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姬德强 朱泓宇

当社交应用成为虚拟交往入口,当打车软件成为公共交通入口,当在线票务成为旅行服务入口,当短视频成为娱乐和网购入口,当点评软件成为消费评价入口,当智能音箱和屏幕成为家庭生活入口,当智能手表成为数据身体入口,更重要的是,当少数互联网公司垄断上述入口,成为信息和服务乃至关系的“看门人”,一个平台社会开始形成。正如荷兰学者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等人所描绘的,“平台”渗入公共生活并为个人提供便利性。①这是现代社会正在经历的一场快速数字化或称平台化进程。处于加速和加剧连接中的我们与超级互联网公司主导的数字平台已不可分离。这一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个人生活工作方式及行为被解释为“数字平台崛起所带来的转型”②。而这一转型与信息技术领域内“数字基础设施”(digital infrastructure)的新一轮革命保持同步。③除了个人微观视角,“平台”亦改变着社会宏观层面,包括社会信息流通的公共话语与价值准则、传统教育、国民经济发展、国家机器运转状况和国际间政治博弈。平台“形塑/成为”(shaping/becoming)当今时代的全球性新现实。④而这一现实因历史条件、经济水平和规制理念的差异,在全球范围内不平衡地延展着:“全球北方”更多聚焦经济升级和公共性的存续问题,“全球南方”更多着力于平台驱动发展问题并努力突破全球平台的垄断格局。

这一发生在地方和全球的系列现实问题驱使着传播与媒体研究出现了朝向社会平台化进程的学术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