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是当代文学史中的标志性作家，是工农兵作家的代表。虽然他创造了不少创作上的奇迹，但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诸事顺遂，而是一生中危机重重。有的危机，他顺着情势妥善处理，成功化解;有的危机，他无从化解，只得搁置;有的危机，他不但无法化解，反而越发深重。他的危机及其应对方式是他的人生诉求和文学道路的鲜明标志，彰显了他追随时代脚步前进的身影，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独特的一面。

一、无力多方面表现生活的危机

浩然家境贫寒，13岁前，在母亲激励和支持下，断断续续上过3年小学、半年私塾，但他天资聪颖、多才多艺。1949年10月，他到蓟县大刀剪营开展发动青年、建立团支部的工作，其间，他模仿孔厥、袁静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试笔体裁模糊的《盘山英烈传》，做起当一名赵树理式为农民写作的作家梦。此后，他边工作，边学习，边写作。1956年，他在《北京文艺》11月号、12月号接连发表颂扬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春蚕结茧》，它们“挂着露水珠、带着泥土味”，

② 浩然：《圆梦》，第368、3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惹人喜爱。他不骄不躁，继续勤学苦练，增长写作本领。

1957年春，浩然因被医生误诊为浸润性肺结核而住进疗养所。他在疗养期间，特意请一天假到顺义县龙湾屯乡焦庄户看望党支部书记萧永顺。当晚，他和萧永顺促膝聊天到深夜，刚熄灯躺下，北边丁甲庄的两名村干部跑来报信：群众因反对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哄抢农业社粮食，一些积极分子和社员想方设法阻挡，但根本阻挡不住，结果，群众抢光了农业社两个库房里的粮食。他和萧永顺赶到丁甲庄时，县公安局派来的人已逮捕了肇事者，正勒令群众把抢去的粮食如数退回农业社。他认真调查后得知，因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不完善，群众极为不满，遂哄抢农业社粮食。

整风运动开展起来后，浩然投给《北京文艺》编辑部的稿没有被采用。编辑孙毓椿约他面谈时建议：转变一味写田园牧歌式作品的路子，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作者王蒙学习，走大胆干预生活、勇于暴露农村阴暗面的文学道路，否则，他的路子会越来越窄。②他决定按孙毓椿的要求做，但当他展开稿纸、拿起钢笔时，却着实犯了难。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熟悉农村的情况，知道农村的阴暗面，更知道部分农民、农村基层干部有愚昧无知、自私自利、保守麻木的一面，但是，他清点自己的素材库时发现，里面却没有可暴露的农村阴暗面。他深知，自己从小跟农民血肉相连，从记事那天起，习见也乐见农村的光明面;拿起笔杆子，特别是做了新闻记者后，格外留心农村的好人好事，视描绘农村光明面为自己的天职;现在，要把观照对象由农村光明面变为农村阴暗面，谈何容易。他深切意识到，自己在文学道路上面临危机！

浩然没有意识到，妨碍他按孙毓椿的要求在小说中暴露农村阴暗面的因素不全是素材库存不足的原因。从思想体系上看，他要把观照对象由农村光明面转变为农村阴暗面，需要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而这种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来源于一个另外的思想体系，此思想体系不只改变他的思想方法，而且改变他的信仰，显然，他没有这样一个思想体系。从创作方法上看，他要把价值取向和艺术诉求从歌颂农村光明面变为暴露农村阴暗面，必须把创作方法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转变成批判现实主义，因为，作家在作品中暴露农村阴暗面，实则是从艺术上批判农民生活的另一面。他虽看过一些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但并没领会批判现实主义的实质。浩然无力从艺术上暴露农村阴暗面，实则是他无力多方面表现生活，因此他在文学道路上面临的危机，实则是他无力多方面表现生活的危机。由此看来，孙毓椿要他改变路子，向王蒙学习，走大胆干预生活、勇于暴露农村阴暗面的文学道路，无异于赶鸭子上架！

