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以 哲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209；复旦大学 中国研究院，上海 200433)

数字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它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关系，也改变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现代人每天享受着数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福利，却很少有人思考数字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冲击。正如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言：“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1]如何破解数字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危机是当下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议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完成了数字化转型(1)如美国学者丹·希勒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明确提出：“美国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发祥地，现在仍是数字资本主义的领导核心。”参见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数字资本主义(2)“数字资本主义”是美国学者丹·希勒在《数字资本主义》中首次提出的。本文所使用“数字资本主义”主要是指被数字化技术重构的资本主义，数字技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组织方式，并嵌入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现代性危机也较早地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并引发了探讨。在数字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以严谨、科学的方式对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深入的批判性分析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有助于揭示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也可以为当下中国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启示。

如利奥塔所言，“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2]，所谓数字现代性主要意指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正如有学者所指认的，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质”[3]，数字现代性是数字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根本特质。对数字现代性的批判，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维度进行过探索。美国学者丹·希勒于1999年在《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概念，他认为“数字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更纯’、更为普遍的形式，它没有消除，反而会增加市场制度的不稳定性及种种弊端：不平等与以强凌弱”[4]275，“数字化时代只不过是让资本主义的矛盾完成了现代化而已”[5]。法国学者贝尔纳·斯蒂格勒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建构了人类纪的最新时期”，“数字化的第三持存”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数字化资本主义是完全可计算的，算法的东西具体化为逻辑的自动化，催生了虚无主义，这种“可计算的社会成了一个自动化、远程控制的社会”[6]。数字化技术推动工业社会进入无产阶级化的新阶段，网络的数字化转变造成的科技休克导致网络生存中的系统化愚昧，即“数字化自动装置已经成功绕过心灵的协商功能”，建构起系统性愚昧[7]。法国学者吉尔·德勒兹则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对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现代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控制社会，控制社会通过数字语言实现控制任务，“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面对即将出现在开放环境中的那些不间断的控制形式，可能最严酷的禁锢对我们来说仿佛是美妙而亲切的回忆”[8]191，即人们已经潜在地认同和接受这种控制。国内学者对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也做了有启发意义的工作，蓝江从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提出数字资本主义使个体的社会交往必须依赖于数字化的虚体，人的异化形式表现为数字异化[9]；邓伯军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进行了批判，提出数字资本通过与数字技术、知识逻辑、文化逻辑合谋建构起了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数字资本主义制造了意识形态的异化现象，也为扬弃意识形态异化提供了契机[10]；欧阳英从唯物史观视域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考察，提出数字资本主义出现了“加速主义”的发展趋势，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表现出加速化的特征[11]。

以上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分别从传播政治经济学、技术哲学、政治哲学等不同维度对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归纳而言，他们都发现和指出了资本主义利用数字技术加强对人的控制和改造，加剧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全面异化。这些批判性研究立论的基础是潜在地肯定数字化而否定资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宏观地诠释和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危机的“新现象”，看到了现象表面的异化，但却缺少对数字现代性危机根源和出路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对现代性社会危机根源的分析需要深入到社会经济关系中，本文将回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逻辑，从资本权力切入分析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脉络及其潜藏的危机，揭示数字现代性危机背后的深层动因，探寻扬弃数字现代性危机的出路，这有助于拓展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问题域和理论空间，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时代深处。

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方法论与数字现代性批判的接榫

现代性批判依赖于批判方法，马克思系统深刻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有其独特的方法论。如阿列克斯·威廉姆斯与尼克·斯尔尼塞克在《加速主义宣言》中所强调的：马克思“不是一位抵抗现代性的思想家，而毋宁是一位试图分析并介入现代性的思想家”，“正是马克思使用了最先进的理论工具和他在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经验数据，全面理解并改变了他的世界”[12]。

马克思介入和分析现代性的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有效方法，虽然今天我们无需完全使用马克思的符码和术语来面对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但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方法论却包含着对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深入批判的有效形式。马克思的历史遗产不应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术语或学术符码而存在，只要资本还支配着现代世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方法就仍然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具有重要价值。

马克思理论成熟时期的现代性批判主要是通过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的，其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方法将现实的个体看作社会现实的基础和出发点，把社会化的人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通过深入揭示人类社会既关联又相互矛盾的深层经济社会关系，批判地理解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具体而言，“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24]922，即马克思所言说的“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13]。

