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军

2020年12月25日上午8：30，我的导师鲁洁先生无声无息地与我们告别了。在家中，在自己爱恋的书房里，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第一时间赶到，家里静得不能再静，生怕惊醒了先生。床头上，没有抢救仪器，只有几小瓶先生经常服用的药和有序摆放的报刊，脚头还盖着她冬日的棉衣。我拉把凳子，静静坐在床边，如平日一样，准备聆听先生的教诲。

布鲁姆给老师施特劳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当中了解他的人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心灵的力量，一种生命的和谐与坚毅，一种罕见的人性品质的混合，这一切构成了道德德性与智慧德性的和谐表达。”先生，如斯人也。今天纪念和缅怀先生，不仅要传承、发展其学术思想，更要学习其做人的品格。先生说：“道德和道德教育学术成就的高度只能是自己生活的高度。”先生几十年道德教育研究悟出来的道理，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印证。

先生是一个“清高”的人

先生见到每个认识她的人，都是微笑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爱护、欣赏。但每个认识先生的人，又都能够感觉到先生的威严。我第一次拜访先生是在1995年的秋天，我准备报考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南师大”）的博士。那个秋日的下午，我来到南师大博士生宿舍，见到了后来成为师兄的雷鸣强、项贤明，我请他们帮助打电话联系先生（电话是学校内部电话，放在宿舍楼的三、四楼之间拐角处），我想拜访先生。两个师兄先是说，四点半以后才能给先生打电话。可是四点半到了，两个人推来推去，谁也不敢打。那天我没有能够拜访到先生，但我第一次感觉到先生在学生心目中的威严。后来听说，檀传宝师兄因为没有请假周末外出了一趟，先生给他留了便条，至今檀传宝师兄还保留着这张被先生批评的便条。听说已经是大学领导的张乐天师兄因为早买了一天回去的船票，被老师问到后，吓得马上把船票退了。读书期间，我和陈佑清等同学一起去先生剑阁路的家，每次到门口敲门，几个同学都要为谁敲门相互推诿一番，谁都不敢敲门。最后，终于敲了，那声音很小很小。先生轻轻地开门了，把我们迎进屋里，给我们每人发一块糖，我们紧紧握在手里。先生的威严，永远定格在我们心中。就是多少年毕业后，师兄弟来看先生，都是要事先打电话约的，先生不让来，他们谁都不敢“违命”。在最后的这些日子，先生病情加重，我给几个师兄弟说：“你们要看先生，这次不能打电话约了，你们约了，她肯定不让你们来。你们来了，就直接去家里。”他们都怯生生地问我：“敢吗？”先生在学生的心目中，永远是威严的。

凡了解先生的人都知道她鲜明的个性，从不人云亦云、趋炎附势，更不随波逐流。这种“清高”，不是高傲，而是一种傲骨。先生在71歲高龄承担研制“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教育部领导找她的，但最后使她下决心承担这个任务的，不是来自领导的压力，而是先生强烈意识到“我国思想品德课处于一种被否定的现实中，我们这些德育理论研究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不是一项任务，而是德育工作者的责任。先生带领课标组成员，尽心尽力，圆满完成了课标研制的任务。

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

2010年4月，先生80岁寿辰，众弟子回到先生身边，举办思想研讨会，学习先生的思想，重温在先生身边学习的一幕幕。先生最后动情地说道：

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是，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却是我一生中最为幸福、最充实的日子。你们知道，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无穷无尽的运动和斗争中耗去了不少宝贵年华，等噩梦醒来的时候，已经进入知天命之年。对我来说，真正的学术生活在这个时候才算真正开始。还来不及为失去的一切去伤感、埋怨的时候，就匆匆忙忙地上阵，把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以至以后的博士后都招进来。

