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动农地有序流转，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简称CFPS）最新公布的2018年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stic逻辑回归模型对影响乡村农户土地流转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中外出打工人口比重、打工收入、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征地、生产投入成本、农地产出总值、年末总收入等因素对土地流出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年龄、学历水平、婚姻状况、户口性质、身体健康状况、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是否经历过征地、生产投入成本、农地产出总值、农户兼业化、农业补贴等因素对农户土地转入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农户;土地转出;土地转入;影响因素;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1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7731（2021）03-0099-05

Study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Land Transfer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FPS

DING Jialin

（School of Business，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orderly circul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we should make up for the short board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 （CFPS） in 2018，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d robustness test were used.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family， the income from working，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children to their parents， whether they have experienced land acquisition， production input cost， total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total incom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outflow of land; the age， education level， marital statu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nature， health status， financial support of children to parents， whether they have experienced  land acquisition， production input cost， total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al land， part-time employment of farmers and whether they get agricultural subsidie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transfer of land.

Key words： Peasant; Land transfer; Land into; Influence factors; Logit model

1 引言

20世紀50年代初，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包括农地在内也由国家进行配置，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1]。随着人民公社的推进，仅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弊端日益显露，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对土地制度的变革主要表现为对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第1阶段确立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农户家庭经营的基本形态;第2阶段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是将土地承包期限明确延长至15年不变;第3阶段，强化和稳定农户家庭对土地经营拥有权利的完整性，最终确立了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

当前，在“三权分置”的制度背景下，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的性质不变，农民仅拥有承包经营权，可依法对土地经营权进行流转。土地流转实质上是土地经营权的转出与转入，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保留承包权，转让经营权。通过土地流转，一是可以将分散化的耕地集中在一起，减少田埂土坎的浪费，实现规模化经营，不但有利于农地肥力的改善[2]，还有助于降低生产要素的边际投入，提高农业产量的边际产出;二是土地流转促进解放剩余劳动力，将农地从经营效率低的农户手中流转给经营效率高的农户，收取一定费用的土地租金，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能将解放的农村劳动力引导投身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实现农业增产与农户增收，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同时发展。

目前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农民对土地根深蒂固的保有观念，土地是农户重要的财产权利和向非农就业转移的“退路保障”[3]。另外，农民对于多年耕种的土地难免产生恋地情结，不愿承担流转后由于承租方经营不善导致地力下降的风险，因此更倾向于将土地无偿暂借给村组内部的较为信任的亲戚朋友等熟人，无论是撂荒弃耕还是暂借亲戚，都会导致土地流转逆市场化，不利于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而且由于农地流转有可能是不会促进连片的地块增加，如果仅仅是规模扩大，而地块却依然高度分散[4]。基于目前我国不健全的土地流转市场，搜寻土地流转信息较为困难，衡量流转土地获取微薄的收益与流转过程中花费的高昂交易费用，出于农户对成本-收益比较的理性思考后，多数农户往往不会将土地进行流转。

尽管相关鼓励土地流转的政策陆续出台，但目前我国土地流转现状依然不容乐观。基于此，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统计数据分析影响土地流转的各种因素，以期为促进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与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

1 文献综述

纵观已有的文献研究，目前学者对影响土地流转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推动力和阻碍力2个方面。在对影响土地流转的动力方面已有大量研究，如李振杰[10]等通过问卷调查法，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技术，得出家庭非农人口数量、家庭收入、成立家庭农场、农户从事特色产品种植养殖、农户参与电商销售、非农业种植和多形式流转途径促进普通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结论。同样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的还有陈振[11]、杨俊伍[12]。张丰翠[13]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认为农村空心化为村庄经济发展和空间形态调整提供了有利契机，证明人口、經济、农地和服务空心化可促进农地流转。薛濡壕[14]等运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韩家彬[15]采用Taylor等三重路径中介效应模型，证明流转政策扶持是全国土地流转的主要驱动力以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推动了老年农户转出耕地的结论。

有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当前存在的阻碍土地流转的因素，匡远配[16]发现农户出于规避失业风险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在乡村的不健全，使非农就业负向影响土地流转行为。罗必良[17]运用问卷调查法得出相关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市场型契约心理账户（将农地流转给陌生人所面临的成本收益权衡）抑制农地流转的结论。张亚丽[18]运用CHARLS数据，通过Hausman检验，得出新农保对土地转出行为无显著影响的结论。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影响土地流转因素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也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重要借鉴，但仍存在几点不足：首先，所研究影响变量较为单一，少有文章综合多维度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其次，数据来源缺乏权威性，大多通过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获得实证数据，问卷设计相对缺乏法严谨性，样本数量多样性较低且存在地区异质性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影响因素变量分为微观4个方面与宏观2个方面做出预分析，通过2018年最新公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的全国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土地流转的具体因素及其现实意义，旨在为促进土地流转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最新公布的2018年数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保留乡村人口数据与年龄大于16岁的劳动力人口数据，并且将未从村集体分得耕地的样本数据剔除，再将含有缺失值的变量进行筛选与调整，最终得到符合实证研究要求的有效样本4685个。

