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梁鸿的《梁庄在中国》和《出梁庄记》两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乡土中国的新的视角，“我”是一个身份复杂的归乡者，从“我”的视角中展现了过去与现在的梁庄，“我”的情感牵引着整个叙事框架的构建，表达了深沉的乡愁。从留守梁庄和外出打工的梁庄人的视角，探讨的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及现代文明下“异乡人”的情感呈现。梁庄系列展现了乡村从内到外、从形式到精神不可逆转的崩溃，我们归乡的灵魂将无所寄托。“回到梁庄”成为了对童年、家乡、存在，甚至身份认同的追寻。

关键词：梁庄 还乡 乡愁 归属

自2010年起，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相继出版，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中国在梁庄》写了梁庄的内部的风物人事的变化，《出梁庄记》写了梁庄人走出故土在外生存的状态。关于梁庄系列有很多争论， 有的认为是散文，有的认为是非虚构作品，还有的高度评价了它的社会学价值和史学价值，从社会学角度关注书中大量底层的细节和信息，甚至直言就是把梁庄系列当做历史和社会学著作。但也有的认为它的文学性不高，还有论者得出梁庄系列过于过于情感化的论断，实际上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情感化和主观化的个人表达并没有问题，即使断定其是非虚构作品，那也应该理解为“主观非虚构”。而相反，正是由于作品充沛的情感与难以抑制的情绪流淌其中，才让它具有了区别于社会调查和历史著作的可以触摸的温度和打动人心的力量。作者注重“文学性”，不受非虚构或者散文，抑或调查报告的限制，从内心流淌出的文字，为文字赋予感人的灵魂与温度，这才是文学性所在。

考量作者的特殊身份，就可得知这种所谓“过于情感化”从何而来。每个写故乡的作家，都很珍视和故乡的这种骨血联系。梁鸿说“它一开始就是情感的、个人的、文学的‘梁庄’。如果没有情感，如果没有和梁庄‘同在’的感觉，如果没有那种敞开性和内部性，我想，梁庄就不是今天这样的‘梁庄’了。”[1]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才能获得这种同在感。梁庄里的每个人，对于她来说都不是一个陌生的存在，而是浸透了她的回忆、她的童年的生命中的某个人。这些人的老去，生老病死，都不是和她毫无瓜葛的事件，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命运变迁牵动着梁鸿的神经，触动着她的心灵，对于她来说，他们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在’。”[2]梁鸿自述“我是非常在意这种文学性的。我写的当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文本，因为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3]

一.两种视角看梁庄

梁庄系列中，有多种看梁庄的视角，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种，即“我”的视角和梁庄人的视角，而两种视角看到的梁庄全然不同。

视角一：从一个身份复杂的归乡者——“我”的视角来演绎乡愁。“我”虽然不是作品中的主角，但“我”的情感牵引着整个叙事框架的构建。小说家往往会虚构出一个地名，作为其精神怀乡的依托，或者说小说家们已经无法直面如今的故乡，只能精神还乡了。正如莫言说的“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也会回到高密东北乡去，遗憾的是那里的一切都已面目全非，现实中的故乡与我回忆中的故乡、与我用想象力丰富了许多的故乡已经不是一回事。”[4]而梁鸿采用的是被称为“非虚构”手法，直接介入，她不满足于借助小说来精神还乡，而是选择用脚重新丈量土地，真正脚踏实地地回到故乡，用笔真真实实呈现故乡。这种乡土书写比较难得，因为以往书写乡村的文人往往是具有较高文学素养，但对农村经验没有深入的体察的，抑或真正生活在农村的人没有写作的能力来完成。而梁鸿恰好两方面都具备，真正在农村出生、成长，又有着良好文学素养，大量的乡村生活细节和经验在她内心涌动，而更难得的是她有勇气和毅力来完成一次次的调研，从而打通和乡土中国的根本联系。

