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顾明远先生1949年入学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1956年留苏回国入职北师大任教至今，参与、见证了北师大的发展。我国的许多教育政策、北师大的许多创新都有顾先生的智慧贡献与亲身实践。新冠疫情期间，顾先生整理旧照片，写成回忆录。我们荣幸地得到顾先生授权，选择部分内容分期连载，以飨读者。

“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师，但没有教材。1980年，教育部委托我们编写中等师范学校用的教育学、心理学教材。当时我任教育系主任，于是我就承担起编写中师《教育学》的任务，心理系主任彭飞编《心理学》。觉得编写前先要做一番调查研究，了解小学教育的情况和中师老师的需求。于是我和靳希斌、赵敏成三人到成都、重庆、武汉、长沙、杭州、上海调研。我们第一站到了成都，住在学道街教育厅招待所，和成都师范的老师们座谈，听取了他们对中师教育学教材的意见。第二站要到重庆，本来买了晚上的火车票第二天早上到重庆，可以有时间去参观一下名胜古迹，但到火车站才发现火车改点，早已开走了，只好回到招待所又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乘车，晚上才到重庆。在重庆与重庆师范的老师进行了座谈，晚上坐船准备到宜昌。那时正在修建葛洲坝，离宜昌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只好在葛洲坝上岸改坐长途汽车到宜昌，再从宜昌坐火车到武汉。从葛洲坝到宜昌要经过一段弯弯曲曲的山路，很险峻。开车的是一位女司机，一面抽着烟一面和旁边的朋友聊天，我们真为她捏了一把汗。在武汉访问了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由教育厅请了几位师范学校的老师和小学老师座谈。

在武汉，我们遇到了一件使人惊讶的事。晚上住在湖北省委招待所，同屋有一位来自劳动人事部的干部，闲谈时，说起知识分子待遇问题，都认为知识分子的薪酬太低，尤其是小学教师。这位干部竟然说：“小学教师算什么知识分子？现在半文盲都在教小学。”这话对我刺激很大，于是想到，教师要得到社会尊重，教师自己要有学问。为此，我在1989年为《瞭望》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必须使教师职业具有不可替代性》，当时中央广播电台还播放介绍了我这篇小文。

从武汉我们坐火车到了长沙，访问了毛主席读过的湖南第一师范，与那里的老师进行了座谈，还参观了爱晚亭等历史遗迹。在长沙遇到我在中学和师大的同学陈寿楠，他当时任长沙市交响乐团指挥。他带我们到火宫殿吃臭豆腐。靳希斌、赵敏成都是北方人，吃不惯，我却大饱口福，没有吃完的还带到火车上，一直吃到杭州。在杭州、上海都访问了师范学校，和那里的老师以及当地小学老师们座谈，听取他们对小学老师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知识的意见。

回北京以后，我又请黄济同志共同担任《教育学》主编，召开了编委会。教育部师范司副司长李一本、我校副校长肖敬若参加了会议。还请了北京第三师范的唐绍桢老师和上海第四师范的哈敬老师及几位中师老师来参加，讨论了编写提纲。

这本《教育学》虽然没有摆脱旧的体系，但也有几点创新。过去的《教育学》都是把教师和学生放在最后几章。我认为教师和学生都是教育中的重要要素，应该放到前面来讲，让师范生了解自己的职业使命和特点，了解教育的对象学生。而且学生是主体，应该作为教育学中的主线。对此，大家都没有意见。当时争论的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章放在前面讲还是放在后面讲。我认为中师学生初中毕业，年龄太小，一年级才16岁，给他们讲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他们难以理解，主张放在最后一年讲，因为《教育学》在中师要学二年，学生到高年级就容易理解了。但中师的几位老师认为教育两大规律：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應先讲外部规律，再讲内部规律。第一版按照我的意思编写了，第二版他们坚持要求改过来，我也只好依他们的意见。但我在最后加了“世界教育发展的动向”一章，以扩大师范生的视野。在该书“学生”一章中写了“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一节。该文被《江苏教育》主编看中了，抢先在《江苏教育》小学版1981年第10期发表，没有想到引起了教育界的一场争论。许多老师认为，学生是主体，教师的主导作用在哪里？争论了10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版）》上再发表了《再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的辩证关系》。后来学生的主体性渐渐被大家所接受。

其实，学生是主体并不是我的发明。1976年出版的苏联阿拉诺夫、沃莉利娃、斯拉斯捷宁等编写的《教育学》中就有专门一章“儿童是教育的客体和主体”。该书没有对这一命题做理论上的论述，但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于是就把这一命题写在中师《教育学》中，并且认为这一命题应该成为这本书的主线。

参加编写的还有陈孝彬、黄菊美。这本《教育学》于1982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我国中等师范学校用了10年，印有40多万册。改革开放以后中师师范生可能都读过这本书。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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