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刚，杨 雁 茹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制度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组织方式之一，也是人类活动的必然产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与其制度建设血脉相连。“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2]人类历史上形成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教育制度，这些教育制度既代表一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更反映了一定的组织价值和精神追求。作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教育制度在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制度的生命源于实践，实践的本质在于自信。”[3]制度优越性是建立在人们对制度创立和实施过程有深刻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的，彰显了对选择的教育制度的价值认同和实践信仰。因此，增强教育制度优越性，是推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持续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准确把握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定位和依据，不仅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的前提，而且是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基础。

一、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基本定位

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深深根植于广袤的中国沃土，是基于数千年的中华民族教育传统形成的。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是建立在人们深厚的历史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其根源凝结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精神之中”[4]。具体而言，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定位。

(一)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是基于传统教育制度的传承

中国是世界上教育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其教育制度具有显著的传承性。夏商时期已经具有成均、上庠、东序、左学等较为正规的教育机构，商代的教育已经有了大、小学之分。西周时期建立起国学和乡学的制度体系，为后世教育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框架结构。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下移，私学蓬勃发展，与官学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两翼”。时至汉代，官学和私学制度体制已经颇为完善，出现了以太学、宫邸学等为代表的官学教育制度和以书馆、经馆为代表的私学教育制度。魏晋南北朝在延续汉代学制框架的基础上，加强了专门学校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先河。到了隋唐时期，教育制度体系已经相当完备，不仅创立了与学校教育息息相关的科举制度，而且官学和私学都有相当发展，建立起了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统一管理和对口管理并举的教育行政体制。两宋时期，科举制度更趋完善，经过三次“兴学运动”，教育制度更为完备。更为重要的是，蒙学和书院开始初露锋芒，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机构的主体，完善了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体系。总之，中国传统教育源远流长，在推动中国文明的赓续和更新的同时，一些较为先进的教育制度也产生了世界影响。“科举考试等对古代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形成以汉字教育和儒学教育为主要特征的‘东亚教育圈’，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5]

(二)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是基于近代教育制度的创新

当人类社会进入近代时，中国长期固守“夷夏之辨”，导致逐步落后于世界整体发展水平。鸦片战争的轰鸣炮响，让沉醉在迷梦中的国人清醒过来，仁人志士开始意识到中外文明的差异，主张学习西方进步文明，催生了解构传统教育的张力。为了更好地平衡中外文化差异，有识之士开始对新教育进行中国化探索，力图找到教育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催生器物层面的变革，开启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随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主张以西方国家的义务教育为蓝本，创建国民教育体系以造就“新民”。1901年8月，清廷颁发《兴学诏书》。随后，全国掀起兴办新式学堂的高潮，初步建立起包括大、中、小各级各类学校的现代教育体系。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个以法令形式公布并实行的学制，使现代教育的合法地位通过法律得以确立，标志着现代教育制度体系初步建立。1905年，清廷下诏废止科举考试制度，自此新式教育开始摆脱科举制度的“紧箍咒”，加快了教育体制现代化的步伐。以京师大学堂为统领，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涌现，新式教育得到旷古未有的发展，加速了传统教育的解构进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政府出台了首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并配套颁行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令》等法规，加速了中国现代教育建立的进程，现代教育制度体系已占据优势地位。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民主”“科学”精神的感召下，新式教育力量更为强大，现代教育制度体系更加完善、规模壮大。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标志着近代中国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现代学制系统和国民教育体系。

面对外来文明的强势来袭，中国知识分子从现实国情出发，开始探求现代教育的中国化道路，这主要体现在近代教育家教育理念的构建和教育实践。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格局颇为复杂，教育思潮此起彼伏、教育实验百花齐放，无不渗透着先进知识分子为“教育中国化”所做的努力，与当时多元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社会氛围遥相呼应。是时的教育家大多学贯中西，例如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晏阳初、雷沛鸿，等等。他们结合中国国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相纳，并在自身的教育实践中加以践行。晏阳初针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进行了乡村教育的实验。陶行知将杜威教育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成为“生活教育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开展了乡村师范教育实验。此外，还有黄炎培开展的职业教育实验，陈鹤琴实施的儿童教育实验，雷沛鸿进行的社会教育实验，蔡元培探索的高等教育改革，等等。实验成为教育变革最响亮的口号，为现代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完善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与民间教育实验热火朝天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内忧外患的社会情形中，政府无暇顾及教育，近代中国教育制度化建设严重滞后，使得教育改革的鲜活经验很难通过制度化建设而固化，最终大多付之东流。

