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江丽

一、引言

在国家媒体融合战略实施之初,不少学者指出现行体制与网络新媒体传播规律不相适应①,而且传统媒体缺乏新媒体基因②,这些会成为媒体融合的主要掣肘。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不仅全国各级媒体先后展开媒体融合的创新行动,而且新闻从业者媒体融合的共识不断加深,比起融合战略之初的境况大有改观。③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话题,在中国媒体传统体制与文化基因之下,媒体融合创新与变迁是如何实现的？“受制于既有的研究兴趣和理论路径,创新和变迁问题成为了(新闻)研究的盲点。”④特别是既有研究对创新与变迁的主体认知不清,使相关研究缺乏统一对话的标准,更不用说对媒体融合创新与变迁发生机制的深刻揭示。基于此,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当谈论媒体融合创新时,究竟是指什么？

很显然,此次媒体融合创新与变迁和以往媒体制度变迁完全不同。第一,媒体融合并没有涉及到根本制度或体制的改变,而是在外部信息技术冲击下媒体技术、生产流程以及价值观念的革新。第二,媒体融合的推进方式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与自下而上的试点探索相结合,但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和“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路径,来自传统媒体系统之外的技术与社会因素才是媒体融合变迁的真正驱动力。第三,媒体融合创新与变迁的实际行动者众多。正是众多行动者的参与,媒体融合创新与变迁才在真正意义上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