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健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044 )

帖经者为何？杜佑《通典》：“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1]帖经考试主要以儒家经典章疏为帖试内容，课试形式类似今日的默写填空题。然而，囿于文献的缺略，学者在探讨唐代“科举与文学”关系时，多聚焦于对科举试策、试诗赋等课试制度与应试策文、诗赋等的考察，对重要考经办法之帖经制度及制度变迁下的文学现象关注不够。本文立足有限文献，对科举帖经制度作简要梳理，意在关注与制度变迁关联的文学现象，以加深对科举帖经与文学关系的认识。

一、帖经制度及其发展变迁

帖经作为唐代科举考试项目之一，一般认为始于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奏请：

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1]

刘氏奏请之前，明经试墨策；进士试时务策。其后，明经射策，举子多“不读正经，抄撮义条”[2]；进士则“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2]。刘思立奏请源于此。翌年即永隆二年(681)，朝廷颁布《条流明经进士诏》，规定“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2]。自此，明经首场帖经，次试墨策；进士首场试杂文，次试时务策。每场定去留。帖经作为明经射策，举子少读正经的补救项目，自此进入科考系统，并予制度化确立。

帖经课试的设立，对举子不读或少读正经之弊，具有一定的弥补作用。然而，帖经重默写填空的课试方式易于及第，其后举人积多，难以取舍。为便于取舍，有司加大出题难度，改“中间开唯一行”的出题方式为“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1]，多从“孤章绝句”“疑似参互”[1]处下帖。有司解决了取舍难题，但考生却“寻之难知”[1]，大为头疼。为应对“倒拔”的帖经方式，考生将孤、绝、幽、隐的儒经章疏改编为易于记诵的诗赋加以习诵，难者尽数知悉。

考生少读正经，专诵“诗赋”之端一开，明经填帖，日益积弊成俗。朝廷不得不对科举考试进行调整。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朝廷留意到“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3]344-345，遂颁布《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进行科改，诏云：

明经自今已后，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旧试一帖。仍案问大义十条，取通六已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首，……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例，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3]344-345

明经首场帖经，次改墨策为问大义，最后试时务策；进士舍弃加试性质的帖小经，变为首场帖大经，二场试杂文，三场答时务策。然而有司多帖“聱牙、孤绝、例拔、筑注之目”[4]的出题方式，于以儒经章疏为课试内容的明经举子来说，“既甚难矣”。对不精儒经而善文才的进士举子而言，难度更胜。进士举子多有帖经黜落而“白首举场者”，进士逐渐“以帖经为大厄”[4]。面对此困症，有司为避免声名才高者不工帖经而落第，允其作诗以抵帖经黜落，这一救赎办法被称为以诗“赎帖”。

以诗“赎帖”现象的出现，打破了唐代常科课试制度的平衡。一边是帖经多帖“疑似参互”之言，考生以此为厄，且允许以诗“赎帖”抵帖经之落；一边是科举取士重诗赋。二者的攻讦对垒，致使盛唐以后的科举帖经变革，主要围绕帖经不通经义与取士重诗赋而展开：或是对帖经课试场次的调整；或是帖经存废与试经义的讨论；亦或帖经与诗赋的争议等等。尽管如此，帖经多帖孤、难、怪、绝的弊病长期存在。其间虽有变革，如玄宗天宝十一年(751)，朝廷诏令帖经“每帖前后，各出一行”[3]67，改“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为中间“开为三行”，且疑似、相类之处并不须帖。然而，由于长期课试风气的影响，以诗“赎帖”的救赎办法与举子索“幽隐”经文以帖经的应对方式已浸转成俗，二者依附帖经制度而存在。鉴于此，有关方面对帖经制度的改革亦未停止，帖经存与变的讨论延续到唐末。

通过上文对唐代科举帖经制度变迁的梳理，不难见出，随着帖经考试难度的加大，有司及举子各展其能予以应对：有司允许声名俱高的举子以诗“赎帖”；举子则檃栝经文注疏以备帖经考试，遂产生赎帖诗及“檃栝体”诗赋。与此同时，帖经课试的黜落亦成为赠序写作的内容之一。