如果说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令浩然惶惶不可终日，那么创作的不顺则让他心灰意懒。有一天，挚友萧永顺来访，得知他的处境后激励他继续沿着歌颂生活光明面的创作路子走。他采纳萧永顺的建议，打开心结、摆脱困境，兴冲冲地回归写作常规。他满怀信心，专心致志地修改旧稿，改完旧稿，沿用过去的创作方法写新作，即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颂扬农村新人新事的新作。这时，随着全国的政治气候、文化氛围朝有利于他的方向转变，他像撒种子一样投出去的稿子很快遍地开花。

1957年国庆节，浩然打好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短篇小说《脚跟》的草稿后，趁熱打铁，又以春天丁甲庄群众抢粮事件为素材写了一部中篇小说。他写作时，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积淀，既改变了事件的起因，又改变了事件的结局。他把事件的起因由群众反对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改为坏人煽动一群富裕中农抢粮，把事件的结局由群众抢光了农业社两个仓库里的粮食改为一群社员自觉守卫仓库、坚决赶走抢粮的人。他写完这部名为《真金不怕火炼》的中篇小说后，带到焦庄户，因小说“不能本质地反映生活斗争，给群众念了之后，他们并不感动”。萧永顺说：“你写的故事不错，就是敌人不猖狂，群众也没有力量。”他改了几遍，均无起色，只好放下。浩然：《为谁而创作》，《中国建设》（英文版）1972年第5期。

二、脱离客观实际的危机

1958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浩然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文坛名宿巴人、叶圣陶在它面世前后撰文，推崇它真切清新的格调、浓郁的生活气息、明净流畅的文字。见巴人：《读稿偶记》，《文汇报》1958年4月7日;叶圣陶：《新农村的新面貌——读〈喜鹊登枝〉》，《读书》1958年第14期。浩然在文坛一路走红，不过，从下半年起，他日益陷入创作困境，其主要表征是他在文学道路上无法跃上新台阶。他认为，其主要原因是自己不熟悉日新月异的生活。1959年，他面对文学道路上的难关，一筹莫展。10月，他光荣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不甘心一生做一名普通作家，他还想创造更大的奇迹，当一名大作家。但一时半刻，他想提高写作水平，却无从入手;他想提高作品质量，也无从着力。为此，他焦虑、烦恼、矛盾。

此后，巴人再次撰文评析浩然的作品。巴人在文中充分肯定他的成绩，也友善而精当地指出他热衷于编造故事、营构奇迹、追逐和演绎政策的创作倾向，潜伏着脱离客观实际的危险。见巴人：《略谈〈喜鹊登枝〉及其他》，《人民文学》1959年11月号。浩然的悟性很强，总能适时领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精神内涵，但他却没领会巴人关于他在文学道路上正面临脱离客观实际的危机的意思。他为深入实际、熟悉日新月异的生活，于1960年4月7日至11月底，下放到山东昌乐东村大队工作，其间，他就地取材，写了不少颂扬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他下放期间，深刻体会了农民的疾苦，切实了解了民情民意，竭力丰富生活经历，自认较好解决了认识生活的问题，但是，到1961年，他的创作活动仍无起色。他认为，自己在文学道路上跃上新台阶的主要障碍并非不熟悉日新月异的生活，而是表现新生活的能力不强。

1962年，浩然过了30岁生日，仍没找到提高写作水平的突破口，他越来越焦虑，也越来越烦恼，忍不住拿起笔给自己尊敬的作家周立波写信，详谈了自己在创作上的体会、看法、困境，恳请周立波为他指点迷津。他在信中坦言：“我和许多青年朋友一样，都迫不及待地要突破自己目前的水平线，使作品的艺术光彩更上一层楼，但不知从什么地方入手更有效果。”浩然：《给周立波同志的信》，《中国青年报》1962年5月26日。5月26日，《中国青年报》刊载周立波给他写的回信。他借鉴周立波的创作经验，一有空闲就闭门研读18世纪、19世纪的世界文学名著，孜孜矻矻地钻研表现技巧，以期提升艺术功力。