(三)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建立教育制度的探索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对教育事业高度重视，立足中国大地，不断探索中国特色教育制度的发展形态。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教育实践，为增强教育制度优越性提供了价值传承的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制度探索，为提升教育制度优越性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加快，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理念和实践。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为兴办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提供了物质保障。苏区大力创办干部教育、积极开展群众教育、广泛兴办正规小学教育，形成了包含干部教育、小学教育和农民业余教育在内的新型教育制度体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承继苏区根据地的经验，以根据地为依托，依靠民众力量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在根据地建立起以服务战争为旨归，涵盖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和普通教育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体系。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实践，丰富了中国教育制度的体系和内涵，是教育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教育事业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迫于国内外的严峻局势，党中央做出“以俄为师”的战略抉择。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改造各级各类学校、发展师范教育、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等举措，确立了国家办学的新教育体制，奠定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格局。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苏联模式”遗患的凸显，我国走上了自主探索的道路。由于经验匮乏，我国的教育事业几度陷入困境。经过几番波折之后，党中央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重建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以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奏响了教育制度改革的序曲，“成为恢复与重建教育制度、使中国教育走向新秩序、走向现代化的新开端”[6]。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搭建起以体制改革为主要特征的教育发展总框架，简政放权、扩大办学自主权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大大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后，“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成为教育制度变革的核心任务”[7]。2017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发布，标志着“中国教育改革进入全面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的新阶段”[6]。总之，新时代的教育改革，是一个不断深化改革和完善教育制度体系的历程。

纵览中国教育发展历程，教育制度建设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都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借鉴，是提升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历史基因。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优越性，不仅基于中国教育传统和历史演进，也是基于社会变革逻辑和教育规律的体现。

二、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依据

从古代连绵千年而不绝的教育传统，到新教育中国化的积极探索，再到社会主义教育建设，中国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中国教育事业成就斐然，充分彰显了中国教育制度的独特优势。在不断追求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和提升教育治理能力的历程中，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获得了根本依据和重要支撑。

(一)在变革和发展中推进现代化是彰显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历史线索

现代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转捩点，并贯穿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始终。教育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领域，也将现代化作为其重要的发展方向，促使“传统的教育向近代性的教育转化的过程”[8]41。但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肇始并非教育本身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直面外部挑战时自觉回应的产物。

在西方工业文明强势裹挟中带入近代历史的中国，很早就有了对包括教育在内的现代化的觉醒。但是，囿于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困境，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是一个屡遭挫折，以失败告终的现代化进程，具有“被动性、复合性、非自主性和非统一性”[9]的特征。这一阶段先后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继而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建立、国民革命，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接连登场。他们为了实现救国愿望，采用了不同手段和方法变革教育，企图通过教育挽救民族危亡，进而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经过浩荡的百年现代化求索，国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意识被彻底唤醒，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制度体系也初具雏形。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中国并没有找到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正确道路。究其原因，其一，教育早期近代化失败源于在民族危机四伏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处于受压迫的境地。没有民族的解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现代化，中国必须先自立，然后方可自强。其二，在西方工业文明占主导优势的前提下，新教育过度模仿依赖西方教育，没有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这种弊端主要体现在教育制度上完全复刻西方、教育思想上过分推崇西方理念，等等。历史证明，“全面否定传统，割裂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只会丧失历史所积淀下来的一些文化资源，延迟教育现代化”[8]99。

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就难以谈及真正的现代化，必须要“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10]。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拉开了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序幕。“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开始，要走的就是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不是西方的现代化道路。”[11]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运行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初步建立提供了制度引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加快，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先导性、基础性和全局性作用更加突出，尤其是教育“面向现代化”的战略口号，尤其是教育“面向现代化”的战略口号，“奏响了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奏响了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教育现代化的接力棒，将教育提高到“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要战略地位，不仅颁行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目标，而且提出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2]的奋斗愿景，为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打了一支强心剂。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教育现代化步入新阶段，“彰显出人道性、理性化、信息化、生产性、国际性等新的现代性特征”[13]。