其实，我自己连一个学术学位都没有，我们那个时候也不授予学位。因此，我在整个儿带研究生的过程中间，我工作的过程，我行走的步伐显得踉踉跄跄。与其说你们在跟我学，倒不如说我在跟你们读书、思考、钻研。每当有人问我，最近你在做什么，我的回答是跟着学生读书。这不是调侃，是事实;不是谦虚，是真情。

跟着先生读书的日子，先生为我们开设了“教育基本理论前沿研究”，先生很少讲课，也不给我们布置多少书要读，而是围绕着一个专题，我们互相推荐学习材料。20世纪90年代，没有网络，先生会把她看到的文章剪裁下来、复印给我们，我们也给先生推荐文章。学习的过程，不是上课，而是思想的交流。先生先是倾听，以期待的目光看着我们，认真地记录着。先生有非凡的发现能力和点拨能力，她话语不多，几句话就会使人茅塞顿开，打开一种新的视野，找到一种新的思路。但先生总是说：“说真的，你们给予我的远多于我给予你们的，因为你们给了我读书、思考，更给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先生是一个低调的人

2012年12月31日，《中国教育报》刊登了纪念先生的文章《教育是得以获取永生的事业》。文章开头有段编者引语：“鲁洁为人低调，只见过她少数几次，每次她都是坐在会场，安安静静地倾听。”这提醒了我翻看先生的学术大事记。先生一生中，除了为数不多的几次到加拿大、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学术交流外，没有见到先生在全国各地讲学的报道。国内学者熟悉先生思想的人不少，但真正见到先生的人不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先生很少出去讲学、作报告。

2017年，我主持道德教育研究所工作，邀请先生给研究生作一个报告，先生回复我说：“这些年来，我学术鲜有长进。虽然每天都在读点书，但记忆力和精力衰退，难有深入的思考，更谈不上有什么创见。要我作报告，不是给你支持，只能给你添乱。人老了，必须有自知之明，这也是一种德性，请理解。”2020年9月，道德教育研究所举办“走向有魅力的德育课堂”，想请先生为论坛说几句话，先生回复道：“道德与法治课我已经多年没有实际接触，这样的讲话只会是‘说白话‘说空话，有害无益，浪费大家的时间，相信你能理解。”先生就是这样，践行着她一贯为人低调的风格。

先生晚年受命承担起了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总主编的任务。编写教材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辛苦的工作，先生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不取一分报酬。2018年11月，先生将自己多年参与编写《道德与法治》教材、教师用书所得的全部稿酬和劳务报酬捐给南师大道德教育研究所，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与教学的研究，至今已经捐赠200万元。在捐赠备忘录中，先生特别提出不宣传，更不要提及是她捐赠的。2020年6月24日，先生发微信给我：“本来在我们的协议书中写明，关于我的捐献不予公开的，但现在有的公开信息中还是披露了。”先生听说别人知道她捐赠的事情，已经在埋怨我。那天因为我们在看望朱小蔓老师，我把话题岔开了，先生没有再追问。今天我把这个先生不让公开的秘密说出来，不是要宣传先生的伟大，而是让人知道先生为人做事的低调。

先生是一个不麻烦别人的人

现在的学生总是给老师办理报销等各种杂事，在我的印象里，我们上学期间没有给先生做过这类事情。先生让我们做的都是与学习有关的事情，如参加课题研讨、学术沙龙等。也可能那个时候，这种杂事本身也很少，但主要是先生从来不想麻烦别人。