“我”在梁庄中的存在感，大部分依托于儿时的故乡记忆，也就是梁庄系列中积聚的大量的乡愁意象，如大地、山林、河流、老屋等，这些意象成为了寄托思乡之情的情感载体，也承载了对于过去的全部回忆。在这点上，梁鸿和萧红非常相像，《中国在梁庄》的一些章节依稀仿佛看到《呼兰河传》的影子，萧红总爱历数儿时的记忆：祖父、后花园、蝴蝶、蚂蚌、蜻蜓，早晨的露珠、午间的太阳、黄昏的红霞……。梁鸿也总是忍不住回忆起儿时在梁庄的情景，一点一滴，温馨感人。回忆中的梁庄“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沟渠上下铺满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清新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童年和故乡是生命的开始，也是对世界认识和记忆的开始，从这里，每个人开始了他的生命旅程，而童年和故乡如同世界的伊甸园，代表着最安全、最稳定、最温暖的家。这种对于童年家乡风物的记忆，已成为岁月历练后内心最柔软的归属，童年的家乡，不仅永远留存着曾经的亲人，也留存着自己成长的情感印记。鲁迅也曾在《朝花夕拾》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菱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它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些故乡的风物，几乎就是故乡的代表。

正如同鲁迅笔下的“百草园”，萧红的“祖父的后花园”，那不仅是童年的乐园，也成为了生命中永恒的家园。然而，一旦回到现实，乐园就会变成失乐园，所以鼓起勇气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对于梁鸿来说，不管是回去了还是没回去，故乡始终都是难以企及的所在。当“我”踏上故乡的土地，却发现那些曾魂牵梦萦的、维系和寄托着全部回忆和情感的意象统统消失，对故乡的乌托邦式的臆想被现实全部打碎。老枣树、土路、打麦场、大桑葚树、朝雾、密林、野鸭、紫汀花、蚂蚁草、铺满荷叶的坑塘……曾经寄托着一位少女的欢乐、向往、悲伤、孤单，如今已经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汽油一般黑亮、散发着恶臭、令人头晕呕吐的河水，是干枯衰老的枣树，是大片的断壁残垣的废墟、是爬满苍蝇和堆满垃圾的腐败的淤流。梁鸿借助人类学、社会学的的调查方法，通过人物口述和大量丰富的细节来还原和呈现记忆中的梁庄和现在的梁庄。

故乡除了特定的风物景致之外，还有故乡中的人。然而不仅故乡风物已经完全改变，并且人事也并不如以前，梁鸿回到梁庄，虽然梁庄人都还记得她，她也还记得所有人，但明显，她已经不属于他们中的一部分了，尽管梁庄养育了梁鸿，但多年的外出求学经历和现有的生活状态已经将梁鸿从梁庄人的群体中剥离出去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梁鸿并不是梁庄人中的一份子了，而只是一个身份稍微复杂的外来者和旁观者。她只有借助父亲或者哥哥的引导才能被接纳，才能从新融入这个群体之中，但心里上的隔阂始终是无法消解的。

在梁庄系列中，梁鸿在努力避免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底层的叙事，她在做最大的努力想要进入她曾经熟悉的家乡，然而如今，她已经不是其中的一份子了，她只有借助父亲等的介入，才能打开梁庄人的心扉，但客观说，这种叙事中难免会有隔膜和臆想的成分。当然这也是文学性的表现。相比梁庄人的生存状况，梁鸿的生活环境可以说是优越的，她认真而努力地进行着“返乡”的尝试，正是以积极的姿态，表达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即使是梁鸿有着清醒而明确的意识，不管再作努力，也无法完全打破城乡的文化隔阂，无法消除作为“城市人”的优越感，即便她时时要反省与忏悔。但无法返乡的事实不能改变。即使有勇气和行动，依然无法返回。梁鸿谈到：“‘我’也是一个‘出梁庄者’，当重又回到‘梁庄’之时，‘我’没有资格做任何道德审判，更没有资格替‘梁庄’做出判断。相反，‘我’应该是一个被审问者。”[5]

视角二：从梁庄人的视角来探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梁庄人分为留守梁庄的人和外出打工的人，在《中国在梁庄》中梁庄留下的是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成年闰土和无力外出挣钱的人，他们仿佛一群被抛弃和遗忘的人群，留在了颓废、破败、溃散的梁庄，他们缺失很多东西——亲人的陪伴、对未来的希望。

当现代文明和都市化斩断了与传统的联系，还没有甚至无法建立起对于新环境的依恋的情况下，人感受到的是突如其来的断裂和失落，更加深了对于故乡的向往。首先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是鲁迅，从他的《呐喊》《彷徨》到《朝花夕拾》无不浸润着“故乡”这一母题，在《故乡》中鲁迅将乡土文学中的还乡情怀进行了现代性转换。梁鸿的梁庄系列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乡土题材在当下变成了边缘，而梁鸿的写作给予了人们信心和继续走下去的希望。我们的家园，我们的乡土需要书写。梁鸿不仅仅纠结于故乡情结上，更是有更深层次的对生存意义的思考。

