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敏 赵春明 李宏兵

(1.云南大学 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2.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100875;3.北京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876)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作为经济新常态下“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支撑，企业“走出去”是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扩大就业、缓解收入矛盾的内在要求。事实上，自“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快速推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迅猛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如火如荼不同的是，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收入极化现象日渐凸显。大量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逐渐向两极聚集分化，并且工资性收入在极化变动中起主导作用(罗楚亮,2018;刘海云 等,2019;高艳云 等,2020)。这种分布两极集聚的“极化”现象通常难以通过不均等指数刻画。从规范的意义来说，“极化”对于社会稳定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消极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国参与和深化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方式，使得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内部技能结构和收入极化分布发生了深刻变革(李宏兵 等,2017)。而劳动合同通过法律文本的形式规范了劳动力市场中供给方与需求方的行为准则，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与劳动合同类型具有密切关联，因此在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内劳动力市场极化时，劳动合同类型是一重要且不容忽视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