先生晚年搬到了郊外的仙林住，与我住的小区相隔不远。看到先生身体渐渐不如以前，就跟她说，有事情就打电话给我，我离得近，也方便。但先生直到离开，也没有给我打过一次电话。2017年暑假，先生大病一场，还住了医院，我们做学生的都不知道。教师节到了，想去看望先生，打电话给家里，女儿说她去上海亲戚家了，不在家。国庆节到了，先生依然没有回来。后来再打电话，还是没有回来。我们想，走亲戚怎么住这么久，这不是先生的风格啊！11月，先生回来了，我们才知道先生暑假生了一场大病，去上海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减轻女儿照顾的负担。我们责怪先生，为什么生病也不跟我们说呢，她说：“知道你们都忙，不用牵挂我，来看我。”2019年10月，先生不慎摔了一跤，摔坏了股骨头，要做手术。是校办打电话给先生的老伴（离休老干部）体检，保姆接电话听错了，以为是要先生体检，说先生摔着了，住院了，我们才从学校知道这个消息。当我匆忙赶到医院时，先生刚刚做完股骨头手术，躺在病床上，看到我来了，说：“你怎么知道了？你忙，赶快回去吧。”十分钟后，先生就催我：“你已经看到我了，我好好的，你回去赶紧干正事吧！”

先生晚年身体不好，几年都不出门了。每次有人提出要看望她，她都婉言拒绝。2018年12月，顾明远先生来南京参加世界华人教育南京论坛。顾先生特意提前一天和夫人周先生一起到家里看望她。先生见到顾先生，非常感动，说：“您比我年长，怎么能让您来看我呢！”顧先生说：“您不能去看我，我如果不来看您，咱们两个不就再也见不着了！”先生怕麻烦别人，尤其是外面过来专门看她的朋友和学生，她更感到过意不去。

先生离开前特意交代家人，“不要举办任何丧事和纪念活动，一切后事从简安排”。遵照先生的遗愿，家里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也不举行告别仪式。我们深深感觉这样做对不住先生。和家人协商了很久，也争取了很久，家人才同意给先生举办一个简朴的告别仪式。我知道，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因为她的心中永远想的是“不麻烦别人”。先生，您就“麻烦”我们一次吧，这是唯一的一次。

先生是一个关心别人的人

先生对别人的关心，作为弟子每个人都能够讲出来。她关心我们的学习，关心我们的生活，关心我们的孩子和家人。毕业这么多年，每次见面，都要问问我们家人的情况，孩子的发展。

先生走了这些天，我翻看了和先生这两年联系的短信和微信，先生凡是提及自己，都是“我很好，不用牵挂我”“谢谢你，给你添麻烦了”，更多的是对他人的关心。方会计这些年管理先生的一些课题项目资金，先生多次发微信提醒我“记得定期给方会计发津贴”。最近一次是10月27日，“建军，想起来，不知道方会计的工资是否按期发了，请你查下，不要忘记”。其实，方会计做事也不是为了这点劳务费，但先生始终挂在心上。6月24日，我们去看朱小蔓老师，回来后给先生报告朱老师的情况，先生回复道：“我意识到她的情况有些不好，又不敢多打扰她。每念及她时，心中很不好受。接受她的教训，希望你们大家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朱小蔓老师先于先生离开了，我不敢告诉她这个消息，也没敢在她面前提及此事，知道先生定是非常伤心。

我和先生之间的联系定格在12月15日，我发微信给先生诉说工作中的一些苦恼，先生说：“是些什么事情？能和我谈谈心里话吗？”知道先生身体不好，也不想让先生操心，我回复先生：“请先生不要操心。”谁知道，这件事情竟成为先生对我最后的牵挂。先生的女儿告知，15日后，先生就把我的事情写在一个纸条上，每天醒来念叨一遍，生怕忘了。先生的女儿发来了先生写的纸条，先生说要约一个领导谈谈我的事情，可是等到20日他们见面时，先生已说不了话了。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为我操心。我欠先生一次谈话，本来以为元旦可以去看先生的，这次再也没有机会了。

先生牵挂的不只是我，不只是她的学生，还有更多的儿童。2017年，先生对我说：“年轻的时候总想做点大事情，报效国家。现在老了，回想起来，大事没有做成，现在只想做点儿有意义的小事情。”她看到农民工孩子进城后，要适应城市生活，亟待提高文明素养。因此，她联系了南京市栖霞区的甘家巷小学。这所学校，农民工子弟居多。她捐资为学生们购买课外读物，联系志愿者为小学开展“共享阅读时光”活动，每周定期开设儿童阅读课，希望能为提高这些孩子的文明素养出点力。她总是说：“改变一个孩子，就改变一个家庭。我们能做一点儿是一点儿，改变一点儿是一点儿。”

