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鑫 黄皓宇

一、“杜甫的旅行”：跨文化传播中符号互动与意义的共享交集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总结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时，梳理出文化(culture)概念的三重意涵：文化不仅是“属于个人自我完善和普遍追求的价值状态”，还是“文献”式的实体构成，更是“人类生活与生产过程中的整体生活方式”。[1]在威廉斯看来，相应的文化实践不仅需要立足于文献进行文本细读，更应深入与文本相伴生的社会语境与社会结构进行共同体意义上的考察。不同于英国文化研究立足于文化传统论述共同体间“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的演变，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在“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的感召下，以符号互动论阐述共同体的建构何以可能，强调文化依托于符号化的展演进行意义的建构与传播。在“符号互动”的视角下，传播是“由参与者间不同程度地共享意义(meaning)和价值而导致的符号行为(symbolic behavior)”[2]。将视点由文化共同体内的沟通拓展至跨文化传播，文化符号的旅行与转译则更为复杂。法国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以符号为路径理解传播活动，强调“符号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政治的界定开始于语言”[3]，并由此介入对现有国际传播格局的批判。由于文明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文化符号的译介过程意味着符号意义的跨语境重构。正如齐泽克将欲望的视点称为被歪曲的“畸像”(anamorphosis)，文化符号也在意识形态浸润的转译过程中发生了意义的流转。但译介后的文化符号并不是一座剥离原有文化语境的孤岛，而是成为不同诠释社群进行“同情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的文本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