城市，代表着现代、文明、富裕，而乡土则是落后、愚昧、贫困的代名词。都市的高楼大厦与人情冷漠，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隔离，让人怀念乡村和田园。当人们开始关注“乡土”的时候，社会的城市化程度己经有相当规模了，“只有社会向工业时代迈进时，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思维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后，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乡土文学’，才显示出其意义”。[6]

不管是还在梁庄的人也好，外出打工的梁庄人也罢，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梁庄又是和“我”完全不同的一番风景。尽管外出打工艰辛、被歧视，尽管还是在梦中依恋着故乡，然而外出的梁庄人知道，只有在城市彻底混不下去了，才能回到梁庄，那是最后的无奈的选择。走出梁庄的人，并没有找到那个流淌着蜜与奶之地，他们依然无所归依，在人世中飘零，也许比留在梁庄更加悲凉，因为他们失去了尊严和家庭的温暖，城市没有给予他们扎根留下的可能。

对于每一个梁庄人，抑或说出生在乡土中国的人而言，“故乡”一词无疑是一种悲哀和讽刺。从出生就注定要离开这个地方，不能留在梁庄，“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出路”，出生就意味着注定要失去家园和故乡。然而，当经历艰难打拼，走出“梁庄”之后，才发现离开又何尝是条正确的路呢？在城市找不到出路，面临的是生存的艰辛，没有人的尊严。在城市找到了出路，即使没有经济压力，仍然找不到归属感和接纳感。我们从此被架空。

曾经如此亲近的故乡，正在被现代化撕裂，而都市的新生活根本无法容纳出走的灵魂。所以，这种乡愁，不仅是对往昔乡村的一种怀旧和失落的心境，更是夹在都市与乡村裂缝之中的焦虑与无助的精神漂泊。在用乡村的伦理和对乡土的感情，开始第二部书，关注的是现代文明下“异乡人”的情感呈现，他们虽然走进了城市，但仍然用乡村的伦理道德来处理种种问题。

在《出梁庄记》中，梁鸿的关注视角从梁庄内部，转向了全国，以梁庄人为点，考察了他们社会身份转移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生存困境。他们家庭分离、背井离乡，走出了梁庄，去融不进大城市，始终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和底层，由此那种故土难离、向往故乡之情更重。外出的异乡人除了生存的经济危机，更面临着“身份认同”的焦虑。走进城市的打工者，如何安置疲惫的身心和无根的灵魂，而现实只给予了他们一次次的失望。对于出了梁庄的异乡人，梁鸿用了“羞耻”一词去揭示他们身上伤疤。

梁庄中的众生相可以说也只是万千世界的沧海一粟，但他们又是那么具有代表性，好像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就生活在我们周围。昔日那充满诗意和鸟鸣花香的故乡，在现代理性的审视之下，剥开了残酷的现实。

二.顽固的根性与艰难的重返

乡愁的文学传统在中国由来已久，可以上溯到屈原的离骚、古诗十九首，及沈从文、废名、鲁迅、汪曾祺、白先勇、余光中等等。在这些中国文学史的经典作家作品中，总是或隐或现地表达着对故乡的深深依恋，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生养作家的那片热土，给予了作家文学的养分，所以故土难离成为了中国作家的普遍情怀。

梁庄不仅是梁鸿的故乡，更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乡，然而乡村早已不是桃花源，淳朴的民风、自然简单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现代化冲击之下的农村，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曾经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村庄。”[7]那静谧与宁静已经难寻踪迹，留下的是千疮百孔。我们之所以被梁庄所震撼，即使它揭示的现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但我们总是选择视而不见，还是宁愿在内心执守那个梦中的桃花源。但残酷衰败、千疮百孔的乡村真相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眼看着故土如自己父母一般地衰老，颓败的状态几乎让人难以承受。它既不是淳朴、宁静、远避俗世的乌托邦，也不是落后、鄙俗、闭塞、顽固、愚昧、不开化。

梁鸿在书中提到一个词“根性”，这是她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直觉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她描述故乡的变化、颓废，最终还是对根性的寻找和发掘，找不到根性，失去根性，我们每个人都如飘零的浮萍，无所依托，成功无人问，失败无人听，只有脚踩坚实的大地，我们才能找到我们的根。对于农业民族而言，故乡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乡村”，我们无法割舍对于乡村的依恋，守望与回望故乡即是对于向往乡村的表达。