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的变革发展史是一部教育现代化的探索史、奋斗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教育现代化一直贯穿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全过程，其旨归在于建立和完善中国教育制度。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就蕴含在继承教育传统、实施教育变革、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所以说，在变革和发展中推进教育现代化，是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历史线索。

(二)在传承与创新中推进教育强国是彰显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主题

中国教育传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曾长时间领先于世界。当人类社会进入近代后，中国教育逐渐落后于西方教育文明。直至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有志之士又燃起变革教育以救国、强国的企盼，一时间教育救国论风行全国，无数志士仁人在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实践上，积极探索教育救国之路。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就明确指出：“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14]。虽然由于阶级局限性最终未能得偿所愿，却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挽救民族危亡，建设教育强国，就成为其不懈奋斗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确立，为中华民族的教育强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发展高度重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继提出，将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教育综合实力得以提升，教育强国的基础得到夯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任务，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要求。总之，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发展史是沿着办教育以救国、兴教育以兴国、强教育以强国的路径不断演进的。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我国的教育制度不断完善，教育总体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有序推进，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实践源头。中国教育制度不是凭空出世的，它深植于中国悠久的教育传统，重生于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反复尝试，脱胎于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教育的艰辛探索，吸取了教育变革的经验教训。可以说，中国教育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教育发展规律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教育传统，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继承、变革与创新。它继承了中国教育传统中的优秀因子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内核和方向，变革了教育传统中与时代不相适应的部分和社会主义教育建设中僵化的思维模式和体制机制，创新了促进教育持续性发展的实现形式和建设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实际结合的重要体现。“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2]由此可见，在教育强国目标的支撑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具备了实践依归，也获得了提升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底气。

(三)在巩固和完善中提升治理能力是彰显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关键要素

教育的发展根本靠改革。只有改革创新，教育才能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不断迈向新台阶，否则只能停滞不前。体制机制变革的核心在于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我们在改革创新中建立新的教育制度，重在完善教育制度运行机制，促进教育发展以适应经济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我们也在不断地改革教育体制机制的弊端，释放教育制度的活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领域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教育“统得过死，包得过多”的弊端入手，逐步进行管理体制、办学体制、运行体制、考核体制改革，进而深入到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体制的改革，使教育制度在改革创新中实现蜕变。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重要作用。教育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实现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党和国家抓住了教育制度这个着力点，在系统推进的基础上重点发力，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坚决破除各种不利于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首先，不断深化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积极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使教育事业发展彰显出了新的活力；其次，对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教育评价制度以及经费投入和管理体制上进行了深化改革，使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日趋完备，不断实现教育治理能力新的提升；再次，加强学校人事制度和教师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更为浓厚；最后，稳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不断探索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现代考试招生制度的建设路径。此外，国家还大力推进教育开放，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

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的“要津”。一个好的教育制度是一种重要教育资源的存在，“能降低教育中的交易费用、扩展教育利益的边界、开创新的教育局面的教育制度”[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是在不断巩固和完善中，通过充分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节约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人员组织成本；通过合理配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降低教育资源的配置成本；通过建立刚性、稳定的教育制度，节约教育信息成本、制度维护成本和利益协调成本。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战略目标，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1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2]。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因此，依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关键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获得了重要支撑，也得到了增强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力量。

三、进一步提升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基本策略

在推进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强国的伟大征程中，彰显教育制度优越性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提升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需要进一步完善教育制度理论体系，构建教育制度体系，培植制度运行环境，汲取人类制度体系成果。

(一)完善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理论体系

中国教育传统源远流长，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教育制度理论。但是，在西方文明的强势侵袭下，近代中国人形成了用外来的教育理论和理念分析中国教育实践，进行教育制度建设，解决内生教育问题的惯性思维。只有破除这种思维模式，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理论体系，才能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切实提升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

