是文学典型，但全书贯穿的思想，始终离不开“忠孝”二字。刘备忠于汉室，诸葛亮与关羽，一个文忠，一个武忠，始终对刘备忠心耿耿。数百年中，中国没有哪一部小说，能够像《三国演义》这样深入人心，究其因，一是三国那段历史波诡云谲;二是小说中人物生动逼真;三是其宣扬的忠孝思想始终是中国人行世的道德追求。

朱元璋虽没有直接给关羽封圣封帝，但他的忠孝立国的思想，直接左右了罗贯中的生花妙笔。所以说，朱元璋与罗贯中是促使关羽成圣成帝的两大推手。客观地讲，诸葛亮与关羽两位忠臣，罗贯中都塑造得很好。在文人的心目中，诸葛亮的地位更高。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巾”，为什么泪满巾呢？杜甫另有一首诗，是《咏怀古迹五首》的第五首，诗是这样写的：

诸葛大名垂宇宙， 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 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 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 志决身歼军务劳。

我认为，所有历代诗人歌颂诸葛亮的诗，其评价之高，崇拜之情都没有超过这首诗的。杜甫认为诸葛亮的大名不是显于中华，而是垂于宇宙，这句话真是说绝了，但也道出了所有读书人对诸葛亮的尊敬与怀念。不过，与关羽相比，诸葛亮始终只能是“道统”中的楷模。

历朝历代的诗人为诸葛亮写下的诗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关羽。以杜甫为例，他留下数千首诗，却没有专门为关羽写过一首。他的《咏怀古迹五首》，是他从奉节到江陵这一段旅程中访问古迹而写，写了诸葛亮、王昭君、宋玉等，偏偏没有写到关羽。其实，关羽死在荆州，他殒命之地，在今日宜昌的当阳市。此地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关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杜甫那时候还没有关陵，但这座关陵传说是关羽的葬身之地，虽然那时没有建关陵，但凭吊关羽的遗迹还是存在的。可是，杜甫一路旅行，连比当阳偏僻很多的同在宜昌市兴山县的昭君村他都去了，并留下千古名篇，为何却不到关羽殒命处为这位英雄洒几滴英雄泪呢？他在一首名为《奉寄章十侍御》的诗中写到了关羽，内容如下：

淮海维扬一俊人，金章紫绶照青春。

指麾能事回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

湘西不得归关羽，河内犹宜借寇恂。

朝觐从容问幽仄，勿云江汉有垂纶。

杜甫这首诗，是写给一个名叫章彝的人，十侍御指的是章彝的官职。他是唐朝吴兴人，肃宗时，任剑南两川节度使严武的判官，代宗广德元年，改官任梓州刺史。那时杜甫穷困潦倒，这个章彝很同情他，便把他接到梓州来住。任刺史第二年，不知道章彝为了什么事得罪了严武，先是免了他的官，听说他可能要回朝廷述职，严武却要他先来成都，借故把他杖杀。杜甫的这首诗是为章彝鸣不平，把章彝比作关羽。湘西不得归关羽，意思是说，关羽死在荆州，所以不得回成都面见蜀主刘备。以关羽之死曲折地表达章彝之冤。

从诗意来看，杜甫对关羽是肯定的，但还算不上褒奖，更称不上歌颂，比之诸葛亮，杜甫的态度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但关羽有关羽的天地，历朝历代的“政统”对关羽则是不断地神化，同时也不断地为他加冕。

大致统计如下：

第一个给关羽加封为汉寿亭侯的，是三国时期的魏主曹操。

第二个是蜀国的后主刘禅，追封关羽为壮缪侯。

到了南北朝、隋唐时期，没有一个皇帝给关羽加封。

第三个给关羽加封的是宋徽宗。从1102年到1123年，宋徽宗先后封关羽为忠惠公、崇年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中国爵号的等级是公、侯、伯、子、男。公之上是王。曹操与刘禅，都只是将关羽封到侯的级别，虽然有了庙堂的地位，但还不算崇高。在宋徽宗时期，关羽由侯变成了王，升了三级。天下可称王的人寥寥无几，死后谥号为王，特别是过世百年能获得王位称号的人，大概只有关羽一人了。

