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霞

(广东开放大学 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091)

韩愈是唐代重要的文人儒士，其倡导的儒家道统对后世影响甚巨。韩愈有《南海神庙碑》[1]541一文，反应其在谪宦潮州时广州刺史孔戣祭祀南海的事件。该文在文体上属“纪功德”的碑体文，通过纪写孔戣祭祀南海神的场面，褒扬其“事神以诚”“治人以明”的丰功伟绩。文章体式独特，引领千载祭祀文体，为文体学研究专家所重视，其记载的有关国家海祭的仪式，成为历代礼制研究者的重要参考文献。其实，该文还集中体现了韩愈的儒家思想，包含了韩愈对其所推尊的儒道在国家礼制、祀神活动及政治领域的具体实践的思考，是韩愈借文章以明儒道思想的集中体现。在韩愈看来，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意义的南海神祭，是尊礼制以整饬社会秩序的儒家精神的要求；孔戣以“诚”祀神，是儒士在处理人神关系时践履儒家“仁义”之道的重要方式；孔戣以仁德治民，是儒道在吏治领域的具体落实。南海神庙藉由韩愈《南海神庙碑》一文广为传播，成为岭南一处独特的文化景观。

一、南海神祀：国家礼祭与王权正统意识

韩愈《南海神庙碑》一文写于袁州。《广东通志》卷二百三《金石略》称，《南海神庙碑》“使持节袁州诸军事守袁州刺史韩愈撰，使持节循州诸军事守循州刺史陈谏书并篆额。”文末有附诗，是韩愈在潮州时所写：“碑文前纪南海祀典，后纪刺史孔戣德政，末附四言韵事，是诗而非铭。故《旧唐书·孔戣传》云：愈在潮州，作诗以美之。据文云：‘咸愿刻庙石以著厥美。’是昌黎亦因众人之请而作此也。”[2]3670诗文内容则是韩愈对其谪宦潮州时广州刺史孔戣祭海事件的反应。通过颂扬孔戣祭祀南海的行为，表达了儒学臣子身份的韩愈宣扬王权国威、维护中央集权，排斥佛老异端、借儒教以整饬朝纲的政治诉求。

在以儒治国的封建王权国家里，儒家礼乐制度一直被奉为治国之道和治人之道，历代王朝都充分利用礼制来强化王权政治和巩固宗法制度。《左传·召公二十五年》谓：“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荀子·议兵》谓：“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祭礼则是儒家礼乐中的重要内容。《礼记·祭统》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左传·成公十三年》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汉书》：“帝王之事，莫大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中国古代王朝的国家祭礼，主要通过效祀、宗庙等祭祀活动，建立并强化王朝国家的正统意识，确立并维护以皇帝专制和中央集权为核心的政治秩序。南海神祀与泰山封禅，是历代帝王宣扬王权君威的重要礼制活动。

南海立祠以祭之制确立于隋代。《隋书·礼仪志》载：“开皇十四年(594)闰十月，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无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3]唐天宝十年(751)正月丁未，封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海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4]934“广利”者，意谓“广利生民”，体现出国家对南海神祭的高度推崇。封建王权时代，四海神祭中的“四海”，“不仅仅是地理观念，更主要是王朝国家体国经野的象征符号，是国家政治空间想象与其统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5]四海神祭与祭祀天地的礼仪与内涵一致。渡边信一郎说：“圜曲的祭天礼仪以及方丘的祭地礼仪，是祭祀天地本身与宇庙全体的礼仪。天子=皇帝通过这一祭祀来明确王权的正统性，同时通过祝祭阴阳、五行的整体运行，而将全世界据为己有。”[6]南海神祀由州长官主持。《旧唐书·礼仪志》：“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年别一祭，各以五郊迎气日祭之。……南海，于广州。……其牲皆太牢，笾、豆各四。祀官以当界都督、刺史充”[4]910。