先生是一个勤俭质朴的人

我在先生身边的这些年，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和先生一起用餐的次数不多。仅有的两三次用餐，是在我们做“211建设项目”时，课题组一起吃饭。就在先生家门口的小餐馆，先生亲自点菜，她问我们喜欢吃什么，她给我们点，先生忙来忙去。吃完饭，不管剩下多少，先生都会让服务员一一打包，分给我们每个人带回去，她开玩笑说，这叫“连吃带拿”。

平时不能与先生聚聚，我们总会以她的生日为由头，找与先生聚聚的借口。因为我在身边工作，师兄弟就把生日聚餐的事情委托我跟先生说。我打电话给先生，先生说：“你们要真来看我，随时都可以来，干嘛非要那天来看我，都是些形式。”从此，我们再也不敢在先生生日那天提与先生聚餐的事了。

我没有与先生一起出过差。但先生去世后，在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会一个微信群里，四川师大一位老师说：“我只见过先生一次，2006年我们学校组织开德育年会，她发言敏锐、态度谦和。印象最深的是，我陪她在望江宾馆退房时，她忽然说，忘了东西在房间。我问她是什么。她说，香皂忘了拿走。我以为是她自己带的。她说，房间里拆了的一块香皂，她用过了，别人都不会用了，丢掉了很可惜。”无锡市南长区教研室的张爱琴老师描述了她参与课标制定时与先生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张老师说：“与先生在一起，你会发现，她的一言一行都自然地彰显着道德的品质与高贵的人性。例如，在旅馆，她十分注意节约用水、用纸、用电;在餐馆，她一直强调按需订餐，不讲排场;在学校，她一定要走到学生们中间与他们攀谈，了解他们的需要，给予适当的关照。”

我在先生身边这些年，每次去先生家拿到的材料，一般都是手写的，即便是打印，一定是双面打印的。她手写的材料，都是写在一个废纸片上，从来不浪费一张纸。先生有一次在“211学科建设”会上说：“我们用的每一分钱都是国家的税收，你想一想，20万需要多少农民辛苦劳动多长时间啊，我们要对得起每一分钱。”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有一个教育部人才计划项目考核，经费这一块没有花多少，考核时有专家质疑经费利用率，我当时把先生这段话说了，“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我们要对得起每一分钱”。

先生是一个真做学问的人

做学问是大学老师的职责所在。但有的人做学问为利益，有的人做学问为真理。前者不管写多少文章，发表多少高见，都只是披了一件做学问的外衣。虽然先生写的文章并不算多，但这些文章提出了改变时代教育理论的原创性观点。先生对当代中国教育学理论，尤其是德育理论有着重大的、特殊的贡献，这是教育学术界的同人——无论是前辈还是后学——都公认的。先生擔任全国德育专业委员会（现为德育论学术委员会）理事长长达20年。卸任时，她深情地说：“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大家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只因为对学术的热爱。”正是用这种无功利的、对学术的热爱，她把全国德育研究者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成为中国德育研究专业团队的思想灵魂、精神领袖。

先生研究道德教育，深知治道德教育哲学之难。这不仅因为道德的发展比知识的掌握具有复杂性，也因为德育与政治联系更为密切，受政治影响更大。20世纪80年代，先生承担德育基本理论研究的课题，开始建设德育学科时，就意识到要把德育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既不能把德育研究作为政策的阐释，也不能作为经验的描述。科学研究就是要探索德育的规律，改变德育的主观随意性。当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能够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先生有难能可贵的为真理而研究的知识分子的风骨。

