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珍晖 刘书博

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初期,针对中国人民与国家的污名化现象层出不穷,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将疫情标签化,试图以舆论对中国形象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污名化(stigmatization)。污名化是一种受众对污名对象“深度怀疑”的负面评价,对被污名者构成了极大的合法性威胁。当受众将某个主体标记出来,公开羞辱其行为非常不恰当,并表达强烈的道德谴责时,该主体就会被污名化。①从个体层面而言,被污名化的个体的核心属性发生重新类属(recategorization)②,进而形成形象的矮化,导致其合法性受到贬抑。③从组织层面而言,污名化的后果是其关键利益相关者远离该组织,因为接触污名属性也被视作是异类。这种情况会导致组织缺乏必要的资源,进而对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④因此,了解污名化产生的过程和掌握对抗污名化的策略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背景

(一)污名化生成与影响

戈夫曼(1963)将污名化定义为强加给个人或群体的“负面和腐化”的身份标签。⑤根据这一定义,污名代表一种社会属性身份,这种身份在特定时间被特定文化标准所贬损,而且此种身份属性也是污名化对象与产生污名感知的受众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⑥污名化早期的研究集中于探索个人是如何经历和应对污名,以及污名化他人的个体的动机。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个人层面研究转向群体,在组织层面探索污名化过程。

Sutton和Callahan(1987)首次将污名化的概念应用到组织,并将其界定为受众由于对组织属性感到动摇与怀疑,因此将对组织的价值感知降低并污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