韩愈借写碑文之机，颂扬府州长官孔戣主持南海神祭活动，正是代国家立言，借以表达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中央集权制度的王权正统意识。元和十二年(817)及其后的两年，时任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的孔戣三次亲往祭祀南海，一改之前由来已久的“委事于其副”[1]543的惯例，“犯风波而往”[2]3670，表现出对南海神极其虔诚的态度，有着深刻的时代语境。元和年间，正是唐朝节镇叛乱、国家处于分崩离析之时。唐宪宗锐意铲除藩镇割据，先后平定西川、夏绥、浙西等藩镇割据，但藩镇叛乱时有发生，许多重镇如成德、淄青等与朝廷处于紧张对峙状态。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叛军杀害。元和十二年(817)孔戣任岭南节度使时，平定藩镇叛乱依然是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孔戣在岭南大张旗鼓地祭祀南海，显然是代表国家表达“体国经野”的强烈意识，是其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叛乱政治意识的体现。孔戣借祭祀表达出的儒家王权君威意识，对藩镇割据起到了直接的劝谕作用。[7]韩愈热情讴歌刺史孔戣祭海之功德，正是出于其宣扬国威、震慑不臣、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用意。

韩愈这种封建儒臣突出的王权意识与主体精神，在其他文章中亦有鲜明表现。韩愈在潮州时作《潮州刺史谢上表》，即提出以封禅形式宏扬国威、彰显王权的主张。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韩愈历述唐天宝之后藩镇割据的形势，指出社会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礼治崩坏，所以需要封禅泰山以宣扬王权：“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显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1]691希望君王借封神申饬礼仪、威服不臣，从而实现德行天下、布威四藩、内懿外顺、天下大治的目的。封禅泰山与祭祀南海一样，都是借礼制来宣扬王权君威与国家主权。韩愈谪潮时写下的《祭鳄鱼文》中道：“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1]639这是儒家思想“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不同表述，亦是对国家主权的强调。无怪乎清康熙帝在阅读《南海神庙碑》时道：“典重高华，足以润色太平；铺张盛事，后幅拓开一步。”[8]“润色太平”一词，十分深刻准确地指出韩愈碑文宗旨之所在，即粉饰盛世、维护国家和平统一的政治理想。而这种精神，又是韩愈一生所致力的以儒家礼乐教化整饬朝纲、维护王权的儒学精神的集中体现。

韩愈这种借推尊国家礼制以表达王权意识的思想，在晚唐诗人李群玉那里得到深刻回应。李群玉有诗《凉公从叔春祭广利王庙》：“龙骧伐鼓下长川，直济云涛古庙前。海客敛威惊火旆，天吴收浪避楼船。阴灵向(一作迥)作南溟主，祀典高齐五岳肩。从此华夷封域静，潜熏玉烛奉尧年。”[9]全诗从神人汇通的角度，描写人们虔诚祭祀南海神的壮阔惊愕场面，及南海“祀典高齐五岳肩”的礼仪规格，具有比肩五岳、通达神灵、代君立言的崇高地位，并表达出事神以诚则神祇显灵以佑太平的理想。尾联“从此华夷封域静，潜熏玉烛奉尧年”，突出体现了生当藩镇割据、时势纷乱的晚唐时代，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文人士夫，在祭祀位处国家边陲、外域窗口的南海神时，生发出的严防夷族、维护华夏正统与一尊地位的政治感慨；而人神共舞、神人和合的南海庙祭，谱写的正是一曲华夷有序、世道清宁的盛世赞歌。

二、“事神以诚”：神人和合与儒道有为

韩愈在国家礼制体系下颂扬孔戣祭祀南海神一事，表达了尊儒崇道，以儒道整肃宸纲、维护一统政权的理想。同时，韩愈通过颂扬孔戣“事神以诚”与“治人以明”两方面的功绩表达其对践行儒道的具体内容与方式的思考。韩愈在《南海神庙碑》一文中赞赏孔戣的核心内容是“治人以明，事神以诚”，“事神治人，其可谓备至矣”[1]543-545。“事神以诚”是儒士从诚心出发，实现神人合和、天下太平之儒道理想的具体方式；“治人以明”是儒学仁德精神对官员在吏治职责上的落实。就“事神以诚”而言，韩愈通过纪写孔戣祭祀之“诚”，表达了对儒学士子“诚心有为”、守土有责的强调，同时亦不乏对自己因言事被贬之罪己意识的纾泄。

