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里的轿子与花

2021-03-11陈长虹

文史杂志 2021年2期

陈长虹

摘要：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季节是否为清明时节，一直是中国古代绘画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主张“清明节说”的学者多以画中卷首出现的装簇花枝的轿子为清明时节上坟所用花轿为重要论据。笔者考察，“花”作为一种装饰物在北宋时期被普遍使用，故将此轿确定为清明时节上坟之轿，不能肯定。此外，《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轿子与花为我们从细节上勾勒出北宋年间汴梁街头花香四溢的现实场景，其高超的写实功力令人难忘。

关键词：清明上河图;轿子;花;宋代;装饰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三编》所著录的《清明上河图》里，一共出现了八顶轿子。

第一顶出现在卷首。郊外小路上，夹路杨树青青可人。两个小孩趴在路边土墙头，打望着匆匆前行的一队轿骑。这是个三主九仆的队伍。最前面是一匹狂奔的惊马，马上似有骑者，已模糊难辨。三个仆从打扮的人紧跟其后惊呼追赶，二轿夫抬轿躬身急驱。其后四随从，簇拥着一个头戴笠帽的骑者。四人中一人牵马，一人挑担，另外两人肩挑长竿，竿两端垂挂着类似禽类的物件。轿子顶上有两个角状突起，形如挑檐。轿子四围上方插满树枝状物。

第二顶出现在人群熙攘的虹桥。在桥的正中央，一乘二人抬的小轿几乎和迎面而来的趾高气扬的骑马者撞个正着。（图一）

第三顶出现在汴河拐弯东流后的十字街口。这顶单独的小轿停放在设有很多桌凳的店铺门口，轿夫踪影全无。一名女子似乎刚从店里买了什么东西出来，小心翼翼地端在手里，准备上轿。（图二）

第四、五顶出现在护城河的拱桥旁边，二轿一骑的队伍休息已毕，正打点上路。驭者牵马在前，一着袍男子对轿拱手，与轿中人问话，似乎是骑马的男主人。轿旁站着小厮，二名挑着食盒的脚夫谈兴正浓。（图三）

第六顶出现在护城河边远离城区的郊野小道上。一轿一骑一仆从，孤单地行往清冷的郊外。

第七、八顶出现在图中最繁华的街面，为两轿一骑，三主十三仆。前面的轿子有女仆随行，引路的小厮正指点着轿子过街，似乎要到对面富丽堂皇的孙羊正店下轿。后面小轿的窗帷打开了，一女子露出半身向外窥望。骑马者头戴翘脚乌纱帽，身着圆领白袍，手持便面，是一中年士大夫模样。（图四）

单纯就外观来看，图中所绘这几顶轿子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而且，无论随行人员的多少，排场的大小，抬轿的都是两个人。根据多数轿子都有男性骑马者伴行，我们还可以推测这些轿子的乘坐者基本上都是女性。《宋史·舆服制二》中有载：“中兴东征西伐，以道路阻险，诏许百官乘轿，王公以下通乘之。其制：正方，饰有黄、黑二等，凸盖无梁，以篾席为障，左右设牖，前施帘，舁以长竿二，名曰竹轿子，亦曰竹舆。”[1]后面的几句，几乎可以视作对图中这些轿子的准确的文字描绘。除了这种二人抬小轿，《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人们用以代步的工具还有马、驴，和一种上面覆盖着“剪棕”的两轮车。这种以牛驾辕的车又被称为犊车，就是《东京梦华录》卷四“搬载杂卖”中所提到的眷属坐车子，“与‘平头车大抵相似。但棕做盖，及前后有勾栏门，垂帘”[2]。在陆游生活的南宋淳熙—绍熙年间（1174—1194年），僻处西南的成都名门贵妇，出入仍然以乘这种犊车为荣。[3]

古代妇女出行一向乘车。到了唐代，乘坐借助人力的檐子逐渐普遍。唐文宗太和六年（公元832年），朝廷下制称“妇人本合乘车，近来率用檐子。事已成俗，教在因人”;并在承认乘坐檐子合法的同时，在制度上加以规范，规定不同品级的命妇乘坐不同规格的檐子，而“胥吏及商贾妻，不得乘檐子”[4]。到了宋代，京师地区，妇女乘檐子成为远比乘车子更为时髦荣耀的事情。司马光对此风气大为不满，在《司马氏书仪》卷三“亲迎”中，他埋怨道，当今世俗皆以檐子为重，轻鄙车，女子甚至在亲迎的时候也拒绝乘车，致使迎亲时“御轮三周之礼”的古风，荡然不行。