二、帖经变迁下的赎帖诗

科举应试诗多被视作内容陈腐和形式呆板的代表，缺少性情，少有佳作。事实上，应试诗对于重视诗歌、爱好诗歌的社会风尚的形成以及对于诗人诗歌技巧的培养和训练，对于诗歌艺术经验的积累和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9]。赎帖诗虽也属于应试诗的范畴，但其产生的背景与传统应试诗颇有不同。赎帖诗非必试项目，乃不善帖经的士子为抵帖经之落而临时写作。就此而言，赎帖诗可作应试诗之特殊一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应试诗。

现今可见赎帖诗作较少。《太平广记·征应九》载：“唐崔曙举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赎帖。”[5]1029崔曙是开元二十六年(738)进士，《明堂火珠诗》写于是年。同书《贡举二》载大历九年(774)阎济美以诗“赎帖”事件，《天津桥望洛城残雪》亦为赎帖诗[5]1335。又《全唐诗》载吕温《河南府试赎帖赋得乡饮酒诗》，吕温曾于贞元十年(794)应河南府试，故《河南府试赎帖赋得乡饮酒诗》为赎帖诗无疑。再如，《全唐诗》载王贞白《宫池产瑞莲》(原注：“帖经日试”)一首。王贞白为唐乾宁二年(895)进士，既是帖经日试，故乃帖经不过而以诗“赎帖”。今可确认赎帖诗者为上述几首，现就其题材和主题、课试难度以及艺术特色等与应试诗作简单的比对。

首先，就题材和主题而言，赎帖诗多以歌功颂德、写景咏物、赋物等为主题。试看崔曙《明堂火珠诗》：“正位开重屋，凌空出火珠。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天净光难灭，云生望欲无。遥知太平代，国宝在名都。”[6]1600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即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举行祭祀、朝会、选士等大典之地。火珠的称谓，始于武后当政之际。诗题为“明堂火珠”，实有赋物颂德之意。又如阎济美《天津桥望洛城残雪》，诗云：“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5]1335此诗虽未写作完整，但由此几句亦不难见出咏雪写景之指归。吕温《河南府试赎帖赋得乡饮酒诗》：“酌言修旧典，刈楚始登堂。百拜宾仪尽，三终乐奏长。想同莺出谷，看似雁成行。礼罢知何适，随云入帝乡。”[6]4170-4171诗作以“乡饮酒礼”为赋咏对象。“乡饮酒礼”是为即将赴京参加礼部课试的士子举行的活动，诗中渲染宾主百拜、饮酒奏乐等盛况，展现朝廷对人才的重视和尊重，不免有溢美之意。再如王贞白《宫池产瑞莲》：“雨露及万物，嘉祥有瑞莲。香飘鸡树近，荣占凤池先。驿日临双丽，恩波照并妍。愿同指佞草，生向帝尧前。”[6]8062-8063就诗题“宫池”“瑞莲”等词来看，此诗亦未出前文所述窠臼。诗中“雨露”“嘉祥”“帝尧”等语词，无不是借咏物以行歌功颂德之实。此诗作于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其时的唐王朝内有宦官专政，外有藩镇割据，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际。诗歌一味颂扬祥瑞普照、君恩并妍，让人不禁唏嘘。由此可见，科举帖经制度下的赎帖诗，在生成背景上虽有别于进士规定的应试诗，但在题材和主题等方面仍未出应试诗“颂圣、咏史、写景、赋物”[7]之类。

其次，课试难度。赎帖诗的写作，是有司给予颇具声名，不善帖经的文士一条补救之路。换言之，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举子能够不为帖经课试所滞，而非以帖经或者赎帖诗来黜落举子，故其课试较杂文应试诗容易。这可从两方面予以探析：

