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经贸规则变化、科技进步和新冠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正在深度调整。我国作为全球供应链制造环节的地位正在改变，发达国家加速生产制造等供应链部分环节回归本地化，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加速构筑新壁垒，供应链从开放性、普惠性、全球性重返封闭性、歧视性、区域性，供应链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单一绩效向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多重综合绩效转变。这些趋势变化对我国制造大国地位和产业安全构成严峻挑战，也带来倒逼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由全球供应链参与者变为主导者的重要机遇。我国须主动适应趋势变化，将现代供应链上升为国家战略，巩固制造业综合优势，支持企业全球布局，参与国际合作治理，提升参与和把控全球供应链的主动权，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构建“以我为主”、弹性安全供应链，维护国家经济与产业安全。

关键词：全球供应链 新冠疫情 弹性安全 产业转移

作者简介：

洪群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本文为中宣部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现代供应链国家战略研究》（A201804100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我国产业链安全战略研究》（71950003）的研究成果。

目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相叠加，全球经济格局和经贸规则重塑加快，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刻影响，给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带来挑战。中央高度關注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安全性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明确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环境”“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我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格局，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位势正在不断提升。深入分析全球供应链的演变趋势，主动适应变化、化危为机、多措并举，提升我国参与和把控全球供应链主动权，维护国家经济和产业安全，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至关重要。

一、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变化和演变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分工专业化不断深化，跨国公司为追求成本最小化与利益最大化，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供应商和布局产业链，形成全球供应链格局，不仅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也促进世界经济协同发展，全球供应链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组织方式和重要特征。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和经贸规则面临重新调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全球化遭遇更大逆风和回头浪，可持续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再加之新冠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正在深度调整。

（一）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科技创新加速发展正在改变我国作为全球供应链制造环节和“世界工厂”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我国凭借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成为跨国公司布局生产制造环节、选择制造供应商的重要区域，迅速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并由此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许多中国企业主要通过承担加工制造角色，加入欧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网络当中，与之形成较为紧密的供应链合作关系。随着成本变化和科技进步，我国生产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减弱，作为全球供应链制造环节的地位和角色也在悄然变化。

从生产要素成本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劳动工资成本持续上涨，不仅高于多数东南亚国家，也跟上了部分欧洲国家。201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为8.96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4.0%，已连续8年下降，就业人口总量连续2年呈现下降趋势。国际劳工组织最新发布的《2020—2021年全球工资报告》显示，我国月平均工资水平达1093美元，明显高于越南的289美元、泰国的492美元、马来西亚的894美元，接近罗马尼亚的1132美元、拉脱维亚的1203美元、斯洛伐克的1220美元。同时，土地、物流、能源、税负等综合生产成本也在快速上涨，部分成本接近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见表1）。例如，我国工业电价约为美国的1.5倍，工业用地价格是美国的16倍;另外，税负成本、制度性成本还有较大改善空间。

从技术进步看，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新一代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一批具有发展前景的颠覆性技术孕育突破。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一些领域已经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高端环节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域处于“领跑”位置，进入“无人区”。例如，第五代移动通信（5G）领域，我国在全球“卡位赛”中占据领先优势，截至2020年1月1日，华为拥有的5G标准专利占全球的14.6%，居全球首位。

Tim Pohlmann，Knut Blind. Fact Finding Study on Patents Declared to the 5G Standard，January.2020，Available at https：//www.iplytics.com/wpcontent/uploads/2020/02/5Gpatentstudy_TUBerlin_IPlytics2020.pdf.

因此，无论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客观变化，还是科技进步创造的发展机遇，我国都必须加快产业升级，在全球供应链上由从事简单加工组装向高端制造、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等环节加快延伸和转型。

（二）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正在引导全球供应链部分环节回归本地化

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欧美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将导致经济泡沫，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经过深刻反思，主要发达国家重新聚焦实体经济，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促进制造业规划，力图推动社会资本和研发资源向实体经济转移，巩固技术和产业的领先优势。例如，美国相继推出《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战略部署，以及大幅下调联邦企业所得税率等政策措施，加速制造业回归，推动新材料、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产业快速发展。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出台《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逐步扩大工业在德国经济总量的份额至25%，并且在欧盟的比重达到20%”的目标。日本启动“再兴战略”。法国颁布“新工业法国”计划等。