首先，扎根中国土壤构建教育制度理论体系。“任何一种教育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土壤，这种土壤是由特定的历史、传统、环境等形成的，不仅孕育了教育的生命，而且滋养着教育发展。”[16]教育制度理论体系的构建应遵循历史逻辑，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中国教育传统源远流长，这要求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不仅要肯定我国教育在历史上所获得的成就，而且要承认在教育探索中所存在的失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将其理论化，并在日后的教育实践中加以利用。同时，教育制度理论体系构建应把握中国教育制度的特色，避免人云亦云。中国教育制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彰显出鲜明的中国实践特色、中国理论特色、中华民族特色和新时代特色，只有理解和把握现行教育制度的中国特色，才能充分展现中国教育制度的优越性。此外，还要加强中国教育制度的理论研究，为制度优越性的建立提供学理支撑。只有注重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价值问题、评价问题以及在教育制度建设和探索改革中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的研究，才能深刻把握教育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演进逻辑。

其次，立足中国特色构建教育制度话语体系。“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17]，这决定了我国必须坚持走自己的教育发展道路。彰显中国特色，要加强中国教育制度话语能力建设，形成中国自己的教育制度“语法”系统。其一，运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在总结、凝练和升华中国经验的基础上，融会中国优秀教育传统，形成科学合理的具有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和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话语体系。其二，吸收、借鉴与中国制度话语体系相兼容的西方制度话语。主张中国特点和民族性的话语体系，并不是要排斥他国的制度话语，“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18]。

最后，开阔国际视野彰显中国教育制度理论优势。滋生于封闭状态下的制度，由于缺乏对话与交流，在制度活力褪去后必然会走向僵化。所以我们要以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海纳百川的胸襟，积极吸取他国有益成分，构筑自己的制度理论体系，在与世界各国教育制度的交流与对话中，彰显出中国教育制度理论的独特优势。如此，“才可能保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不因罔顾自我而根基不牢，也不因迷恋他者而底色失真”[16]。一方面，立身中国国情，以博采众长的气概和全球化的视野，分析和审视国外教育制度理论，将国外教育制度理论中的有益元素为我所用，为中国教育制度建设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充分肯定中国教育制度运行下中国教育事业所获得的成就，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世界，充分彰显中国教育制度及其理论的优越性，为他国教育制度理论的构建贡献“中国方案”、提供“中国智慧”。

“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19]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因此，只有扎根中国沃土，才能构建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理论体系，并在国际交流中充分彰显其优势，从而提升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

(二)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具有优越而雄厚的制度基础、崇高而深刻的制度价值、卓越而先进的制度表达、高效而显著的制度功能。但是，“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20]，中国教育制度仍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需要不断地探索和改革。以改革创新为驱动，加强教育制度的顶层设计，推进教育制度定型化，是完善中国特色教育制度体系的关键。

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引领教育制度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2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成就辉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尚未解决，教育质量较教育规模的扩张速率仍有强大的滞后性，教育结构体系难以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些问题与当前教育体制机制性矛盾不无关系。例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优质教育资源较为缺乏、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较为滞后、不同群体间的教育差距相对明显，等等。“有问题针对性的改革才是真改革，与痛点对上位的改革才是好改革。”[1]因此，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努力破除妨碍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才能增强制度优越性的底气。一则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标”，谋划教育制度改革。自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深化教育领域改革，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思路新理念新战略，只有在教育改革中自觉“对标”，才能始终坚持教育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二则以法律法规为“标”，明确教育制度改革的参考标准。要健全教育制度体系，必须以把握基本教育制度构成，明确制度发展状况为前提，否则将会缺乏教育制度建设的重要支撑。因此，只有在教育制度建设中主动对“标”，才能增强教育制度的凝聚力。

加强顶层设计推进教育制度定型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越性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故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优越性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22]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23]14，使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而“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2]。因此，要不断完善我国教育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制度定型化进程。首先，准确把握制度由自在性向强制性转变，进而向自主性演进的生成逻辑，以教育需求为起点，以物质积累为积淀，以思想变革为先锋，以结构调整为中枢，进行制度设计。其次，针对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立足中国教育传统的“本来”面貌，汲取国外教育制度的“外来”经验，依归建成教育强国的“未来”目标，实现制度定型化与制度创新的有机统一。

“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19]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因此，“教育制度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24]只有坚持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制度变革，才能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推进教育制度定型化，继而在根本上为提升教育制度优越性提供重要保障。

(三)优化制度体系运行的良好环境

“制度的生命力在执行，有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23]720，从而导致制度应有的公信力和约束力受到严重削弱。要提升教育制度优越性，必须增强教育制度意识，保证教育制度执行，提高教育制度效能，培育良好的教育制度运行环境。

