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由亮 徐细雄

(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一、引言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经济转档的关键期，同时也是各类劳资矛盾与冲突的高发阶段。2018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外部环境明显变化和一些新问题新挑战，首次提出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其中“稳就业”被摆在“六稳”的首位。同年11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就业稳定对我国经济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全力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工作、促进社会就业稳定，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企业，更是首次提出向其返还上年度缴纳的50%失业保险费的激励政策。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企业用工稳定性问题，对于维系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政府监管与法律政策(Chaurey,2015;Li et al.,2015;Yan,2015;Gao et al.,2017)、市场环境(周浩 等,2015)、公司财务状况(Hanka,1998;Ellul et al.,2017;Fernandes et al.,2017)、治理机制(Grossman,2010;Liang et al.,2010;Ning et al.,2017)以及工会组织(Freeman et al.,1984;Weil,1991;Lu et al.,2010;Yao et al.,2013;Ge,2014)等对企业雇佣决策的影响，并得到许多有价值的结论。然而，很少有研究基于国家制度情境差异的视角深入挖掘企业用工决策的影响因素。在我国，行政力量对于微观企业的经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Xin et al.,1996)。企业为了寻求制度合法性、争取更有利的外部经营环境，通常对政治参与抱有极大的热情(Feng et al.,2015;张建君 等,2005)。通过与政府建立关联，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张洪刚 等,2014)、更宽松的监管政策(Kennedy,2009)，而且涉诉风险也更低(王兵 等,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