马克思通过对现代社会中资本建构的社会关系进行系统剖析建构起了现代性批判的宏大叙事。不同于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批判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者说资本所建构的经济权力关系的批判实现的。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14]107，而“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4]49，即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权力关系。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建构的经济权力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澄清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本质与根源，指明了彻底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出路。因而，资本权力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微观切入点，是马克思从经济关系层面系统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入口。

马克思科学的现代性批判范式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经济权力关系批判。在对现代社会或现代性的透视上，马克思强调要从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关系出发对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性做出具有时代性的批判性分析。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5]数字化所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也将会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及一切社会关系。美国学者丹·希勒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明确提出：“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因特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4]15-16但是，正如有学者所言，数字资本主义“变化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外围’和‘保护带’，……决定数字资本主义之为资本主义的‘资本芯’根本没有变，数字资本主义仍然处于马克思《资本论》所把握和解释的概念和逻辑框架之内”[16]。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对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具有永恒的价值。本文尝试运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方法论，从数据资本权力切入，深入到社会经济关系层面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症候，进而通过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来探寻扬弃数字现代性的出路，从而呈现出与以往技术社会批判理论不一样的理论图景。

二、数据资本权力：资本与数字技术联姻的权力生产

“资本是打开现代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离开了资本，便不能理解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也不能理解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冲突”[17]。资本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支柱，是剖析资本主义现代性不容忽视的重要维度。资本积累是维持资本主义运行的基础，技术变革是资本积累的动力源泉，因而资本主义会不断推动技术进步以维持资本不断增值。资本与数字技术联姻推动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形成，制造了一种新型的资本样态——数据资本。数字平台为数据资本的积累奠定了基础，数字平台的私有化造就了数据资源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而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数据向资本的转化。

资本自身的逻辑是一种物化的权力，数据资本权力是基于数据资本而不断生产支配数字化生存世界经济社会关系的支配性力量。如斯蒂格勒所言：“‘信息化’的知识直接服务于权力。权力不能再被视为政治权力，而应该被看作经济实力。”[18]127从这个意义上讲，数据资本本身是一种经济权力叙事，是不同于传统政治权力的权力样态。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数字时代社会权力分配的方法，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出发分析数字资本主义，可以发现隐匿在物质技术背后的权力结构。

(一)资本与数字技术联姻创造出新型的社会权力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是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底的现代社会，数字化已经嵌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数字技术通过数据中介将一切人和物囊括到数字空间中，塑造出人与人以及人与物在数字空间中的虚拟交往关系。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以互联网为基础建构的生存空间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普遍形式。可以说，数字技术开启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纪元，现代社会已经被数字化重构，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把人类社会引入“数字化生存”时代，整个世界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而变得数字化。在数字化生存环境下，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每一个行动都被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每个人的历史足迹都被编译为二进制数据储存。庞大数据的积聚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异化，数字化正在创造一种新型社会权力结构。

数字技术渗透进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人们所有行动背后都拖着一个“信息尾巴”，数字化把人类世界的一切存在转译为数字符号，把一切转化为数据，而掌控着大量数据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借助大数据技术、云计算等方式把数据转化为可以获利和增值的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4]49，现代数字平台推动了数据资本的积累以及数据资本权力的生成扩张，占有数据资本成为获取社会权力的重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中，谁拥有了数据谁就掌握了权力，而数据资本权力往往被少数人掌握，普通社会个体却只能成为数据的生产者和数据资本权力支配的客体。掌控着数字平台、数据以及生态系统的大型互联网企业获取了巨大的经济权力，这种经济权力甚至可以向政治力量转化，通过影响政府决策来维护自身的市场地位。这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具体表现为：

1.隐性的控制权力

当人类生活世界迈向数字化，数据成为信息传播的载体，日常生活中的文字、方位、沟通等皆被编译为计算机能够识别和接收的语言和数据，这些数据通过数字平台和大数据技术构建起一个巨大的数字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在被慢慢改变，人们的理性思考能力、社会理解力以及获取知识的方法都在被整体重构。数字化如同人身体中的毛细血管一样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成了一种新型的隐性控制的微观权力，这种隐性的支配表现为非强制性认同，所有进入数字化生存领域的人都不能抗拒而必须“自愿地”接受这种隐性的支配与控制，因为这是社会个体进入这一领域的前提。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网络形态也是权力关系剧烈重组的来源。连接网络的开关机制(例如金融流动控制了影响政治过程的媒体帝国)是权力的特权工具。如此一来，掌握开关机制者成为权力掌握者。”[19]