一是作诗要求。审视现今见存的唐代应试诗，其体式有五言四韵八句、五言六韵十二句以及五言八韵十六句三种。其中以五言六韵十二句为主，这可借助徐晓峰先生辑录的唐五代应试诗题加以佐证[8]。徐先生辑得应试诗题共334例，除却不明韵数的诗题10例，特例五言二韵四句1题，杂言1题以外，其中五言四韵八句14题，五言六韵十二句301题，五言八韵十六句5题，五言六韵十二句、五言八韵十六句共存2题。就比例而言，五言四韵八句占比0.042%，五言六韵十二句占比90.1%，五言八韵十六句占比0.015%。故此可知，五言八韵十六句是唐五代应试诗的主要体制。而上文所录四首赎帖诗，除却阎济美未完成之作《天津桥望洛城残雪》为五言二韵四句外，余皆为五言四韵八句。单就诗歌篇幅而言，其创作难度远不及以五言六韵十二句为主流的应试诗。就限韵用字而言，赎帖诗多以诗题中的某字为韵，且用题中韵字。如《明堂火珠诗》，题中用韵且用题中“朱”字，《天津桥望洛城残雪》为“残”韵且用题中“残”字，《宫池产瑞莲》题中用“莲”韵“莲”字，《河南府试赎帖赋得乡饮酒诗》题中用“乡”韵“乡”字。应试诗亦要求题中用韵字，但其韵、字不仅限于一韵一字。如开元十九年(731)试《洛出书》诗，题中用韵且用题中“出”“洛”“出”“书”字；大历二年(676)试《长至日上公献寿》诗，题中用韵且用题中“长”“长”“公”字。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在有限时间之内，应试诗创作难于赎帖诗。

二是评价标准。赎帖诗不仅创作难度不如应试诗，评价标准亦非应试诗那般严格，这可借助阎济美赎帖事件加以解析：

……十二月三日，天津桥放杂文榜，……是月四日，天津桥作铺帖经，……某具前白主司曰：“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书，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礼闱故事，亦许诗赎。”……主司曰：“赋天津桥望洛阳城残雪诗”。某只作得二十字。……已闻主司催约诗甚急，日势又晚，某告主司，天寒水冻，书不成字。……主司一览所纳，称赏再三，遂唱过。[5]1335

阎济美作五言四韵八句《天津桥望洛城残雪》以抵帖经黜落，但仅写作五言二韵四句。后因时间紧迫，主司催诗甚急，遂以未完成之作纳于主司。唐代应试诗在篇法结构上讲求“首段见题，中段赋题，末段结题”，除此之外，尚有平仄、韵律等要求。显然，阎济美《天津桥望洛城残雪》创作未成，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诗作，亦不符合应试诗的规定。不仅如此，其在创作时因“天寒水冻，书不成字”，尚担心“主司处分”，最终结果是主司“称赏再三”，予以唱过。可见，主司要求举子以诗“赎帖”，但实际施行过程中，无论举子所作赎帖诗如何，皆予通过。相较而言，赎帖诗的评价要求远不如杂文应试诗那般严格。

最后是艺术特色。赎帖诗并非朝廷诏令下的课试项目，其产生和命题皆源于主司，且在创作与评价标准方面较应试诗更为自由灵活。这就决定二者艺术特色的不同。如崔曙赎帖诗《明堂火珠诗》：

正位开重屋，凌空出火珠。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

天净光难灭，云生望欲无。遥知太平代，国宝在名都。[6]1600

又开元二十八年(740)南巨川试《美玉诗》：

抱玉将何适，良工正在斯。有瑕宁自掩，匪石幸君知。

雕琢嗟成器，缁磷志不移。饰樽光宴赏，入珮奉威仪。

象德曾留记，如虹窃可奇。终希逢善价，还得桂林枝。[6]8823

从内容来看，二诗均未出歌功颂德之桎梏。《明堂火珠诗》以明堂火珠为题咏对象，极力铺设火珠的明亮耀眼，其光辉宛如天上的明月，意在歌颂帝国的强盛、时代之太平。而《美玉诗》以石中美玉自喻，有幸得到君王赏识，并最终雕琢成器，意在颂扬帝王识人用人之能。从艺术表现来看，《美玉诗》较为典雅，诗中虽无华辞丽藻，但造语晦涩拗口，生硬而不自然，显是刻意而为之。反观《明堂火珠诗》，则辞旨清拔而不失气势，语言明白晓畅，诗中典故化用恰到好处，显得冲淡自然，无生硬之感。此外，《明堂火珠诗》虽立意平平，但其表现手法迥异于传统的应试诗，尤其“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一联，和谐流畅、浑然天成，实为佳句，后世多有评骘。唐封演赞“进士崔曙诗(《明堂火珠诗》)最清拔。”[9]宋李昉《太平广记》引《明皇杂录》云：“唐崔曙应进士举，作《明堂火珠》诗，续有佳句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其言深为工，文士推服”[5]1485等等，皆是对赎帖诗《明堂火珠》艺术表现力的肯定。