北宋时期，朝廷对民间乘轿，以及抬轿人数、随从、轿上装饰多有规定。据《宋史·舆服制》，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下令工商、庶人家乘檐子，舁者不得过二人;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诏禁民间乘檐子;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从侍御史翟思言，对京城士人与豪右大姓出入以四人大轿为僭拟，下诏禁绝;徽宗政和七年（1118年），针对京城内富民、娼优、下贱率以暖轿为常的状况，下令禁绝。[5]但是，尽管朝廷三令五申，民间却并没有如令遵行。从大量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有宋一代，轿子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并且在很多城市，还有相应的行老供雇。《东京梦华录》卷四记载，在京城汴梁，包括檐子、左右随从、从人衫帽、衣服从物等在内的一干物事，俱可租赁。[6]日本僧人成寻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进入中国，在中国漫游期间，除了雇马代步，也时常雇用轿子。[7]宋室南渡后虽然偏安一隅，市民经济却更趋繁荣，巨细生活皆以求方便为尚。《武林旧事》中谈到，在京师临安，凡民间吉凶诸事，都有所谓茶酒厨子专任。包括花檐、酒檐、首饰、衣物、被卧、轿子、布囊、酒器、帏设、动用、盘合、丧具等在内的所有合用之物，均可租赁。雇主即便要求广席盛设，亦是言谈间即可成就的事。[8]

《清明上河图》成图时间约在12世纪早期，北宋即将灭亡的前几年。图中出现大量的轿子，正好为其时轿子已经成为开封这样的城市市民，尤其是女性市民最为常用的代步工具，提供了图像上的证据。张择端在这幅写实性的工笔长卷中，绘出了很多形状全然不同的车、船等交通工具，细节方面可谓步步经营，七八顶轿子画成几乎一个模样，必然不是仅为求简便所致。只能说，12世纪早期的汴京街头，确实可以看到大量的二人抬小轿。这种轿因为四面皆有遮蔽，亦呼暖轿;乘座者为女性，又被称为女轿。而当时的男子显然更多地是以马、驴代步。士大夫阶层纷纷弃马，坐进了本为妇女专用的轿子是在南渡以后，故而由北宋入南宋的吴泳才会发出这样的慨叹：“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用轿，故温公云不以人代畜也。而今则无一人不乘轿矣。”[9]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卷首郊外小路上的轿子。研究者多普遍引用《东京梦华录》卷七里的一段记载：“清明节，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寒食第三节，即清明日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各携枣馉、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但一百五日最盛”[10]，由此推断这是清明时节扫墓归来的队伍。轿子上装饰的树枝状物，正是“杨柳杂花”;而从者竹竿上挑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门外土仪”。也就是这顶轿子，成了学者们判定《清明上河图》所绘季节为清明时节的最为可靠的一个论据。[11]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者对《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季节提出不同的看法，陆续有了秋景说、四季景说、春秋两景说，等等。[12]在罗列大量旁证的同时，他们还重点指出，仅凭不够清晰的图像来断定这顶轿子上面的装饰为杨柳杂花并不可靠，尤其《东京梦华录》中所提到“四垂遮映”四字，與图中形象完全不符。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虽然没有对季节提出质疑，但她也没有理会中国学者的权威论断，直接指出轿子上插的是桃树枝。[13]还有学者指出，即便这顶轿子确实装饰着杨柳杂花，这样的轿子也并非只出现在清明节。[14]

这里我想暂时不去考虑季节的问题。我们仔细看图，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轿子上是否插的是杨柳，这也是一顶装簇着花枝的轿子。这样的花枝，在宋代出现的频率很高。或者说在整个宋代，它都如堆锦铺绣般，打点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俞平伯先生论词，开篇就讲宋人的生活奢侈浪漫。在这个浪漫的年代，上至帝王，下至贩夫走卒，都喜欢戴花。而且，戴的常常还不是一朵两朵，而是牵枝带叶的一把;不仅即兴戴在发髻上，也插在幞头、帽子上;不仅插戴时令鲜花，在没有花开的季节，也要做些罗帛假花来戴。北宋诗词中提及戴花的不计其数。苏轼曾在酒宴上写下脍炙人口的《李钤辖座上分题戴花》：“二八佳人细马驮，十千美酒渭城歌。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露湿醉巾香掩冉，月明归路影婆娑。绿珠吹笛何时见，欲把斜红插皂罗。”簪花的幞头又被称为簇花幞头。由宋代无名氏所绘、今藏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美术馆的《大傩图》里表演傩戏的人员，李嵩所绘、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市担婴戏图》里面的货郎，都表现为这种帽子或幞头上簇戴花枝的形象。在特殊的时节，帝王甚至亲赐戴花。如孟冬，“赐群臣以下簪花，从驾、卫士、起居官、把路、军士人等，并赐花。快行官帽花朵细巧，并随柳条。教乐所伶工、杂剧色，浑裹上高簇花枝，中间装百戏，行则动转。诸司人员如局干、殿干及百司下亲率等官，多有珠翠花朵，装成花帽者。”是时全城如堆锦，姹紫嫣红。升平盛况，莫过如此。[15]