数字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嵌入使社会关系领域日益被权力技术网格所构建，数字技术与资本的联姻逐渐把自身转变为资本引导和控制人思想和行为的绝佳工具，驱动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与经济权力相互建构。在“万物数据化”的数字化生存境遇下，数字技术具有了引导和控制社会个体的机会和能力，通过算法对庞大数据的分析，每个人的信息的所有权已不再仅仅属于他个人，每个人都变得更加透明，计算机算法能够根据每个人使用网络时所产生的数据判断他们的喜好，进而根据每个人的偏好向不同人推送差异化的信息，这些信息迎合着个体各自不同的爱好，从而隐性地引导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使数据从客体变成了支配人的主体。简言之，数据资本使作为工具或手段的数字技术成为引导控制主体思维和行为的特殊权力形式，致使一部分掌握着技术和数据的组织或个人取得了控制他人的权力。

2.非强制化霸权

随着数字化生存的推进，数字技术成为经济社会领域的普遍基础设施，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数字技术与数据，资本与数字技术联姻逐渐获取和掌控一种霸权。生活的数字化与智能化离不开数字技术和数据，政府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数字技术和数据，企业获取利润离不开数字技术和数据，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必须依赖于数字技术和数据。在这种背景下，一旦出现数字技术失灵或数据崩溃，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毁灭性打击。数据资本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力量，没有哪一项技术像数字技术那样对人以及人类社会带来如此广泛和深刻的影响，直接参与到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直接建构中，并驱使个人不断走向异化。数字技术极大地改变着现代人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人们已经无法拒绝信息技术革命为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限制和福利。

数字平台建构了现代人日常工作生活的新模式，人们的工作生活在数字平台上开展并为数字平台生产数据，数据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数据。掌控着数字平台的组织不断积累大量数据，并将数据转化成获取利润的原材料，对数据的分析又可以进一步生产更多的数据，数据越多，价值越大。数字平台的所有者利用数据赚取利润，同时拥有为数字平台使用者制定行为规则的权力，平台用户越多，平台资本的权力就越大。随着数字化生存的深化，使用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个人进入现代社会生活及交往领域的必选项，与数字平台霸权妥协成为现代人进入现代社会生活的通行证。

(二)数据资本权力不同于传统权力的核心特性

数据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重要的社会资源，资本借助数字平台积累数据以获取利润和权力。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人类储存和处理数据的能力大幅提升，数据不仅具有了巨大的价值而且可以通过交易实现自身价值转移、增值，数据本身已经转化成资本，成为现代经济社会权力关系的核心。相较于传统权力，数据资本权力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特性。

1.非制度性

一般而言，权力的实施必须通过制度性的组织才能实现，如美国学者阿道夫·贝利在《没有财产权的权力》中所言：“除掉由于直接能够采用暴力而产生的权力之外，任何权力只有通过组织才能行使。这就是说，它必须能够实行局部的委任和加委。”[20]事实上，建立制度性的组织是传统权力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组织和制度是保障权力实施方的指示能够得到贯彻执行的前提。而数据资本权力在实现方式上完全不同于传统权力，它不需要建立组织或集团来影响组织内或组织外的人，亦不需要通过暴力或建立某种学说来说服他人服从。如前所述，数据资本权力来源于数据占有和数据使用者自愿接受数字平台提供的服务所附带的影响力，它无需建立组织，是一种非制度性的权力。

2.非强制性

美国学者艾里希·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中提出：“权力”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有权力统治他人；二是有权力(能力)做某事[21]。一般而言，权力的实现具有强制性，传统权力范式普遍具有强制性的特性，即通过强制达到某种目标或对某种行为进行有效遏制，从而保障权力得以生效。而数据资本权力是非强制性的，数字化技术所创造的新型权力是建立在人们对数字化资产的估算之上，通过把网络空间转变为获取权力的场所而引发社会权力结构的转换。数据资本权力是建立在人们对数字技术和数据的潜在认同之上，是人们自愿接受数据资本权力的支配和影响以获取进入数字化生存世界的权利。

3.隐蔽性

数据资本权力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传统权力，传统权力一般来源于法定、授权或分权，是一种制度性、强制性的权力，具有被普遍认同以及公开性的特征，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理-合法权力类型。数据资本权力是一种通过占有数据资源而获取的影响和支配他人的经济权力，是一种隐性的影响力量，具有隐蔽性特征。数字化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渗透推动了现代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但也造成了个体的私人空间不断被隐蔽的数据资本权力所侵占。