不仅《明堂火珠诗》如此，阎济美赎帖诗《天津桥望洛城残雪》，其残句与同年郑辕应试诗《清明日赐百僚新火》比较，优劣未出前文之论。可见，赎帖诗束缚相对较少，其非必试项目的课试性质使得举子在创作时较为随意，自不必为逞才情而雕琢词句，作艰深之言。因而，相对真正的应试诗来说，赎帖诗清拔自然，偶有佳句，艺术性稍高。

三、帖经变迁与“檃括体”诗赋

檃括者，《说文解字》：“檃,括也”“括，炊灶木”[10]，本义指矫正曲木的工具,后来不断被赋予新义，进而发展为一种“本质在于‘改’”[11]的文体。吴承学先生在论述宋代“檃括词”文体时这样表述：“词的檃括则是将其它诗文剪裁改写为词的形式。”[12]这种以文体改写文体的形式，在唐代多与举子课试相关。如前文明经射策，多“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2]549；进士试时务策，则“缉缀小文，名之策学”[13]3138，考生多不用心作策，而是将往年的课试策文加以改编，这种改写旧策而来的策文可视为“檃括体”策文。

无独有偶，帖经作为科举系统中的课试项目，也不可避免地与檃括文体产生联系。前揭文，随着帖经课试制度的发展，帖经多试“孤章绝句”“疑似参互”等寻之难知的怪、难题，学生不得不另辟蹊径予以应对。《通典》载：“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驱联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1]考生通过“驱联孤绝”“索幽隐”之法，将儒家正经经文及其注疏檃括为极具韵律的诗赋，即“櫽括体”诗赋。值得注意的是，“櫽括体”诗赋的编撰是为了便于记诵，故在声律对偶等方面与日常通行的诗赋无异，不同之处在于“櫽括体”诗赋更加注重科考实用功能，其工具性质更为明显。举子只需熟识记诵诗赋即可应对考试。尽管朝廷对科举制度一再改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檃括经文以备帖经已蔚然成风：“进士者皆诵当代之文，而不通经史，明经者但记帖括。”[14]273所谓帖括，即“举人因试帖，遂括取粹会为一书，相传习诵之，以应试”。[15]可见，帖括即是举子传习檃括经文注疏的另一称谓。《旧唐书·杨绾传》亦记载这一现象：“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13]3430有唐一代不仅明经试帖，进士亦需帖经，“进士者皆诵当代之文”，亦当包括应对帖经课试而编撰的儒家经文。考生长期诵读由经文注疏檃括而来的诗赋，最终相沿成俗，形成胡三省所言的“括取粹会为一书，相传习诵之”。

帖经制度变迁而致“檃括体”诗赋现象，已引起学者关注。吴夏平师在论述李峤“百咏”诗檃括体性质时，亦认为科举帖经和试策是李峤“百咏”诗制作的社会因素①。吴承学认为宋代“檃括词”的兴起，“除了在文体内部以诗度曲的风气之外,可能是与唐宋士子的‘帖括’形式有关系。唐宋科举士子以‘帖括’形式读书来应付科举考试。……‘帖括’的出现,是为了应付帖经考试”。[12]二位先生皆指向由儒家经文剪裁、改写而来的诗赋即“帖括”是帖经课试的产物。相关“檃括体”诗赋虽不见传，检阅文献仍可见存目记载。如宋王尧臣《崇文总目》载《左氏传引帖断义》十卷，原释“伪蜀进士蹇遵品撰，拟唐礼部试进士帖经旧式，敫经具对”[16]。马端临《文献通考》录为《左氏传引帖新义》：“《崇文总目》伪蜀进士赛遵品撰,拟唐礼部试进士帖经旧式,覈经具对”[14]1569,《宋史·艺文志》载为“蹇遵品《左传引帖断义》十卷 ”[17]，清钱东垣据《文献通考》按：“断义作新义，旧本帖讹为古”[16]。根据王尧臣等所载，后蜀进士蹇遵品《左氏传引帖新义》，乃模仿唐明经、进士帖经编撰的备考书籍，其中必然是“檃括体”诗赋的合集。王尧臣乃宋人，去五代后蜀未远，其言较为可信。