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将农户土地流转行为设为被解释变量，土地流转包括土地转入与转出，发生土地转入或转出赋值为“1”，不发生则赋值为“0”。解释变量的选择与界定由5个方面测度，如表1所示。通过对农地流转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户土地流转率25.68%，其中土地转出率为8.99%，土地转入率为17.89%，土地流转发生率较低;土地流转租金水平低现象突出，土地转出平均所得2290元，土地转入平均支出3244元，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指出自2014年，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纳为扶贫对象标准之一，2019年，除去其他约束条件，平均家庭收入低于3747元则属为贫困户;大约77%的农户不需要生产帮手，雇工费大于10万元的农户仅占4%，反映目前农村农户普遍为小农经营的实际，经营土地细碎化，缺少农业生产大户带头，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年龄大于60岁的耕地农户约占25%，表明农业经营主体老龄化问题确实存在;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54%农户的受教育水平低于小学学历，绝大多数农户学历低于初中水平。

2.3 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界定 当前，农地流转现状并未达到理想水平，导致农村土地流转水平低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

2.3.1 微观因素 （1）个人属性：由于农户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所在地、信息接受程度、健康状况受外界影响较小，自身禀赋因素起决定性作用，长期保持稳定。因此，将上述5个方面概括为个人属性。（2）家庭禀赋：将家庭中外出打工人口比重、子女关怀、家庭固定资产归纳为家庭特征，把握不同农户分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3）农地概况：农地概况由农地租金、是否经历土地征用、生产要素投入、农业经营状况表征。（4）经济状况：经济状况是影响农户是否进行土地流转的关键因素，用农户兼业化、非农收入情况、家庭总收入表征经济状况。

2.3.2 宏观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土地有序流转重视程度逐渐增强，《宪法》《民法通则》《农村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于土地流转都做出具体部署。近年来，《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生不增、死不减”政策，党的十九大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除了若干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宏观政策的出台，国家还采取多种实现形式以鼓励农户进行土地流转，包括对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户发放补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

3 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3.1 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否进行土地流转”为二分类变量，解释变量为二分类、多分类与连续变量时，适合采用Logit模型。若发生土地流转（包括土地转入或土地转出），则因变量Y=1;如果农户没有发生土地流转，则因变量Y=0。影响Y的18个自变量X分别记为X1，X2，X3，…X18。构造Logit回归模型为：

由于Logit回归分析得出的系数缺乏现实意义，因此增加边际效应分析以反映变量的影响程度的大小。本文实证分析使用Stata15软件，结果显示，全部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VIF>5，则认为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11]，排除多重共线性对结果的干扰;并且对因变量为土地流入与否和土地流出与否分别构建上述Logit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均通过似然比检验（LR检验），证明模型拟合度良好。各种变量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3.2 回归分析 由Logit回归结果可知，变量年龄、学历水平、婚姻状况、户口性质、健康状况、外出打工人口比重、子女对父母的金钱支持、是否经历过征地、生产投入成本、农副产品总值、是否兼业、打工收入、年末总收入、农业补助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显著。具体分析如下：

3.2.1 个人属性 年龄在5%、健康状况在1%水平上显著促进土地流转，年龄越年轻、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户越有利于转入土地。学历水平1%、户口性质在10%水平上显著抑制土地转入，受教育程度越高、拥有城市户口的农户越不愿意转入土地。婚姻状况5%水平上显著抑制土地转入，处于未婚状态和婚姻状况稳定的农户虽处于不同人生阶段，但为尽可能扩大未来消费，其转入土地扩大经营以增收的动力相较于离婚丧偶者来说更强;互联网重要程度对于土地流转不显著，由于目前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土地流转信息平臺，运用互联网收集土地流转信息的可得性欠缺且乡村信息通讯技术发展较为缓慢，互联网的普遍使用率还较低，因此农户认为互联网的重要程度没有预想的那样显著。而性别因素对于土地流转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随着社会整体的进步与第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在发生转变，男性女性生理上的客观差异以及封建男性女性不平等思想正在将逐渐被弱化，女性也可以根据自身比较优势选择务工或务农，基于这种转变，可以解释土地的处置方式受性别影响较小的原因。

