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光在2019年春节期间推出的《“故乡记忆”的终结》一文没有引起太大关注，曾经热闹非凡的“返乡书写”似乎消歇下去了。对媒体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流量话题消费性的乏力;对研究者而言，对这一现象的后设性总结却适逢其时，一些问题变得不可回避：在“返乡书写”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同时，如何看待其负面评价？“返乡书写”背后到底隐藏了怎样的问题？为什么一批学院知识分子会成为其写作主体？这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本文将对这起由文学话题点燃，却引爆社会立体反应的文学事件进行梳理。

一

作为近年中国最有影响力、冲击力的一种写作现象，“返乡书写”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潘家恩认为：“返乡书写”“是指在城‘农二代利用假期等契机返回自己家乡，以‘非虚构的形式（如散文、笔记、日记等）对乡村现状进行观察思考，并通过各类传媒手段而引起一定关注的写作实践。”潘家恩：《城乡困境的症候与反思——以近年来的“返乡书写”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1期。这种从作者身份、文本内容和传播方式维度界定概念的方式，比较接近“返乡书写”的实质，但在大众接受层面，更多人把“返乡书写”等同于近几年春节期间流传甚广的“返乡体”网文。其实可以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去追溯“返乡书写”。早在1999年12月底，《南方周末》已开辟“记者回家乡”专栏;2001年，熊培云为《南风窗》写的报道《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就引起了美国记者的关注，这位记者在一家美国报纸做了“中国发展三部曲”的长篇专题，其中“后进的中国”正是以《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