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年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经学文献有经和传注之分，传注是对经的解说，两汉时期多称传，东汉以降多称注。在汉代，经与传有别行与合编两种书写形式。所谓别行，即经传分开书写，可以书写为两种独立文本，也可以书写为前后相连的一个文本，但其文字内容不相混淆；所谓合编，即将传文逐条分注于相应经文之下，经传内容混编在一起。传统观点认为，经与传最早都是别行的，约从东汉开始，为方便阅读学习，才渐渐将经传合编，并成为后世经学文本的通行样式。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运用“二重证据法”，将其与传世文献对照研究，使许多学术问题得到重新审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学术史。就现已出土的西汉文献，尤其是海昏侯墓新发现的文献来看，其所反映的经传合编的形成时间及具体形式等与传统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笔者不揣谫陋，拟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与新近出土文献，对经传合编问题进行重新考察，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教。

一、经传的别行与合编问题回溯

经传别行主要流行于两汉时期，东汉之后经传合编成为主流，经传别行遂不为一般人所知。较早意识到汉代经传别行的是唐初的孔颖达。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云：

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艺文志》云：“《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是毛为诂训亦与经别也。及马融为《周礼》之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然则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