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义彬 邱 立

20世纪末，滑明达利用杰伯纳的文化标识模式(Cultural Indicator Model)和克拉克的正统模式(Legitimacy Model)探讨了大众媒介呈现的5种弱势群体，其中妇女在电视节目中通常以一种狭窄或一成不变的定势方式被进行片面地描画[1]，女性作为媒介弱势群体引发学界关注。在我国，弱势群体多指在社会转型期，利益重新分配格局中由于不适应变化而被甩到边缘地带的一些人，其中包含下岗职工、进城农民工、“体制外”的人、较早退休的“体制内”的人，相当一部分农民等[2]，均呈现了经济上的低收入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等特征[3]。随着新媒体技术下沉，弱势群体在社交媒体等平台上的积极实践正在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以互联网、手机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体通信工具成为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赋权器[4]。但在现实传播中，大众媒体对社会中下阶层较为冷淡，大众媒介对弱势群体的“传媒弱视”，使得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更加“边缘化”[5]。此外，由于媒介研究中的性别歧视，面向下岗女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守妇女等特殊女性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少。女性群体在媒介研究中再次被“弱视”，使得留守妇女这一群体成为“弱者中的弱者”。互联网时代里大众媒介(如社交媒体)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系需要传播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6]。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0年第47次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9.98亿。其中男女比例为51：49，而在2001年，女性网民所占比例仅为38%，整体来看女性网民数量在近年增长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