首先，韩愈认为祀神是儒道助教的具体实践。韩愈在《原道》中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1]20韩愈将儒家之“道”视为社会人生的最高行为准则，而这个“道”，是“博爱”之“仁”与“行宜”之“义”的具体实践，“道”是依于“仁义”的具体行动。韩愈据此进一步指出，祭祀天地鬼神的郊庙祀典，则是儒家施行“仁义”以实践“道”的具体内容，是帝王进行儒学教化的重要手段。

而“诚心”则是获得神人和合、神祇显灵以救时弊的重要方式。韩愈在《南海神庙碑》中将前任刺史与孔戣对比道：前刺史敬神不诚，祭礼疏忽，“常委事于其副”，“吏滋不供，神不顾享；盲风怪雨，发作无节，人蒙其害”。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孔戣则“犯风波而往”，且三年如是，“治人以明，敬神以诚”，故“祀之之岁，风灾熄灭，人餍鱼蟹，五谷胥熟”，“岁乃大和，耋艾歌咏”[1]543～545韩愈在文末以赞语的方式道：“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岭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执事枢。公行勿迟，公无遽归；非我私公，神人具依。”[1]546神依靠人而享受祭祀，人通过以诚祀神来娱神，最终实现神人汇通、民众安泰的目的，突出表现了孔戣祀神之“诚”的态度及由此带来的实际意义。宋人张表臣称：“退之作南海神庙碑，序祀事之大，神次之。尊固已。读之令人生肃恭之心。”[10]足见韩愈碑文纪孔戣祭祀南海神之“尊”，即极度虔诚的态度而具有深厚的感召力量，以至于观文者都耸然心动。韩愈谪潮后也采取了一系列“祀神以诚”的活动来实践其儒道精神：不仅多次主持祭祀活动，还亲自撰写祭祀文章。其态度之虔诚恭敬，形式之庄严隆重，及其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对祭祀的重视，都是“诚”的集中体现。

唐代李德裕有《祷祝论》一文，对在祭祷行为中以“诚”的方式沟通神人、实现儒学助教有详细论说：“语曰：‘丘之祷久矣。’又曰：‘祭则受福。’岂非圣人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鬼神合契，无所请祷，而祷必感通？唯牧伯之任，不可废也。……其术无他，唯至诚而已。……古人乃有剪爪致词，积薪自誓，精意上达，雨必滂沱，此亦至诚也。敬诚能达天，性能及物，焉用以肌肤自苦，燋烂为期？动天地，感鬼神，莫尚于至诚。故备物不足报功，禴祭所以受福。余以为人患不诚，天之去人，不相远矣。”[11]694-695李德裕以“诚”概括祝祷的核心，论述了“神道”因“诚”故能助教的原因及表现。韩愈赞扬孔戣“事神以诚”，并通过自己一系列虔诚祀神的行为，表达了借神道以助教化、实现政治理想的儒学实践思想。这亦是韩愈所谓“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12]118之意。

韩愈强调祭祀中“诚”的重要，与其对儒家“正心诚意”说的理解有关，与韩愈通过“诚心”实现儒道“有为”的思路一致。韩愈《原道》：“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1]19韩愈对“正心诚意”的理解核心落实在“有为”上，而其“诚心有为”之说，所针对的正是佛老盛行、纲常崩坏、人伦失序的社会现实而言。正是从排斥佛老、弘扬儒道、重朝宸纲的角度，韩愈才极力推崇孔戣祀神之“诚”。后来尹彦明称：“介甫谓退之正心诚意，将以为有，非是；盖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诚意，便休却；是释氏也。正心诚意，乃所以将有为也，非韩子不能至是。”[1]19引唐晓敏论道：“(与宋儒不同)韩愈从孟子那里接受的主要是孟子‘仁政’理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进取的精神，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批评态度。”[13]韩愈正是从“诚心”出发，在祭神活动中实现神人和合，并最终实现修齐治平之“有为”的人生理想的。

