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厚杰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暨经济学院 太原 030006）

私家刻书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私家刻书成为仕宦学术家族的“特权”，商人群体的私家刻书实践较为少见，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私家刻书的发展和出版主体的下移。值得注意的是，变革性的转折出现在明清时代。随着明清科举政策变迁、商品经济发展，徽商[1]、晋商等明清商帮积极参与私家刻书实践，打破了商人群体在中国古代私家刻书领域的长期沉寂局面。以清代晋商为例，祁县何家、榆次常家、太谷赵家、灵石杨家等商人家族在私家刻书方面取得了颇值称道的成绩，刻书近百种，遍布算学、家谱、商书、目录学、经史等文化领域[2]280，推动了晚清三晋私家刻书的发展。

关于清代晋商私家刻书，学界目前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研究聚焦于古籍信息、版本目录、装帧设计、训诂校雠等历史文献学视角下的探讨[3]，较全面地考察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私家刻印出版的图书目录[4]。但是，学界对于清代山西商人私家刻书兴起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尚未予以专门性探讨，未能充分揭示晚清晋商参与私家刻书的行动逻辑。鉴乎此，文章基于清代山西商人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从文化要素、经济资本、技术驱动和编辑人才四个方面，对晚清晋商私家刻书兴起的影响因素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

1 文化要素

与具有浓郁政治色彩的官刻与追求经济效益的坊刻相比，私家刻书侧重于文化学术旨趣的体现，更加依赖于家族藏书、诗文著述等文化要素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