概括而言，数字技术进步使数据成为数字化生存方式的副产品，现代人的数字化生存时刻都在为数字平台生产数据。资本与数字技术的联姻使数据具有了个体无法拒绝的“权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数据而无法面对没有网络与数据的生活。数据对现代人生活世界的支配驱动了数据资本权力的生成与扩张，少数占有海量数据的资本所有者可以通过对数据的挖掘和分析获取预测、引导和支配他人的权力。就此而言，数据资本权力是通过占有数据资本而获取的经济权力，是一种隐性的控制权力，一种非强制性的霸权，据有非制度性、非强制性和隐蔽性特性。

三、数据资本权力建构的资本主义现代性

正如胡大平所指认的，数字现代性虽然“没有贴着资本主义的标签”，但是与“资本生产体制直接相关”[22]。数字技术是数字现代性的物质基础，资本与数字技术合谋共同建构的数字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不可分割。在自由主义的直接驱动下，资本主义出现了丹·希勒所称的“新自由主义网络运动”，资本侵吞了通讯、信息网络等原本属于国家权力控制的领域，掌控了对数字技术的绝对支配权，继而掌控了对数字化生存世界的绝对支配，因而数字现代性批判主要是以资本主义作为论域的。数据资本权力构筑的数字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核心特性。

(一)理性工具化

在数字化生存空间中，所有人和物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网络连接起来，人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数字技术的技术理性力量，数字技术通过嵌入社会生产生活领域获取了控制、支配人的权力，数字控制也成为现代社会权力运行的重要形式。现代社会是以人化自然为基础的社会形式，数字化现代社会包含现代人对数字技术的工具性利用以及技术理性对人和社会的控制。数字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现代社会的运行效率，从而使数字技术对人的潜在控制被合理化了，然而一旦道德、伦理与公共事务等领域皆被数字“技术理性”所支配，技术理性取代价值理性成为统治理性，整个社会将变得简单可控，数字技术的控制与合理性被共同转化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权力形式。如法国学者吉尔·德勒兹所指认的那样，数字化社会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惩戒社会的控制社会，与这种社会类型相对应的机器是电脑，它“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而严酷的控制对现代人来说却“仿佛是亲切而美妙的回忆”[8]191。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将发达工业社会指认为一个技术世界，其“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装备由于日益增加的自动化因素，不能作为脱离其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单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作为一个系统来发挥作用的”[23]导言6。 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失去了“中立性”，成为新型社会控制系统的一部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技术世界，数字技术成为这个技术社会中一种新型权力形式的构件，它用更为隐蔽的方式生产和维系资本统治的新形式。如马尔库塞所言：“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23]导言3数字技术进步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权力统治方式，使数字技术控制形式扩展到现代社会的整个体制中，确立起了数字化时代人的生存和权力运作的新形式，它为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使权力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不断巩固和扩大，在知识领域保持中立性的数字技术实际上已经参与到政治实践中。数字技术在为人们带来生活上便利的同时也不断扩大资本统治的隐形权力，使现代人处处受到隐性的限制，而这种限制被技术的合理性变得“合法化”。

(二)技术拜物教

数据资本权力建构的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并非数据资本权力对人的支配，而是人对数据资本权力的认同与臣服。数字技术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现代人对数字技术的潜在认同。数字技术虽然不能决定现代社会的政治与文化，但当它传播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面临工具理性的要求时，却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触发器。资本与数字技术联姻创造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使现代经济社会产生新的依赖性，数据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成为现代社会架构中的核心。

数字资本主义的商品生成范式已经不再是机器大工业生产时代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用统一的标准化方式进行重复生产的经济形态，而是转化为“数据资本”的不断生产。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人们日常生活生产的数据的体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在庞大数据汇聚而成的数据海洋中，人的生存逐渐被数据资本权力所座架，变成计算机和数据的寄生虫，数据成了现代人的救命稻草，离开了数据的人们几乎“寸步难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数据技术已经让计算机比人自己还了解自己，人们开始对数据和技术俯首称臣，任由技术和数据来支配自己的生活，这种支配并非强制而是隐性认同。在大规模生产和应用数据的时代，数字技术把人带入了一个“技术崇拜”的幻象中，技术崇拜成为数字现代性的重要特征。