唐代帖经制度的变迁，无疑推动了檃括风尚的盛行。五代、北宋不仅蹈袭唐代科举帖经制度，檃括经文而为诗赋的备考办法也为宋代举子继承。同时，“櫽括体”作为一种文学文体发展到宋代，已蔚为大观。可以说，帖经制度变迁孕育并推动“櫽括体”文学的成熟。

由于相关诗赋已不见传，因而对于举子是如何将儒经文注串联为易于记诵的“檃括体”诗赋，无法知晓。同样，檃括诗赋作为一种特殊文学文体，其体例有何特色？以何种句式为主？其声律、对偶、辞藻、典故等使用如何？这些皆成谜团，不得不说是一大憾事。

四、帖经制度关联的赠序文

傅璇琮先生言：“传为美谈的唐代科举盛世，对大多数应试者来说是落第的悲叹和奔波于道路的辛酸。”[18]帖经“倒拔”的出题方式致使课试愈加困难，举子虽不乏以诗“赎帖”之例，但仅限文才声名俱高者有此殊荣。对于绝大多数考生来说，帖经不过就意味着落第。因而帖经落第的悲叹和辛酸也成为文人士子写作主题之一。

唐代名士萧颖士族弟旭因帖经下第而致落选，萧颖士作《送族弟旭帖经下第东归序》为赠言。今尝试解读文章并揭示其文史意义。其文如下：

吾族旭也，洵美有声。夫蒸蒸者行之能，翼翼者体之敬；工文足以标绝唱，深识足以剖群疑。兼而备焉，实为难者。意其培积风之力，骇绝电之姿，从东道以载驰，去南溟而一息。此其分也。系明代择人，宜乎？尽能，使轮辕当曲直之适，凿枘靡圆方之叹，则宏纲举而浮议息矣。以吾弟不羁之才，逢圣君如渴之日，而征求章句，见遗甲乙，是犹笼鹫鸳、绊腾黄，望辽廓权奇，其可得也？

吾闻诸君子非无位之患，惟立身实难。今尔有是才，居是屈，能卷舒其道，喜愠不形，又其冲融坦荡，莫可得而窥也。不然，书未十献，岁未二毛，道非捭阖，交无荐宠，而雄虽先进，叹甚后时，何哉？论者以为人之望也。仲春二月，东京千里，之子往矣，薄言旋归。赋诗而宠别者，皆上国之选，莫不衔愤屑涕，抗词悲歌，吾乃知道术亲而然诺重也。况乎西迁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曹其昌，居宋有挚畴之姻，在周为鲁卫之国。曾是共祖，不待冯商之言；已为路人，未处陶生之叹。今也于迈，如何勿思？《诗》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不废急难之谓也。[3]3281-3282

解读序文，应对相关史实稍作了解。一是作者萧颖士。文学家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云：“……以文学着于时者，兰陵萧君颖士，字茂挺，……君七岁能诵数经，背碑覆局。十岁以文章知名，十五誉高天下，十九进士擢第。”[3]3197-3198萧颖士少负文名，能诵数经，并于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及第。二是赠序对象。序文对象为萧颖士族弟萧旭，然此人于史无载。三是应试时间及科目。序文并未言明应试时间，但从“仲春二月，东京千里”之表述来看，萧旭应试地点在东京。唐天宝以前课试地点多为东都，东京之名，一般是玄宗天宝建元，改“东都为东京”[13]214-215后的称谓。换言之，萧旭课试当在天宝元年(742)以后，序文亦作于“天宝五载(746)至八载(749)间或天宝十一载(752)”[19]。萧旭应试为何？就赠序“帖经下第”“见遗甲乙”“赋诗而宠别者”等记载来看，可知萧旭应试进士科。从前文对帖经制度变迁的梳理来看，其时进士多帖“疑似参互”等怪难题，及第较为困难。萧旭因帖经不过而落第，萧颖士特作是文以作别。

