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声响

（中共温州市委党校，浙江 温州 32501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传统的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这种变化，逐渐显现出其缺陷和弊端。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而在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的指引下，“城乡社区衔接作为一种国家规制选择”[1]154，得到了各个地方积极探索。农村社区化作为传统乡村共同体到现代城市社区的衔接方式，成为了当前我国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普遍选择。

一、从分散到集聚：农村社区化的基本逻辑

农村社区化治理面向的是一个日益分散的农村。从产业角度看，过度分散的土地，过度分散的经营，不仅难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难以容纳大量的农村人口就业。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人口与资源不断往城市集中。另一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存在，农村所获得的公共服务等投入却远远落后于城市。同时，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传统内生封闭性乡村共同体在市场、国家权力等外部性因素渗透下，不断被开放并逐渐瓦解，导致农村社会结构不断分化。而在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冲击下，构成农村社会行为的价值认同基础亦遭到解构，乡村传统文化日渐消散[2]，空心化、碎片化、分散化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

在农村社会治理上，我国经历了传统社会以宗族组织为载体的“宗族治理”，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行政村庄为基础的“村庄行政化治理”，人民公社时期以社队为基础的“社队制治理”，村民自治时期以村庄为基础的“村庄集体化治理”四个发展阶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