(三)物性化

技术彰显了人类的征服运动，但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却使人进入一个技术支配人的时代。数字技术的进步使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交流成为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选项，随着人机交流的增加，人们的思维方式日渐被强大的技术理性重新编码，这使人的行为越来越可预测。在数字化时代，“人是机器”这一“精神现象”正在成为“现实”，整个人类社会通过互联网与计算机连接起来，人本身变成了万物互联的网络世界中的一个中继器，人们虽然生活于物理世界中，但同时也被映射到虚拟数字空间中，大数据技术可以轻松地为人“画像”并设定身份，人本身已经可以借助算法工具来解读。数字技术理性在人类生活世界的扩张使计算机“算法”替代了人脑神经网络，人的思维方式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日益演变的更像计算机算法，人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能力正在减弱，人的行为方式呈现出“算法”化和剧本化倾向。

数字化使现代人的思维特征和行为模式呈现出机器化的倾向，人们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路径日趋“算法”化。数字技术的发展把计算机从冰冷的机器变成了能思考的“人”，同时也把人变成了相互联结在网络中的“计算机”。借助海量的数据与云计算，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像人，而数字化生存方式也使人变得越来越像依循技术理性运行的计算机。换言之，人在数字化时代变成了数字网络世界中的一个终端。数字化正在创造一个新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和计算机一样变成了万物互联网络中的一个物理终端，人异化成了冷漠的“机器”，按照技术理性进行思考和生活，“人的属性逐渐被技术的属性淹没”[18]289。

(四)单向度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极权社会，它成功压制了现代人内心的否定性和超越性。数字资本主义进一步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单向度”特性：其一，从技术-思维层面来讲，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使现代人逐渐被围困到信息的孤岛中，使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趋向于单向度。现代人在网络世界中可以自由地浏览或关注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然而被资本掌控的大数据和算法却可以根据人们的“数字脚印”(网络使用痕迹)来判断每个人的喜好，自动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推送“日报”并从中获取利润，使人们长期沉浸于“个人日报”中而失去接触不同观念的机会和能力，从而失去了批判现实及创造不同可能性的能力。其二，从社会层面来讲，数字技术通过实行新的“度量衡”改变了现代人认识和改变世界的方式，使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断趋向内卷化。具体来说，一方面，随着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中原本由人承担的一些体力劳动逐渐被更高效率的人工智能或现代机械所承包，从而降低了现代人的劳动强度，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底层劳动者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另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现代社会中的所有人在网络上实现了“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平等地使用各种网络服务，人们已经习惯了沉醉于数字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中而不愿改变现状。

概言之，数字技术构筑了数字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资本与数字技术联姻共同建构了数字化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思想观念，因而对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批判不能脱离对资本及其建构的数据资本权力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根本旨趣在于探寻超越数字资本主义、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根本出路。

四、超越数字资本主义：对数据资本权力的积极扬弃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资源，让数字现代性批判深入到了社会经济关系层面。马克思提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4]49，资本与数字技术合谋生产的数据资本权力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生成的根源所在，只有通过对数据资本权力本身的批判才能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由此可见，追随马克思的资本批判逻辑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马克思式的批判性分析，可以深刻揭示数字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发现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现实路径。

(一)扬弃技术理性统摄：打破数据资本权力建构的观念世界

数字技术是现代社会技术系统中的重要分支，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合谋把人变成了数字技术的附属物和奴仆，并将人的日常生活直接纳入到了资本增值的体系中。在数据资本权力的支配下，社会个体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成为技术理性形塑的对象，社会价值观念让位于技术理性统摄，这种异化现象本质上是技术理性统治的结果。首先，数字技术理性建构的是一种纯工具化的技术世界，基于抽象的、纯客观性的肯定性思维方式，数据资本权力的扩张遵循和贯彻这种肯定性的技术理性，同时这种思维方式反过来又再生、确立现代人异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其次，技术理性以对世界的控制作为实现自身的标志。数据资本生产的权力分配使人服从于异己的权力系统，其本质仍然是技术理性对人的支配，技术理性通过意识形态化成为控制人和社会的手段，导致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任何生产力的增长都不是使人变得更加自由，而是扩大技术对人的支配。