其次，韩愈对孔戣“事神以诚”的赞赏，包含了对负有为国守土之责的儒学士子补救失责之罪方式的拷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韩愈强烈的罪己意识的“赎罪式”书写。在韩愈看来，刺史受命天子，必然负有为国守土的责任。他在潮州所作《鳄鱼文》一中道：“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1]640而他所颂扬的孔戣“严天子之命，必恭必亲”[10]，率众祭神，即是为国守土、弘扬国家一统王权思想的行为实践。对有着深厚儒家入世理想的韩愈而言，他背负“为国守土”的强烈责任感被贬远离政治中心的岭南，其排佛尊儒的政治理想受到沉重打击，故不能不有着深重的罪己意识。他在《潮州祭神文》其二中道：“非神之不爱人，刺史失所职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1]357这句话与《尚书》中的“罪己”意识无论是句意还是语言表述都十分相似。《尚书·汤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韩愈在潮州祭神祛灾，写下多篇祭神文，通过祭神为民祈福祛灾，并通过祭神以罪己，表现出强烈的吏职责任感与赎罪意识。

韩愈认为以“诚”祀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罪责。韩愈认为正直之人“有祷于神”，“神享其衷”，则可“蒙神之福”[1]363；“鬼神守护”，可“呵禁不祥”[1]274。故他祀神极诚，“逢神多所祝”[12]206，自己在贬往潮州“厉毒所聚”之地时，“惧不得脱死，过庙而祷之”[1]555。韩愈在潮州一系的祭神活动，及对孔戣“事神以诚”的祭海行为的赞扬，都包含了他对如何减弱逐臣罪责、实现赎罪所作的思考与努力。

香港学者冯志弘说：韩愈“被贬潮州、袁州之时，因势利导地运用儒家祭祀范式，把唐代不载祀典的地方神祇纳入儒家社稷之神和山川河岳之神的畛域。他的祭神文强调神明赏善罚恶，并且突显守土有罪，在予一人的精神——这都是先秦祀神的模式。后来他司职京邑，更是‘祈祷实频’。这些祈祭行为，都是韩愈实践儒家思想的方式。”[14]概而言之，韩愈祭神祀神，包括对祭神行为的认可与赞赏推介，皆出于其践行儒家思想的政治理想主张；而对祀神之“诚”的态度的强调，则是出于其对如何践行儒道之方式的思考。

三、“治人以明”：仁治德政与儒教理想

韩愈认为践行儒道，在祭礼上表现为“事神以诚”，在政治层面则表现为以“仁义是修”实现仁治德政。《南海神庙碑》中，韩愈既写孔戣祭祀南海的事迹，又详细记载了孔戣治理岭南的功德，赞扬孔戣吏治得法，潮地因之法律整饬、民风淳化。作为一篇勒石纪功的庙碑文，孔戣其人的政治事迹本与祭海事件无甚关联，但韩愈却浓墨重彩，不独写神庙祭祀活动，而是以祭祀之主体人物为中心，串起主人公的祭祀活动与吏治事迹。很显然，《南海神庙碑》不是一篇纯粹的祭祀纪事碑文，而成为一篇志人碑文。这篇看似主题奇特的庙碑文，正是基于韩愈儒学思想体系下，对牧伯州官“事神治人”之职责的肯定，是韩愈对儒学士子仁义治德之功绩的社会责任感的明确期许，是其儒道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具体实践要求。

韩愈认为儒道是“道”与“教”的合一，孔戣“治人以明”的仁德政治即是儒道的具体实践。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追溯道统称：“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1]19-20认为先王通过《诗》、《书》、《易》、《春秋》等儒学经典传播礼乐刑政、实现民众教化。又称：“民之初生，固若禽兽夷狄然；圣人者立，然后知宫居而粒食，亲亲而尊尊，生者养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1]282儒道是出于仁义且推行仁义的过程；而以仁义为核心的儒道施行，表现在政治领域即仁政的实施。

韩愈从儒家“仁义”之道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践行出发，高度赞扬孔戣任职岭南时一系列的仁政德治措施。他记载道：“始公之至，尽除他名之税，罢衣食于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资交；以身为帅，燕享有时，演员与以节；公藏私畜，上下与足。……加西南守长之俸，诛其尤无良不听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其女子可嫁，与之钱财，令无失时。刑德并流，方地数千里不识盗贼；山行海宿，不择处所。”[1]545赞其“正直方严，中心乐易，祗慎所值；治人以明，事神以诚；内外单尽，不为表襮”，“事神治人，其可谓备至耳矣。”[1]543-545树立了一个在吏治领域实践儒道的理想楷模。