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闭幕后，形势急转直下，阶级斗争理论被积极倡导。浩然看到会议公报，听到关于“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后，幡然醒悟，“认识到自己身在阶级斗争风浪中，却没有看到阶级斗争”，譬如1957年春丁甲庄群众抢粮的根源不是“坏人捣乱”，而是“阶级斗争”，同时，他认识到自己的“作品水平不高，首先是政治水平不高”，不是自己艺术修养不高。见浩然：《漫谈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几个问题——在一个业余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出版通讯》1973年第3期。他精心研读1957年前后涉及阶级斗争问题的党报社论和文件后，联系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用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分析、研究丁甲庄发生的那起群众抢粮事件。不久，他滿怀激情和信心，在中篇小说《真金不怕火炼》的基础上顺利写出长篇小说《艳阳天》，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京郊东山坞农业社1957年麦收前后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他意识到，因为“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生活、认识世界”，创作《艳阳天》时，“抓住了生活的一些本质和主流的东西，使自己对生活的深入进了一步，在创作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浩然：《生活与创作》，解放军文艺社编：《学习资料》1975年第2期。

20世纪70年代，浩然在增强阶级斗争观念、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学习和领会文艺界创作“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吸取创作长篇小说《艳阳天》的经验教训，从路线斗争出发，摆脱真人真事的框架，遵循典型化原则，在长篇小说《狂涛巨浪》的基础上重写全景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1977年6月，《金光大道》完稿。《金光大道》第一、二部问世后，一时被奉为表现阶级斗争的范本。浩然大规模表现农村阶级斗争的艺术实践成了文艺界一面旗帜、一个榜样、一个成功范例，他从普通作家跃升为代表性作家。显然，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帮助他在文学道路上跃上新台阶，但也加剧了他创作时脱离客观实际的危机。当他在《金光大道》中成功塑造、表现和建构农民生活的新方式时，他从走上文学道路那天起就面临的脱离客观实际的危机程度达到顶点。他以不断加剧自己创作危机的方式，圆满实现自己宏大的作家梦。

三、难以把握新的时代生活的危机

改革开放后，浩然辉煌的时代过去了，他成了20世纪70年代“全国唯一的一个在创作上走了弯路的作家”，浩然：《〈苍生〉是怎么写出来的？》，《农民日报》1987年6月30日。从人生巅峰坠入低谷。当时他47岁，正处在精力旺盛、艺术成熟的黄金时期，他社会责任感强，自尊心也强，不甘在文坛默默无闻地坐冷板凳。他怀着强烈的失落感，怀着委屈、不忿、悲观、苦闷、困惑的复杂心情，同时也怀着在文坛“东山再起”的雄心壮志，边研读文学名著，边深入实际，重新认识历史、社会、文学和自己。他的思想起点由理念回归现实，目光逐渐转向客观实际，转向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写出了反思历史和农民命运的长篇小说《男婚女嫁》、中篇小说《浮云》等，在文学道路上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浩然深知，他想在文坛再次崛起，须跟随时代的脚步奋力追赶，写出一部超过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的佳作。但是，他在构思和写作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时，出现力不从心的状况。他深切意识到，自己在文学道路上面临新的危机，其表征是他的思想起点由理念回归现实后，依然难以把握和表现现实生活。《男婚女嫁》《浮云》等作品是历史题材，他写作时有生活底子和经验做依靠。他如果要写一部新的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必须努力熟悉新的现实生活、多方探寻新的艺术表现方式，其难度可想而知。他面临新危机后，在文学道路上又一次踟蹰不前。

浩然有效化解新危机的障碍有很多，首先是他在反思“文革”、反思自己的农民意识以及文学道路上不够深入，其次是他重作品思想性、轻作品艺术性的价值取向。然而，农村的新形势、农民的新生活、关心他的编辑及读者召唤他往前走，同时在文坛“东山再起”的强烈愿望驱使他准备再拼搏一番！

1984年3月1日至7日，浩然应邀到河北省保定地区涿县参加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并发言。此次会议精神在他心中燃起火苗，他下定决心写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会议一结束，他就到河北省廊坊地区和天津郊区采访。他在深入实际、重新认识生活的过程中，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受不少陌生的、难以把握的新人物和新事物感动，有了新的生活感受，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遂着手构思反映农村现实题材的小说。他再三权衡后认为，解放思想是有效化解新危机的方法。他既在重新认识生活层面上解放思想，又在转变文学观念和创作个性层面上解放思想。难能可贵的是，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开始自觉反思、批判自己身上的农民意识和“左”的残迹。他化解新危机的条件日益成熟。