先生在不同场合引用《浮士德》里的诗句：“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有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豪迈。先生谈起她接手“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研制的时候说：“德育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我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也不能只会批判，没有参与，必须担当这个责任。”同时，先生也将其看作一种挑战，“我本身还是喜欢做一些对自己有挑战的事情，老是重复去做以前的事，我会很不耐烦”。当然也会有种种担忧，“反正感觉到自己已经年逾古稀，大不了就了结我的学术生涯，也不后悔”。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大有为理想牺牲的悲壮。当然，最后在先生的主持下，任务圆满完成，课题组还编出了一套受教育部肯定和广大师生赞誉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教材。

在完成这一任务后，先生感叹：“这几年中，几位老朋友都离我而去，我自己的人生也已经接近终点。我想，当我走向彼岸世界的时候，也许我见不到马克思，但是我只想再见到老朋友时能向他们汇报，在我比他们多活的几年中间，我还在为我们共同的梦，振兴中国教育的梦而工作着、努力着。”先生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

先生是一个有尊严的人

先生是“清高”的，这种“清高”来自她对尊严的维护、捍卫。尊严是人格之魂。有尊严，就会有风骨，就会有定力，就会活得更为体面，更为优雅。

先生在口述史中说到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件事情。父亲托香港的朋友给她寄了一个包裹，里面主要是火腿等一些食品。先生接到包裹很生气，说：“我们中国人不至于吃‘嗟来之食吧，我们应该有骨气。”于是她把包裹退回去了，也没有告诉父亲。父亲后来从朋友那里知道这件事情，很生气，把她骂了一顿：“现在这样子的困难，你还打肿脸充胖子。”父亲骂她，她更加生气，一段时间不理父亲，也不给他写信，她觉得自己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

先生在口述史中还谈到她为什么不愿意做“官”。她做了一届的系主任，校长再让她做时，她坚决不做了，她说：“行政工作和我的个性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我有自知之明，我缺乏一种圆通，不能做到糊涂处世。我书桌的玻璃板下面就放了一张‘难得糊涂。但糊涂很难，我做不到。有的时候还是太过于较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先生的眼睛里掺不进沙子，她有一种较真的劲儿，这种较真就在于维护和捍卫人的尊严。

尊严也体现在先生的日常生活中。先生是一位热爱生活的人、有生活情调的人。在我的印象中，先生家里总是一尘不染，无论是剑阁路的老房子，还是现在的仙林新居，都是一样的洁净、雅致，不变的审美趣味犹如她清旷、高洁的人格。先生也富有生活情调，几幅书画、几株花草，把家里装扮得素朴而有生机。无论是我们预约，还是突然造访，先生总是穿着朴素而得体。即便是病重期间，先生的衣服也是干干净净的，保持着她一生的洁净。先生说：“如果有人问我，人生最大的享受是什么？我会回答：‘给我一个安静的空间，泡上一杯淡淡的清茶，读上一本好书，让我的思维自由驰骋。”这是一种多么富有情调而高雅的生活。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先生都是在自己向阳的书房中，阳光照耀在先生的身上……

先生晚年不大希望别人看望她，一是怕麻烦别人;二是不愿别人看到她生病的样子，她要保持生命最后的体面和尊严。在弥留之际，先生给家人留下了这样的字条：“当我处于病危之际，请一定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如切割气管、心肺功能复苏等进行抢救，让我自然安详地走完人生的道路，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我的骨灰抛入江河，让我从自然中来再回归于大自然之中。”这就是我的导师鲁洁先生，走完了她优雅而精致的一生。

怀念先生，学做先生一样的人！

（作者系鲁洁先生1996级博士生，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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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洁

1930年4月—2020年12月25日。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育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道德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德育学科组组长、全国德育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

鲁洁先生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于中国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观点和话语体系。合作编写的《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主编《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获全国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与王逢贤共同主编的《德育新论》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主持第八次课程改革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的研制，任国家统编教材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总主编。领衔的“小学德育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项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曾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先进工作者、首届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突出成就奖、当代教育名家、江苏省首批“社科名家”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