韩愈自己在潮州也施行了一系列践行儒家“仁义”之道的仁政德治。首先是去除鳄患。《广东通志》卷三十八记载，韩愈贬潮州刺史，“问民疾苦。皆曰：恶溪鳄鱼，食民畜产，为患害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约三日至七日，使徙去，以避天子命，吏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患。”[15]642其次是儒学教化。韩愈认为治国安邦当“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又“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1]771。韩愈积极举荐乡人主持学校工作，推荐“沈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的进士赵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1]771民风为之一变，宋代楼钥赞道：“(潮州)自唐而后，有昌黎之遗风。置乡校以教千里之民，驱鳄鱼以除百世之害。坐使蛮夷之地，一如畿甸之间。”[16]正是因为韩愈与孔戣的儒家政治理想一致，故而才可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韩愈在潮州的仁政德治对后世来潮官员产生了积极的劝诱作用。如北宋潮州知州王涤“元祐五年知潮州，养士治民，一师韩愈。”“又有丰登者，不知何许人。元符三年知潮州，留意学校，拨田赡士，并祀名宦。”[15]682宋时潮州官员开始“并祠名宦”，通过为韩愈立祠的方式继承其精神、践行其政治理想，使韩愈通过《南海神庙碑》确立的儒家仕宦的理想形象深入人心；而韩愈所称赏和践行的儒家“仁义”之道亦通过代代官员的身体力行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韩愈从国家礼制体系推尊祭海行为，体现了儒学之士的王权正统意识。韩愈赞扬孔戣以虔诚态度祭祀神祇，以仁义之德教治邦民，树立了一个真正的儒道践行者形象。孔戣以70岁高龄请致仕时，韩愈上书皇帝请留孔戣，有这样一段话：“戣为人守节清苦，议论平正。……忧国忘家，用意深远，所谓朝之耆德老成人者。”又引《诗经》“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语论道：“老成人重于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1]706在韩愈看来，“耆德老成”的孔戣，较之朝廷宪章制度更重要，是一个可以劝诱士风、可供学习模仿的生动典范。所谓“耆德老成”，不仅指孔戣年老资历深厚，更重要指其儒家之“德”深厚，是真正的儒学精神的代表，是一个儒教践行者的时代楷模。加之孔戣为孔子嫡系孙的身份，其人本身就是儒家精神的一个标杆与象征。韩愈正是基于此而树立了一个在儒家礼制与吏治领域实现儒家教化理想的理想典范。

余 论

韩愈谪宦岭南，对潮州的儒教兴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至为深远。这与由潮人立祠以祭、代代宣扬强化有关。但韩愈的影响并不限于潮州，而扩展至岭南甚至更广的区域，这与韩愈文章的广泛传播分不开。在这其中，集中体现了韩愈儒道精神与儒家教化思想的《南海神庙碑》一文的作用尤其重大。《南海神庙碑》籍由后世文人儒士的宣扬而广为人知、影响深远。苏轼读《南海神庙碑》中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17]，为该文在后世的接受向度定下了基调：前者指其文章成就；后者则是对韩愈碑文所体现出的继承儒学道统、以儒道匡救时弊精神的高度赞扬。其后儒学兴盛，宋以后唐宋八大家地位的逐步确立，韩愈在文章写作和儒学精神领域获得崇高地位，《南海神庙碑》一文作为文章写作范本、“以文明道”的儒学典范广为流传。这一方面使得南海神庙逐渐为人知，并在后世产生了诸多回响，出现了一批游历、拜谒南海神庙的诗文咏叹之作。另一方面，《南海神庙碑》所表现出来的儒学精神被人们广为接受。岭南人在接受韩愈儒学精神时，又将植根于岭南民俗中的南海神祀活动与当地信仰相融合，使南海神庙逐渐演化成儒学思想深厚又三教汇通的宗教圣地，成为岭南一处独特的文化景观，亦成为当今岭南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