1984年6月10日，浩然修改完成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中篇小说《男大当婚》。小说在历史转折时期人物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冲突的背景下，讲述田大妈夫妇为两个儿子成家立业殚精竭虑的悲喜故事。小说涉及的内容也许不够广，艺术性也许不够高，但有深度、有新意。《男大当婚》标志着他在化解新危机的路上迈出关键一步！10月7日，他开始在《男大当婚》的基础上写作同名长篇小说。在写作过程中，他继续尝试新的写法，即“不再单纯地写新人新事，也不再沿用往时那种以政治运动和经济变革为‘经线、以人物的相应活动为‘纬线，来结构作品”，倒过来，“贯穿着作品的主线都是‘人，写人的心灵辙印、人的命运轨道：政治、经济，即整个社会动态动向，只充当人的背景和天幕”，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则“谨慎地吸收‘洋东西”。浩然：《追赶者的几句话》，《北京文学》1985年第2期。他刚开始写作时举步维艰，但他没有任何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令人欣喜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因他一遍又一遍地酝酿过时代背景、故事情节、人物关系等，文笔像闸门开启时水库里蓄满的水一样一泻千里，奔放、流畅，写作进度大大加快。其间，他把作品题目由《男大当婚》改为《苍生》。1986年4月21日，他改定《苍生》。《苍生》是他重新认识历史、生活、文学、自我的结果，也是他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结果。他把《苍生》视为自己文学道路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长篇小说《苍生》面世后，浩然重燃创作之火，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曾镇南撰文指出，这“是一部厚重而有新意的、充满生活气息的现实主义作品”，“是浩然在新时期不懈的创作长途中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曾镇南：《在蜕变的途中——评浩然的〈苍生〉》，《长篇小说》1987年第16期。《苍生》的面世，标志着浩然在中国文坛再次崛起！显然，这是他解放思想、努力熟悉新的现实生活、多方探寻新的艺术表现方式、深切反映农民现实生活的结果，这是他在创作、修改《苍生》的过程中较成功地化解新危机的结果。评论界论析《苍生》时虽訾议他创作中的概念化倾向，但也充分肯定他取得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

四、精神信仰的危机

浩然在思想观念上、艺术观念上的突破和提高，是他有效化解文学道路上的新危机，进而在文坛再次崛起的根源。不过，他在创作取得进步时，又面臨着另一场危机。跟前三场创作危机相比，他这次面临的危机的根源、特征和实质截然不同。

浩然15岁那年，他的老舅苏全祥企图霸占他家的财产，他和姐姐濒于绝境。关键时刻，党的干部黎明帮他渡过难关，使他未成年就立户当家，从此再也不用看人脸色行事，再无冻馁之忧。党对他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他参加革命工作后，从骨子里感党恩，信仰共产主义，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铸就了他对党的无比忠诚。他既是个感恩图报的人，又是个有信仰的人。1989年前后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危机，令他也面临精神信仰的危机，即他关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仰的危机。更令他惶恐不安的是，从这时开始，他在创作上不只是力不从心，且有“江郎才尽”之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因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对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够，导致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以来在农村工作上有偏误。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切实补救这一偏误，在农村全面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新的社会形势导致他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的社会评价降低。对此，他心知肚明。他念兹在兹的是凭一部大部头佳作名垂青史，既然《艳阳天》《金光大道》的价值被悬置，他期盼的目光自然投向长篇小说《苍生》。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奖，代表着文学创作的最高荣誉。许多中国作家的诉求和理想是写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荣获茅盾文学奖，浩然也不例外。他格外看重《苍生》，格外珍惜《苍生》获茅盾文学奖的机会，但事与愿违。1990年3月8日，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苍生》落选，其直接结果是，他在文坛再次崛起的希望落空，他想凭一部大部头佳作名垂青史的计划受挫。此事沉重打击了他，他“绝望了，没有一丝一毫幻想了”，他认为此生“只有寄希望死后若干年”，因此，他“不再多创作新作品，只设法印旧作品”，着手“后事”。③ 浩然1995年7月18日、1991年12月5日致胡世宗的信。见胡世宗：《我与浩然》，第435-437、431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8。他在文学道路上再奔一程的豪情壮志瞬间消减！他与茅盾文学奖失之交臂，心灰意冷，这加重了他的精神危机。此外，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面世后反响微弱，当时某些不良的社会风气等因素也加剧了他的精神危机。