3.2.2 家庭禀赋 子女对父母的金钱支持均在1%水平上显著影响土地转入与土地转出，促进土地转出、抑制土地转入。由是否持有其他房产所测度的固定资产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并不显著，一方面，由于当前小规模农户经营占主流，农地地块面积偏小，缺乏大机器运作条件，因此对于农业生产的投资需求也较小，缺乏将房屋等固定资产作为抵押获得贷款以扩大投资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对于影响土地转出行为来说，位于农村的房屋等不动产缺乏区位优势，其市场价值较低，因此抵御风险的作用也不明显。此外，外出打工人口比重在5%水平上显著抑制土地流出，看似与一般认知相悖，究其深层原因恰可反映当前农民外出打工岗位不稳定的现象，使农户即使身在城镇务工但无法改变离乡不离土的现状，土地依然作为农户生活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存在，且外出打工人口比例越大，这种不稳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越大。

3.2.3 农地概况 是否经历过征地在10%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土地流入，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促进土地转出，农户自家农地被征用之后，一方面转入土地的交易费用过高，另一方面，土地征用对象一般是较大规模的，导致同村其他农户大多也无地可转出;生产成本投入在1%水平上显著影响土地流转，抑制土地转出、促进土地转入;农副产品总产值在1%水平上负向抑制土地转出、在5%水平上正向促进土地转入。为保证产出必须投入生产成本，在零星地块上经营所得的收益减去前期成本投入之后的剩余往往难以维持生计，农户往往选择转出土地;土地转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使承租户可以选择现代化机械生产，其高昂的固定成本已经投入，发挥土地以及投入资源的最大效率就是增收减支，因此，投入成本越多，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越有利可图，转入户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则抵消固定成本之后获得的利润越大。

3.2.4 经济状况 兼业情况与在5%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土地转入，农户在农闲时期从事其他临时岗位进一步提高收入，积累资本加大农业投资，提高生产积极性，扩大土地转入规模。打工收入在10%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土地流出，外出务工的比较收益相对于农业经营越高，则农户越倾向于从事非农工作，获得工资性收入。年末总收入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土地转出，收入越高生活越有保障，资产积累所带来的保险效应使农民对土地保障性功能的依赖降低，不必为了生计而与土地捆绑在一起。

3.2.5 宏观因素 农业补贴在5%水平上显著正向促进农户进行土地流入。农户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于土地流转影响不显著，可能是保险覆盖广度和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宽和深化。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1）子女对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越多、经历过土地征用、打工收入越高、年末收入越高，农户越倾向于土地流出;而家庭中外出打工人口占比越大、生产投入成本越高、农地产出总值越大，对于土地流出有显著抑制作用。（2）农户年龄越年轻、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生产投入成本越大、农地产出总值越高、兼业化现象约普遍、获得农业补贴对土地转入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婚姻状况为离异与丧偶、学历水平越高、户口性质为城镇户口、子女对父母的金钱支持越多、经历过土地征用则负向影响农户进行土地转入行为。说明同一微观因素对于土地转入与土地转出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现行的政策与宏观举措对于鼓励土地流入有显著的影响。

4.2 启示

4.2.1 发挥集体的“所有者”作用 虽然鼓励土地流转所出台的政策深化农户的“准所有者”身份，但土地归集体所有的事实依据没有变，集体应当本着为农民谋幸福初衷，强化其带头、协调等作用。借鉴与学习现代化农业经营园发展路径、大力宣传土地流转政策，引导农户将土地向农业大户、龙头企业等大型农业生产园转出，使土地供给转变为有效供给。

4.2.2 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增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部门应增加对农村教育的重视，为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积累人才。村集体应定期举办技能学习培训，提高村民的知识水平与技能掌握水平，为农户的生存与发展积累人力资本，提高非农就业竞争力，淡化对土地等物质资本的心理依赖。健全的基础设施可以降低农业投入成本或者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产出，农业基础设施包括水利灌溉设施、道路交通、电力、通信等。

4.2.3 巩固和发展土地流转市场，健全土地流转信息平台 建立涵盖全国农户土地信息的网络系统并予以公示，制定评估农地经营权价值的明确标准，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道德风险事件。完善农产品初级交易市场，使农产品交易规范化，完善、公开的土地经营流转市场能够降低农户进行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信息搜寻成本、交易费用、心理成本，维护农户相关权益，激发农户生产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4.2.4 增强国家宏观调控 将企业不得随意解雇、不得拖欠工资、提供平等权利等保护农民工利益等举措写入法律，切实维护农民工应得的合法权益。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减少农户因没有保障的的非农就业而出现的“离村不离地”现象，保障农户与农村分离的稳定性;扩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深度与广度，解放老年劳动力，减轻流转主体老龄化负担;完善土地经营补贴政策，为大规模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户提供补贴，促进农业经营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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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宏民）

作者简介：丁佳琳（1998—），女，山东威海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  收稿日期：2020-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