梁鸿唤醒的不仅是有乡村体验的人的回忆与心痛，同样唤醒了出生在都市的人一直无根状态的反思。也许，我们心痛的不仅是自己故乡从现实到回忆的摧毁，我们更心痛的是从梁庄看到了中国所有村庄的命运。我们先后走在离开故乡的路上，谁知这一走，就再也无法回头。即使回头，也再无那个故乡可以回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异乡人，一旦成长，童年的故乡都不可再得。在梁庄中还有另一个层面的“还乡”——不断被提及的死亡，真正的回归于大地母亲的怀抱，得到永久的安宁。

梁庄系列最为出色的就是“经验与细节”，梁鸿在书中一次次表达着哀痛，这种哀痛不仅是每一个眼见的梁庄人身上的生存之痛，每个读者也从梁庄人身上读到了切肤之痛，那就是作品中飘荡的那种在生活洪流中无力挣扎的哀愁和心痛。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只有经由读者的再创造才能最后完成，读者对于梁庄的想象和文本填充，最终和作者、文本一起创造出了梁庄的文化图景，所以梁庄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梁鸿一个人成就的，而是无数内心有着浓烈乡愁和家园梦想的读者一起完成的。没有“故乡”的现代人在认同危机方面更多地表现在不同价值观念中自我价值定位的困惑和迷失。作为社会公众代言人和最为敏感群体的中国知识分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的危机。

梁鸿一直在强调，文学是有多个通道的，文学中反映的乡土也应该有着多个层面，启蒙视角、批判视角、而她笔下的梁庄之所以获得极高的认可和关注，就是在最大层面上获得了读者的共鸣。无法还乡，因为故乡从现实地理空间到精神文化，已经一点点消逝了。外出打工的异乡人连同在乡人一起，都成为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梁鸿曾说它写梁庄系列是“试图探讨村庄、传统之于农民，也之于我们这样一个生存共同体的意义”[8]当代的中国，乡愁不再是望乡，只有离开了家乡，走进大都市，有了异乡人，才有了离愁别绪和思乡之苦。失去故乡，就是失去了一个人的内在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童年和回忆戛然而止，成为了没有过去可依、没有历史可循的人。由此会引发方向感的迷失和对自我认同的断裂。如果把故乡作为人的生命与精神的起源与归宿之所，那么，离开了故乡的人只能永远“在路上”。

都市的快节奏和现代性，让我们迷失自己，即使有所成就，即使有所归属，我们依然迷失在都市的霓虹灯里，产生焦虑和空虚，产生对自我的怀疑，对前途、生命的迷茫，失去了对自己的掌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转向了我们的故乡。希望能从中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找到继续在都市奋斗的力量。我们之所以沉痛甚至无望，一方面是从梁庄中看到了乡村从内到外、从形式到精神的崩溃，而这种崩溃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另一方面，我们更痛于从此再无故乡，我们的灵魂将无所寄托。

三.自我认同与归属的无望

故乡是我们来到世界的初始坐标，无论离开、返回还是留在原地，都是因故乡的存在才有了意义。“我”回到的梁庄，早已是另一个世界了，记忆中的那个温暖的故乡已经永远无法企及。这就是梁鸿所谓的“根性”。“回到梁庄”已经不仅是回到梁庄，而是对“家”、“归属”、“存在”，甚至身份认同的追寻，成为了一种最基本的精神需求。回到梁庄，已经不再是回到这个地方，而是对“家”“归属”和“存在”，甚至身份认同的追寻，成为了最基本的精神需求。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童年的故乡并不是桃花源，并不是田园牧歌，仍然让人无法割舍，无法释怀，还乡甚至成为每个人心灵深处的最柔软最揪心的述求？为什么童年的穷苦，反而让作家依依不舍呢？说到底，对童年和故乡的呼唤，正是对爱和母性的呼唤。可以说，中国人对于故乡的爱具有了宗教性质，是情感和精神的归属，有救赎性。回归的目的可以说就是为了追寻认同，然而，事实却相反，近乡情怯，越走进却越发现无法认同和困惑。