男子如是，女子头上风光更可想而知。初夏茉莉花开的时候，“妇人簇戴，多至七插”[16]。除了簪戴花枝、花朵，女子们还把金丝捻成的柳条插在头上，称为“雪柳”。朱弁滞留金朝时追忆北宋故都风貌，曾写下《曲洧旧闻》一书，其中谈道，“妇女首饰，至此一新，髻鬓参插，如蛾、蝉、蜂、蝶、雪柳、玉梅、灯球，袅袅满头。”[17]宋代女子的头顶就像一座春天的花园，杨柳、杂花、蜂蝶竞相逐艳，如晁冲之《上林春慢》中所云：“素蛾绕钗，轻蝉扑鬓，垂垂柳丝梅朵。”其实为后世罕见的图景。

除了点缀自己，花更被用来点缀日常家居。宋代普通人家的墙壁、窗户、门楣上，都时常插满各种花朵。《武林旧事》卷二：“至于梁栋窗户间，亦以湘筒贮花，鳞次簇插，何啻万朵。”虽不免文学的夸张，其红紫纷呈亦可约略想见。宋话本《花灯轿莲女成佛记》里，害了相思病的李小官人，为了看到自己的意中人莲女，每日去她家铺子上买花，回来插得家里满壁都是。[18]

宋代的花已然无时、无处不可插。在一些特殊的时节，比如清明，比如婚礼，它们自会以同样“簇插”的方式，给点缀到轿子上。这种轿子，在宋代被称为花轿、花檐子，或花舆。令人惊讶的是，同样是《东京梦华录》卷七，在言及清明习俗之后，作者又谈到汴京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开金明池的盛况：“驾回……游人往往以竹竿挑挂终日关扑所得之物而归。仍有贵家士女，小轿插花，不垂帘幕。……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矣。”[19]很明显，这里的“小轿插花”，和此卷前面提到的清明时节扫墓归来，以杨柳杂花装簇的轿子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至于图中轿子后面随从用竹竿挑的禽类状的东西，虽然完全可能是“门外土仪”，但也未尝不可以视作“关扑之物”。因为在宋代，几乎无物不可以用来关扑（博戏或赌博）。《东京梦华录》卷八“诸色杂卖”条中就有提到关扑的内容，包括“鹑、兔、鱼、虾、褪毛鸡鸭等”[20]。

《梦粱录》里也曾提到清明时节的花轿，“清明交三月节，前两日谓之寒食。京师人从冬至后数起，至一百五日，便是此日。……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男跨雕鞍，女乘花轿，次第入城。又使童仆挑着木鱼龙船花篮闹竿等物，归家以馈亲朋邻里。”[21]踏青时的花轿在诗人笔下，则另有一番香暖春情。高观国《御街行·赋轿》里写道：“藤筠巧织花纹细。称稳步、如流水。踏青陌上雨初晴，嫌怕湿、文鸳双履。要人送上，逢花须住，才过处、香风起。裙儿挂在帘儿底。更不把、窗儿闭。红红白白簇花枝，恰称得、寻春芳意。归来时晚，纱笼引道，扶下人微醉。”这清明时节踏青的藤编小轿，簇着红红白白的时令鲜花，里面坐着微醺的诗人，形成一道浪漫的风景线。而在《蓦山溪》里，北宋晚期诗人卢炳曾惆怅忆旧：“年少与佳人，共携手、嬉游歌笑。夕阳西下，沈醉尽归来，鞭宝马，闹午随，簇著花藤轿。”除了迎春踏青，花轿还出现在冬季。庞元英《谈薮》中记载，南宋中期的权相韩侘胄曾于冬月携家眷歌姬，画船花舆，游赏西湖。[22]