1990年6月11日，浩然组织筹备的三河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旨在扶植、造就乡镇文学新人的“文艺绿化工程”正式启动。此后，他试图用立足三河实施“文艺绿化工程”的十足干劲化解自己的精神信仰危机。1991年9月开始，苏联发生动荡。他在这场“政治大地震”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破灭，却无可奈何，深感绝望。他的身心症状加重了，他“由于惊惊忧忧，变为失眠，焦虑不安，如同失魂落魄，活着都难过。有人指点：避免少吞安眠药片，可以喝些酒”。

③他接受劝告，喝起酒来。此时，“文艺绿化工程”初见成效，但这股喜悦之情没有驱散国际风云变幻带给他的阴霾。他冥思苦想家事、国事、天下事，因缺乏政治经验，也缺乏能为他指点迷津的知心朋友，结果他越想越糊涂，焦虑不安，辗转反侧，仿佛患了抑郁症。在此情况下，他一个夏天没有写作品。入秋后，国际局势越来越动荡，他的精神信仰危机越来越深重。1991年12月25日晚，他惊闻苏联解体的消息，目瞪口呆。苏联，这个地球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多年来的“老大哥”，哗啦一下垮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关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仰的根基动摇了，他忧心如焚、寝食不安，精神危机的深重程度达到顶点！他在大号褐色皮夹子里常放一根绳子，随时准备自杀。他不怕死，只是放不下痴迷了几十年的文学事业，放不下正热情扶植和造就的乡镇业余作者，放不下疾病缠身的妻子杨朴桥。

1992年2月4日是农历春节，浩然在绝望中过完年。这时，邓小平视察武昌、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指出党和政府继续高举改革开放大旗、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浩然与时俱进，重新夯实他关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仰的根基，逐渐化解了深重的精神危机。他毅然决然地扔掉那根他在大号褐色皮夹子里放了两个月的绳子。见周东川：《浩然的自杀情结》，《苍生文学》2009年第1期。

五、边缘化的危机

浩然理想远大，且自视甚高，可1990年以后却越来越尴尬。他虽为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但已走过了创作的旺盛期。他立足三河实施“文艺绿化工程”的动机和效果让一些人怀疑，他在创作上有“江郎才尽”之感的情况下又与茅盾文学奖失之交臂，寄予厚望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面世后受到冷落。面对以上种种失意，他虽不满、不甘，但无奈。他求上进，也爱面子，但危机感在困境中日益增强。他深切感到，自己面临的新危机既不是以前的创作危机，也不是刚刚化解的精神信仰的危机，而是边缘化的危机！

浩然面临边缘化危机的客观原因是改革开放后，文坛一些跟他积怨甚多的人排挤他，主观原因则是1979年7月党组织把他在“文革”期间犯的错误定性为“一般政治错误”后，他抱着对文坛一些人的作风的不满情绪，怀着强烈的自卑感主动疏离文坛。他好胜心、虚荣心俱强，战胜困难的意志也坚强。面对日益深重的边缘化危机，他本能地奋力反抗，变被动挣扎为主动抗争。