从此又过了将近两百多年，关羽一直呆在王的爵位上，只不过在王的谥号附加词上有一些改变，如南宋高宗皇帝封关羽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孝宗皇帝封其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朝泰定皇帝封其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宋元两朝，关羽为王。到了明清两朝，关羽便称帝了。明万历皇帝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明崇祯皇帝封其为真元显应昭明翼汉天尊，清世祖顺治皇帝封其为三代公爵，这是最大方的一个皇帝，将关羽的曾祖、祖父、父亲全部封公。乾隆皇帝又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嘉庆皇帝加封其为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道光皇帝再封其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光绪皇帝再次加封为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宣德关圣大帝。

从1102年宋徽宗皇帝开始到1879年清朝光绪皇帝结束的为关羽加封的历史过程，历宋、元、明、清四朝，时间长达七百七十七年，这个数字非常奇特，为什么三个七叠加呢？这里面一定有历史的玄机。在这七百七十七年中，共有十二位皇帝为关羽加封晋爵，第一个称关羽为王的是宋徽宗，第一个封关羽为圣帝的是明神宗皇帝，第一个称关羽为大帝的是清顺治皇帝。清朝的诸位皇帝，除了康熙之外，几乎每位皇帝都为关羽加封。

我曾说过，风气自上而下，风俗自下而上，两相激荡，是为风化。江湖之远与庙堂之高，由于道德的评判与政治的距离，其看待事物的态度与臧否人物的标准，并非完全一致。但是，这两者之间并非有天堑鸿沟。中国古代有政统、道统之说，或可说政统须得脚踏实地，予民福祉;道统理该仰望星空，心系苍生。我则认为，在政统与道统之外，应该还有一个民统。政统与道统的得失与进退，其优劣与否，应该通过民统来检验。

通过这一思路来审视政统与道统对关羽的态度，我们则不难看出，民统更倾向于政统的价值选择。关羽在中国的民间，不仅仅是一种操守，更是一种信仰。

阅读古今中外的历史，治乱兴亡始终是一条主线。所有历史的转折点，几乎都在这条主线内。在平常时期，我们会体验到道统中人春风化雨的教化力量，但在转折时期，我们则会盼望英雄的出现。他们以自身的仁勇与忠义，呈现出时代特别需要的刚性的力量与挽狂澜于既倒的担当。

1123年，宋徽宗晋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并非是出于个人的欣赏与价值观，而是时代的选择与国运的需要。这一年，北宋的宿敌大辽国被东北女真人灭掉了。完颜阿骨打率领的女真人政治集团迅速崛起于东北，正以“气吞万里如虎”的方式攻占燕云十六州。宋徽宗既想借助女真人的力量收回十六州，又担心国无良将，没有与大金国抗衡的军事实力。这一年，他一面让宫廷画家绘出《万里江山图》，沉浸在即将收回燕云十六州，金瓯一统的喜悦中，另一方面又加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希望关羽的义勇精神能够破空而出，激励官军将士，收回汉唐江山的沦陷之地。

文能定国，武能安邦。封关羽为武安王，可见宋徽宗是想通过关羽宣扬一种精神，寄托一个希望，让他统治的北宋王朝长治久安，国祚绵长。

宋徽宗是第一个在关羽封号中提出“义勇”的人，数百年之后，清顺治皇帝在关羽封号中改“义勇”为“忠义”，兹后的乾隆与道光皇帝则沿袭了“忠义”这个封号。

宋元明清四朝七百七十七年间，关羽越过英雄的门槛而进入圣贤帝君的行列。纵观中国的历史，他是唯一的。像他这个级别的英雄，他并不是唯一的。比他年代更早的如荆柯、英布、韩信、项羽等等，与他同时代的赵云、张飞、马超、甘宁与典韦等等，比他晚的如岳飞、韩世忠、张苍水、史可法等等，都是青史留名的大英雄。他们有的以身殉国，光鉴日月，有的勇冠三军，剑气逼人，但以政统衡量圣贤的标准，他们都不符合。毛主席说“遍地英雄下夕烟”，这就是说历朝历代英雄是大量存在的;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这位唐代的谪仙说得不差，圣贤少之又少，凡人无法企及，圣贤们肯定只能与寂寞为伴了。