数字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趋势，这种趋势导致人必须顺从数据资本强权才能融入被技术理性架构的现代社会关系中。技术理性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形而上学，数据资本权力扩张构筑了数字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统治地位，数据资本权力和技术理性彼此支撑、相互拱卫，前者是后者的世俗基础，后者是前者的观念领域和理论纲领。面对数据资本权力建构的技术理性形而上学对人类生活世界的宰制，需要打破技术理性对人的精神领域的侵蚀，在观念领域积极扬弃技术理性的统治，消解技术拜物教迷信。打破技术理性迷信的运动既是一种理论运动，也是一种历史-实践运动。这种运动在资本占绝对统治的社会关系中以培育改造社会关系的阶级意识而实现，如左翼通过理论和宣传活动唤起阶级觉醒，而在资本受到限制的社会关系中则以培育社会公众价值认同、推动技术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来实现。只有打破数据资本权力打造的技术理性形而上学，恢复人的批判性、否定性与超越性，才能为彻底超越数字现代性的运动构筑观念基础。

(二)限制数据资本权力扩张：发挥国家公共权力对资本权力的规制功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24]293，且这种社会权力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成为私人化的私有权力。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平台私有者通过占有数据资本所取得的权力其本质上也是私有化的社会权力。数据资本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量，它将原本中立的数字技术征服，使数字技术背后隐藏着资本侵蚀的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字技术已经演变为资本增值的新工具。同时，数据资本权力将其影响力延伸至政治领域，驱使国家公共权力为资本获取利润和权力服务。在数据资本权力的规约下，数据资本成为社会权力的主体，而人却丧失了主体性。就此而言，扬弃数据资本权力对于超越数字资本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等著作中都曾对扬弃资本权力的路径进行过揭示，《共产党宣言》警示人们必须重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这是彻底超越资本主义的重要前提，而《资本论》的科学结论则提示人们要对不断扩张的资本权力进行限制。确保国家公共权力能够对资本权力进行有效规制，是避免资本权力无限扩张进而导致社会关系全面异化的重要基础。扬弃数据资本权力需要国家公共权力积极介入数据资本领域，充分发挥国家公共权力对资本权力进行规制的功能，对数据资本权力进行制约，将数字平台导向公共目的，限制数据资本霸权，为最终扬弃数据资本权力创造条件。如丹·希勒所言：“当代网络系统发展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经济活动反应，它同样需要政治的干预。”[4]49面对数据资本权力的无限扩张，国家公共权力需要发挥制度和法律的力量来干预、规制数据资本权力的扩张，通过积极推动立法和制定管制政策等方式制约数据资本权力的无限扩张。

(三)释放解放潜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与资本联合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动力作用

如其他曾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科学技术一样，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体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以及生产方式紧密相关，数字技术与资本联合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并生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是“技术轴心”的资本主义，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本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基础。虽然从技术和数据本身来说的话，它们与以资本为轴心的政治经济体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联，但数字技术向物质生产力和利润的转化却无法摆脱资本权力的操控。数字技术进步对整个以资本为支柱的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等产生了重大影响，数据资本权力是这种资本生产体制的产物，同时又为这种体制创造利润服务。

资本与数字技术联姻形成的数据资本权力虽然包含着异己力量，但同时也包含着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力量，对于生产力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起到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本成为撬动现代社会变革的重要杠杆，虽然它们不是决定现代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绝对力量，但当其侵入到整个人类社会内部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时，支撑着数字化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数字技术与数据资本就成了现代社会的重要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生产条件改造成为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这种改造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决定的。”[24]294马克思提示我们，要彻底超越数字资本主义必须充分发挥资本与数字技术联合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对数据资本权力进行合理规制的前提下，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改造“社会权力”与“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平衡中消解资本与数字技术联姻制造的数字现代性危机，并最终超越数字资本主义。

五、结 语

数字化加剧了现代人的生存危机，数字现代性批判是对数字化生存时代人的生存危机进行科学诊断的有效形式，但是流于表面的形式批判无助于探寻破除数字现代性危机的出路，相反，马克思深入社会经济关系层面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本质及根源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将技术进步与资本权力勾连加以剖析的分析方法为数字现代性批判提供了绝佳的起点，资本与数字技术联姻共同促进了数据资本权力的生成和扩张，从数据资本权力切入对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批判，就会发现数字现代性危机呈现出理性工具化、技术拜物教、物性化、单向度的核心特征。只有对数据资本权力扩张进行积极规制，才能扬弃和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在当下，将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与重大现实问题分析相结合，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直面现实的科学秉性，并反思这一理论在当代语境中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不仅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现活力，而且可以对当下重大现实问题做出科学、深刻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