浩然面临的危机表面上看是被文坛边缘化的危机，实则是被变化了的时代边缘化的危机。他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的完整面世为自己应对危机的主要方式后，下功夫修改、完善作品。他不仅修订一遍第四部，而且按淡化政治色彩、提高艺术性的原则大幅修改初版第一、二部。他希望凭借焕然一新的《金光大道》，重塑自己在文坛的形象，进而在文学史占有一席之地。为加大摆脱危机的力度，他为即将完整问世的《金光大道》写前言时一方面高度评价自己的业绩，另一方面刻意隐瞒自己大幅修改初版第一、二部的事实。他指出：“我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实地记录下了那个时期农村的面貌、农民的心态和我自己当时对生活现实的认识，这就决定了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和它的存在价值。”他强调：“我没有修改它，让它保留其原汁原味原来的面貌”“这样对读者认识过去的历史和过去的文学，以及认识那个时期的作者更会有益处”。浩然：《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文艺报》1994年8月27日。

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1994年8月由京华出版社再版，加上他在前言里高度评价自己业绩的举动、口吻、态度令许多人不安、不悦，这种反感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然，此反响是负面的，不是他期盼的。陈思和、杨扬撰文从论析《金光大道》内容的真实性入手批驳他的真实观，进而抨击他在改革开放前的写作伦理和在改革开放后的怀旧情结。见艾春、陈思和：《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话》，《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10月29日;杨扬：《痴迷与失误：读〈金光大道〉想到的》，《文汇报》1994年11月13日。浩然的支持者张德祥、肖云龙竭力声援他。张德祥从正面肯定《金光大道》多方面的意义，肖云龙用阐释浩然的文学观的方式为他辩护。

①他们因撇开浩然在改革开放前的写作伦理和在改革开放后的怀旧情结，所以为他辩护的效果不佳。

在“争议浩然”活动中，虽然批评者占上风，但双方均未洞见他的肺腑、均未探明“争议浩然”現象的根源，结果。因批评者全盘否定他在改革开放前写的作品，他面临的边缘化危机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越发深重。浩然凭借再版的《金光大道》有效化解边缘化危机的希望落空了，他十分恼怒。他历来百折不挠，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不只气不馁，且在逆反心理作用下加大了反抗的力度。

1998年秋，浩然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高调评价自己的业绩。他说：我从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农民成长为作家，“是个奇迹，亘古未曾出现过的奇迹”;“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艳阳天》曾被认为‘写出了五亿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豪情壮志”;“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金光大道》”，“我一直想用笔给农民树碑立传，《金光大道》圆了我的梦”;“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

②他高调评价自己的业绩之举是他有意识地加大反抗力度，应对危机的结果，而他在新作缺少反响、旧作被否定的情况下，立足三河实施“文艺绿化工程”上取得的实绩激发了他的反抗勇气。

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中国报道》专版刊载卢新宁、胡锡进的长篇访谈录《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点燃文坛第二次“争议浩然”活动的导火线。参加争议活动的批评者有焦国标、章明、袁良骏等，支持者有管桦、赵润明、张德祥等。与浩然为《金光大道》写的前言比，他在《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中对自己业绩的评价更高，因此，第二次“争议浩然”比第一次“争议浩然”更激烈、规模更大、涉及面更广、持续时间更长。与第一次“争议浩然”一样，批评者理直气壮，支持者避重就轻，双方均未洞见他的肺腑、均未探明“争议浩然”现象的根源，结果，因批评者占上风，他面临的边缘化危机越发深重。

浩然一生中五次面临深重危机，危机的根源、特征和实质不同，他的应对方式不同，效果也不同。无力多方表现生活的危机，他无从化解，只得搁置。创作中脱离客观实际的危机，他为圆满实现其宏大作家梦，不断加剧，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点。改革开放后难以把握新的时代生活的危机，他以解放思想，切实化解。1990年前后的精神信仰危机，他与时俱进，成功化解。晚年的边缘化危机，他应对行为过激，不但没有化解，反而越发深重。他的危机，有的短期叠合，有的困扰他一生，就此而言，他的一生是创造奇迹的一生，也是负重前行的一生。

〔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作家与中国文学现代化”建设项目（2020CX08）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志平，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王 宁）

① 见张德祥：《欲见〈金光大道〉全貌》，《太原日报》1994年11月29日;肖云龙：《历史就是历史——也为再版〈金光大道〉说几句话》，《农民日报》1994年12月18日。

② 见卢新宁等：《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环球时报》1998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