为了生存，人们远离故土去异乡求生，但时过境迁，当再次回到故乡时，却发现故乡已变成了异乡。通过对童年记忆的一点点瓦解。坑塘、树、老屋，一点点消逝，我们看到，这种哀痛不仅仅因为故土丧失，还因为故乡的人与自己都逐渐老去。当然，讨论了那么多故乡的风物，我们更应该看到，故乡不只是地理的，物理的，更是触摸不到的、文化的，以及老祖宗传下的。

梁鸿曾自述梁庄写的“不只是城与乡的关系，不只是农民与市民的关系，也不只是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而是这些关系的总和构筑着梁庄的生活，并最终形成它的精神形态和物质形态。”[9]梁鸿直言“它不是一个为民请命的文本，而是一种探索、发掘和寻求，它力求展示现实的复杂性和精神的多维度，而非给予一个确定性的结论。”[10]她强调的是呈现，而非解决问题的答案。梁鸿说，她想从梁庄这两本书里“找到救赎”[11]，但同时她也在质疑“救赎”居高临下的姿态。

在《出梁庄记》的后记中，梁鸿把“忧伤”和“哀痛”作为这本书的关键词，她说想表达的是无力感和历史感。梁鸿从一开始就没有要解决问题的企图，她自己也反复强调，她要做的是呈现，是让大家看了之后产生痛感。她不仅追问故乡梁庄的乡亲，更追问流转全国各地的无根的梁庄人，追问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还追问自己的内心和自我，追问一切。梁鸿最后在她的书中追问如何让梁庄以及我们的父老乡亲幸福、安稳和踏实，而说到底，她也在苦苦追寻着自己内心的归属和安稳。

梁庄并不诗意，或者说作者记忆中的梁庄是诗意的，但现在的梁庄基调是压抑、苦闷、失望，但梁庄系列不止这些，还有很多，比如温暖的亲情牵挂、俯仰苍生的民生关怀。

梁庄系列中，梁鸿运用了很多方言，甚至对于一些方言还专门用注释的方式说明，比如“扯央子”，在她的文学评论中，不可能看到方言，而在这两部言说故乡的书里，她处处流露出乡音和乡情，那是一种乡情的自然流露，实际上，只有用家乡的话，才能真正描述出家乡的样子，故乡只有在方言的描述中才能呈现出它真实的面貌。梁庄系列中运用了很多方言俚语。往往对乡土用情至深的作家，总是在作品中经意或不经意地使用家乡的方言，有时，只有用故乡的语言才能生动地表达出只属于这片土地的情感和思想、语言、习惯、心理具有大致的范式。

当然这种自我认同，不可能由个体完成，而是需要回到一个熟悉的环境中，由群体给予。然而，悲痛和哀愁虽然是梁庄系列的基调，但不能忽视的是，梁庄系列中还有温情、坚强，这些感情和孤独、无助一起，共同构成了梁庄系列的风貌。生我们、养我们的故乡，何时起，变得如此陌生，以此面目全非。鼓起勇气的返乡，面对的也只是满目疮痍的迷失。一方面没有记忆感，另一方面又有着强烈的追寻意愿。处处都有和儿时记忆的对比，越比越觉得悲凉，我们的记忆已被摧毁，我们的童年也随之消散。明明是想寻找归属，却只能更加地焦虑无助。可怕的不仅是迷失在都市，更可怕的是迷失在了曾经熟悉的故乡，只能悲戚地长叹一声“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

作为作者，梁鸿在热切地期盼着从“我”的存在中挖掘出更深层的梁庄的过去，但更希望能从梁庄的过去发现自己的存在，去追寻自我存在的意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两部作品引起了巨大的共鸣。梁鸿在追问梁庄中的“我”是谁？“‘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逃离、界定、视而不见、廉价的乡愁、沾沾自喜的回归、洋洋得意的时尚、大而无当的现代，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风景的塑造者。”[12]

注 释

[1][2][5][8][9][10][11][12]梁鸿：写作对抗遗忘，文艺报，2013年7月29日

[3]精神返乡与回不去的“梁庄”——“梁庄系列”作品研讨会纪要，《南方文坛》，2013年6月

[4]莫言：《超越故乡》，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6]丁帆：《作为世界性母题的“乡土小说”，《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2期。

[7]梁鸿：《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年2月

参考文献

[1]梁鸿：《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年2月

[2]梁鸿：《出梁庄记》，花城出版社，2013年3月

（作者介绍：黄慧，西藏自治区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