增强教育制度意识，树立教育制度权威。教育制度权威是人们对教育制度的服从关系，体现了教育制度作用的发挥程度和有效性的水平。如果人们缺乏教育制度意识，教育制度权威必然形同虚设。教育制度意识包括遵守意识和创新意识两种。要增强遵守教育制度的意识，首先必须保证教育制度的执行力，杜绝随意变通、有意规避等挑战制度底线的行为出现，对违反教育制度的行为进行严格处理。其次，加强教育制度宣传，在科学分析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厘清中国教育的制度优势和发展潜力，在建设教育强国、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制度优势，使发展成果能够更好更公平地惠及全国人民，从而增强人们对教育制度的信服。最后，加强教育制度教育，依照不同主体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提升全社会对教育制度的认知程度、认可程度和自觉遵循。要增强创新制度的意识，就要对现有教育制度进行爬梳，对教育实践进行总结，进而改进教育制度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巩固和完善利于教育发展的部分。

强化制度监督，提高教育制度效能。“制度效能是制度成效和功能的标志，是制度在具体化和落实过程中所能取得的价值与绩效的表达。”[1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教育制度在改革和创新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吸取在教育制度探索中的经验与教训。目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保障下，中国已经完成了从教育贫国到教育大国的转变，正向教育强国迈进。要建成教育强国，必须要进一步提高教育制度效能。“‘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实践是做好的试金石。”[2]首先，坚决贯彻落实教育制度，“扎牢制度篱笆，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25]，这是提高制度效能的关键环节。其次，加强制度效能的监测、评估、反馈和更新工作，增强教育督导，加大教育评估工作力度，为教育制度培植出赖以生存并有序发展的运行环境。最后，强化教育制度赋能，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基本矛盾，实现教育制度的基本调适和科学发展，促进教育制度的与时俱进。

“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19]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因此，调动各方力量构建良好的教育制度运行环境是提升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基本策略之一。

(四)借鉴吸收教育制度体系的优秀成果

一个好的制度绝不是妄自菲薄，抛弃自身文化和传统，一味推崇外来文明的制度，也不是故步自封，强烈排斥外来经验的制度，而是能够广泛学习、积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兼具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制度。“我们从来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他国国家治理经验，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2]因此，要建设先进而卓越的教育制度，只有积极汲取人类文化和制度文明成果，才能提升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

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汲取养料。中国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当代教育制度建设的丰富滋养。首先，积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传统的优秀因子，将其提炼和升华为中国教育制度的构成要素。“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18]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中国教育制度提供价值借鉴、发展理念，甚至可以转化为具体教育制度建设的一部分。例如，科举文化之于当前招生制度的启示，书院文化之于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启发，等等。其次，实现教育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和创造性运用。“创新并非完全放弃传统进行的全新改造，而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26]建立具有时代性的教育制度，并不是主张对教育传统的全盘否定，而是强调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重生”。这要求我们要找到具备历史价值和现代价值，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活着的传统”，同时，辩证地看待、积极地挖掘，被历史遗忘和抛弃的旧传统中的合理元素，使之能够经由一定的方式为当代教育制度建设服务。

从多源外国文明中吸收养分。首先，积极吸收和借鉴外国制度文明成果。将中国教育现实问题的解决作为要旨，概括、总结和借鉴各国教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探寻和把握实现中华民族特色和世界元素有机统一的最佳平衡点，使两者在相互的张力之中共同推进中国教育制度的定型化。同时，善于把他国零碎的、局部的、片面的教育经验条理化、系统化、综合化，进而上升为中国教育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使之从不同视野和层面促进中国教育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其次，以兼容并包、为我所用的思维和态度对待外来文化。“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27]我们要注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但是绝不能不加遴选地全盘接收。“舍弃自身传统，盲目照搬他国文化模式既不可取、也不可行。”[26]所以，我们必须立足本土教育需要，在外国文化中寻找养料以滋养中国土壤，增长中国教育制度活力，切实提升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

我们要准确把握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历史定位，深刻认识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依据，熟练掌握提升中国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基本策略，充分体现出我国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历史品格和现实价值。这样才能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固中华教育传统之根基、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之优势、补当代教育建设之短板、强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之弱项，让教育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教育治理效能，建成教育制度的“中国模式”，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