没有时令鲜花的季节，人们会把手工制作的罗帛假花插到轿子上。这种轿子出现在宋人的婚礼仪式过程中，就是《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书里屡屡提到的花檐子。《花灯轿莲女成佛记》里，莲女的父亲张待诏，开着家专门制作罗帛花朵的铺子。莲女成亲那天，“这张待诏有一般做花的相识，都来与女儿添房，大家做些异样罗帛花朵，插在轿上左右前后：‘也见得我花里行肆！不在话下。到当日，李押录使人将轿子来。众相识把异样花朵，插得轿子满红。因此，至今留传‘花灯轿儿。今人家做亲皆因此起”[23]。

浪漫花俏的宋人，就是这样随兴所至，把花插在头上，屋子里，轿子上，乃至任何一个可能的地方。这种装饰着花枝的花轿，可能见于包括踏青、迎亲等在内的一切良辰佳日。这就正好可以解釋，为什么在以后明清时期出现的大量临摹本《清明上河图》里，这顶插满花枝，貌似扫墓归来的轿子都变成了迎亲的大红喜轿;而这个场景也就变成娶亲的场景了。[24]

簪花、插花既然如此流行，花卉买卖自然就非常兴隆。宋词有曲牌名《卖花声》。士大夫抱怨公务繁忙，则称“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前听管弦”。宋徽宗《宣和宫词》有“隔帘遥听卖花声”，可见单听深巷叫卖桃李的声音，也是惹人诗思的韵事。北宋汴京既有花店，也有沿街叫卖的花贩。《东京梦华录》卷七云季春时节：“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25]在《清明上河图》里，就出现了三处卖花的场景：一处在护城河的拱桥桥头，卖花人手里拿着一束深红的花枝，正热情地向两个路人兜售;另外两处都在孙羊店前。后面的一幅，马头竹篮边围着五六个人。一名紫衫束带的女子，带着抱着婴孩的婢女，正兴致盎然地和卖花的小贩交谈。女子旁边有两个人，一个穿圆领深色袍子，士人模样;一个着背心短裤，是下层劳动人民的打扮。他们的双手都举过了肩头，似乎正把刚刚选好的鲜花往自己的头上或帽子上插戴。北宋司马光慨叹东都洛阳民风繁华，著诗云：“洛阳风俗重繁华，荷担樵夫亦戴花。”由《清明上河图》看来，京师汴梁之风情雅趣当不亚于此。

卖花担子后面的孙羊正店是图中最繁华的酒楼。（图四）楼上三开，阁子的窗推开了，喝酒的人似已微醉，无比惬意地斜倚着栏杆，正是“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外面是红绿纷错的彩楼欢门，檐下挂着四盏金红纱做成的栀子灯。门右的一盏，蒙着箬叶做成的罩子。这或许正是一家如《都城纪胜·酒肆》里提到的所谓“庵酒店”。酒阁里藏有暗床，有妓可以就欢。[26]宋代的酒楼多有妓女侑酒，朝歌暮弦，争妍卖笑。客人前往歌馆酒楼游冶，“或欲更招他妓，则虽对街，亦呼肩舆而至，谓之过街轿。”[27]在《清明上河图》接近收梢的地方，画家就安排了这样一座花香四溢，红儿暗地妖娆的酒楼。街对面的小轿，小厮引路，女仆陪侍，或许正是一顶歌妓应召的“过街轿”。

注释：

[1]（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

[2][6][10][19][20][25]《东京梦华录笺注》上下册（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

[3]《老学庵笔记》（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

[4]《唐会要·杂录》。转引自阴法鲁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之第九章，孙机著《中国古代的交通工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5]（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

[7]曹家齐：《〈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所见的北宋乘轿风俗》，《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1期。

[8][16][27]（宋）周密著，李小龙、赵锐评注《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07年。

[9]《鹤林集》卷三十《送王昌巽序》。转引自扬之水《细节的意义》，《读书》2002年第9期。

[11]提出这个观点时间较早，影响较大的是郑振铎，以后研究者多有援引，相关论文大多收入。参见辽宁省博物馆编《〈清明上河图〉研究文献汇编》，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

[12][14]孔宪易于1981年发表的《〈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在学者间引发了一场该图代表季节的断续近三十年的口水战。相关论文可参见《〈清明上河图〉研究文献汇编》第三编《关于〈清明上河图〉的命名》。

[13]（日）中野美代子：《境界的风景——形象的或方法的》，载《〈清明上河图〉研究文献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