首先，从结构内容来看，该序文可作两部分：第一部分对族弟才识能力进行描述。序文开篇便极力称赞萧旭“洵美有声”，文“足以标绝唱”；识“足以剖群疑”；能可“使轮辕当曲直”。使用这样的人才，则“宏纲举而浮议息矣”。然而，才、识、能皆备的不羁之才，却因章句帖经不第而见遗甲乙，这样的人才选拔无疑是“笼鹫鸳”“绊腾黄”，致使千里马被埋没。可见，作者不仅对族弟因帖经不通而被黜落颇为不满，还对帖经取士无法选拔真正的人才以及对人才遭受埋没、不得重用感到不平。第二部分主要是作者对族弟的宽慰与勉励。其一是宽慰族弟。君子“非无位之患”，实“惟立身实难”，然今尔负才识，虽屈居不第，亦当能“卷舒其道，喜愠不形”，进退自如、不滞于物。其二是勉励族弟勇于前行。作者以“西迁五陵原”“晋南渡建都”“周与挚、畴联姻”等勇于前行并成就非凡之事迹勉励族弟，而今“未处陶生之叹”，且“今也于迈”，更应当不废急难，迈步前行。同时，文章结尾借《诗·小雅·棠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20]来表达对族弟的肯定以及信任，勉励族弟振奋精神，勇于开拓。

其次，就艺术性而言，该文极具特色。一是句式运用上，文章骈散相间。文中造语主要以二、三、四、五、六言等相互交错，虽不乏“蒸蒸者行之能，翼翼者体之敬”“居宋有挚畴之姻，在周为鲁卫之国”诸语，但却不落唐初文风繁缛、藻绘相饰的四六文体窠臼。该文以散体为主，其间辅以骈句，句式多变，张弛有度，灵动而不呆滞。尤其是铺叙萧旭才华一节，显得慷慨急切；而宽慰、劝勉族弟振奋前行一节，则节奏舒缓，平稳悠长。二是典故运用，亦为文章增色不少。如“不羁之才”出于《汉书·司马迁传》：“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21]。再如“岁未二毛”，语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22]等。大量典故的运用，不仅含蓄而简练，使得文章有理有据，同时也增加了说服勉励的效果。三是语言表述。文章气韵流畅，语言错落有致。简言之，文章用语简练、明朗、自然、质朴，几无浓艳华丽辞藻。尤其“能卷舒其道，喜愠不形”“今也于迈，如何勿思”等劝说之语更是字字珠玑，宽慰中不乏忧虑之情，忧思中饱含肯定激励之意，实属赠序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结 语

帖经在发展与变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文学创作产生联系，归纳如下：

一是士子不善帖经，产生以诗“赎帖”的赎帖诗。赎帖诗虽在题材和主题上未出应试诗多歌功颂德、写景咏物、赋物等窠臼，但其课试限制、创作难度、评价标准等不如应试诗苛刻。因束缚相对较少，举子写作赎帖诗时较为随意，较少雕章琢句，故而显得清拔自然，偶有佳句，艺术性也较高。

二是“檃括体”诗赋。随着帖经考试愈加困难，举子为应对帖经课试而将经文檃括成易于记诵的诗赋。此时的檃括文体更加注重课试功用，创作也多与科举考试相关，但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和创作观念，进一步推动檃括风气的盛行，为后世如宋代檃括文学的发展与成熟提供借鉴作用。

三是以帖经黜落为主题写作的赠序，极具文学和史料价值。序文不仅可作探究帖经课试的史料，还可借之窥探士子对帖经课试的评判态度。同时，赠序文章以散体为主，句式上以二、三、四、五、六言等相互交错，其间辅以骈句，再加上典故的活用，质朴语词的运用，使得文章张弛有度，灵动而不呆滞。文中对帖经黜落举子的宽慰勉励以及真挚情感令人动容。这对其时崇尚繁文缛辞的四六骈文风尚来说极具突破意义。

遗憾的是，相关文献留存较少，无法更为深入地展开讨论。但帖经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其变迁引发的文学问题，理应引起重视。

注释：

① 参见吴夏平：《论类书与唐代“檃括体诗”》，《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108-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