通过政统的推崇，中国的老百姓也非常乐意接受两位圣人，即文圣孔子，武圣关羽。一文一武，构成了民间信仰的两座道德高峰。

社稷以为宝，民心不可违。正是政统与民统的双重力量，关羽登上了圣帝的宝座。在中国，关羽已成为英雄的楷模，人臣的标杆，既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也站在民心的最高处。一个败军之将，一个执拗甚至有些孤傲的人物，如何获得庙堂与民间的普遍肯定？究其原因，就因为那两个字：忠义。

前面已经讲过，宋徽宗封关羽为武安王，理由是“义勇”。这个“义”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义，是以社稷为重，以民心为本的家国情怀，勇是入选英雄的最起码的标准。收复燕云十六州，宋徽宗最需要的人才品质是义勇。义为操守，勇为能力，能力与操守兼备的人，方可担当保家卫国的重任。义勇也是国难当头时的一种责任与担当，至今，我们的国歌就叫《义勇军进行曲》。

清朝的顺治皇帝，将关羽封号的定义从“义勇”改为“忠义”。这一改动，也是为了顺应时代的需要。

顺治皇帝名叫爱新觉罗·福临，六岁即位，十三岁亲政，他是满清的第三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后的首位皇帝。他执政期间，国内的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因扬州、嘉定的屠城导致江南民众的激烈反抗，以及一大批前明官员归附清朝后而心念旧主，甚至“人在曹营心在汉”，更有满人贵族内部的叛乱，如和硕英亲王阿济格谋反并因此揭发出摄政王多尔衮篡逆之举。凡此种种，让清朝这位首任的大一统皇帝可谓焦头烂额。所以，顺治九年，也就是福临亲政的第一年，就让礼部奉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十三岁的顺治皇帝给了关羽最高的封号：关圣大帝，同时又给关羽的人生下了最准确的判语：忠义。

对于个人来讲，忠是针对亲人、家族、事业;义是针对朋友、邻里、公众。忠贞不二，见义勇为，是老百姓崇尚的美德。同样这两个字，对于出仕为官的人来讲，忠，是忠于皇上、忠于朝廷、忠于社稷;义是知廉耻、明是非、懂恩仇。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换成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当两面人，一杆红旗扛到底。

顺治皇帝当政期间，对官员与百姓的要求，首先不再是义勇，而是忠义。一个新生的政权，特别是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更需要所有的臣民都要以关羽为榜样，心中长存忠义。忠于朝廷，忠于清皇帝。

在中国，仁义礼智信是人们普遍遵循的道德原则，是中国的普世价值。因这普世价值而产生的关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同属于道统脉系的释道两家，也都来凑热闹，给关羽慷慨地加封：

佛家称关羽为伽蓝菩萨，与韦陀一起，成为佛教的两大护法神。

道家给关羽的封号更多，有翊汉天尊、协天大帝、武财神、武安尊王、三界伏魔大帝等等。

明朝末年，一位靠卖卜为生的落魄书生为北京正阳门左侧的关帝庙撰写了一副对联：

汉封侯 晋封王 有明封帝 圣天子可谓厚矣

内有奸 外有敌 中原有贼 大将军何以待之

數百年过去了，我仍能体会到这位卖卜者的心情：强寇袭来，国运岌岌可危。此情之下，呼唤关羽大将军乘愿归来，救民族于倒悬，挽国祚于兵祸。这既是对忠义的肯定，也是对英雄的呼唤。

无论是政统、道统、民统，哪一统都要护法之人。护国护道护人心。我想，这应该是“关羽崇拜”的真正原因，也是忠义精神存在的理由。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忠义精神都将与时代一起前进。可以说，忠义既是我们传统文化核心竞争力的有机部分，也是我们战胜任何惊涛骇浪的压舱石。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