在再工业化战略影响下，一些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占比有所提升，部分中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势头。2015年以来，流入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新一轮增长，2016年规模高达3850亿美元，为历史最高位，2018年虽下降至2520亿美元，但仍居全球第一，美国仍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地区之一。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09年的1.73万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2.35万亿美元。此外，机器人、高度自动化、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发达国家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克服了高昂人工成本的制约，使制造业回流具备了可行性。

新冠疫情冲击了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行，美国、日本等国家政府甚至计划为其制造企业迁回买单，以保证自身供应链完整与可控性，摆脱对他国尤其是中国供应环节的依赖。2020年4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表示，美国政府应允许企业将从中国迁回美国所发生的所有成本，在当年全部进行100%的费用化处理。2020年3月，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以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为议题的“未来投资会议”上呼吁，对一国生产依存度高的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基地要回归日本国内，而附加值不高的则应向东盟等进行多元化转移。

魏继刚、刘伟华：《发达经济体供应链战略动向及启示》，《中国经济时报》2020年4月20日。 2020年4月，日本政府从其经济刺激计划当中拨款22亿美元，帮助制造商的生产基地从中国搬回日本或者搬至东南亚，其中对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回流日本，日本政府分别承担2/3和1/2的搬迁费用。

钱春海：《疫情冲击与全球供应链的新变化》，《中国经营报》2020年4月27日。

（三）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正在加速构筑全球供应链布局的新壁垒

美国特朗普政府自上台以来，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频繁发起贸易战，利用技术封锁、知识产权诉讼、关税打压等多种手段限制更多经济主体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去，构筑新贸易壁垒，打破甚至中断既有和正在形成的全球供应链，严重损害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全球供应链布局面临重大调整。例如，美国相继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欧盟等多个经济体发起贸易战，特别是对中国实施极限施压，手段包括对出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将多家机构和个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对华为等高科技企业进行技术封锁，收紧中国科技人员和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等理工科专业学生的赴美签证等。

在贸易战中，征收高额关税明显提高我国出口产品成本，弱化出口导向型企业竞争优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加速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一些制造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受制造业回流政策影响可能从我国撤离，到其他国家投资办厂。贸易战对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造成冲击，出现部分行业外迁，其他国家形成替代的现象。例如，我国对美国计算机及部件出口从2017年的503亿美元下降至2019年的448亿美元，而同期墨西哥对美国计算机及部件出口从200亿美元上升至272亿美元，增加72亿美元，实现对我国的“完全替代”。

沈建光、张明明：《全球产业链重构下中国的挑战与应对》，《中国外汇》2020年第14期。

（四）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正在推动全球供应链重返封闭性、歧视性、区域性的供应链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以来，世界各国致力于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各国之间的商品、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流动更加自由，全球供应链涵盖的国家、企业和产品越来越多。由欧美日韩主抓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和关键零部件，我国和东南亚国家承担加工组装制造，中东、拉美和非洲国家提供能源和原材料，构成了国际分工“金三角”，开放性、普惠性和全球性的供应链加速形成。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WTO成员数量和贸易规模扩大，贸易门槛降低。截至2020年5月，WTO拥有164个成员、24个观察员，成员间贸易往来占全球贸易额的98%，世界关税总水平已降至5%左右。二是中间品贸易比例持续上升。各国通过中间品贸易相互嵌入彼此的供应链中，交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供应链网络化格局。到21世纪初，中间品进口总量占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进口总量的50%，占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大国进口总量的3/4。

Shimelse Ali， Uri Dadush.Trade in Intermediates and Economic Policy，February 9，2011，Available at http：//voxeu.org/article/risetradeintermediatespolicyimplications.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试图通过主导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强化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优势，将供应链合作模式由“全球模式”转型为“俱乐部模式”，成员参与方式则由基于多元化的鼓励加入转变为根据主导国家需求的有条件准入。

洪群联：《新形势下全球供应链的深度调整和发展趋势》，《宏观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例如，2020年7月正式生效的《美墨加贸易协定》，引入极具排他性的“毒丸条款”，规定三国都不得擅自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协定;如某一缔约方与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则必须允许其他缔约方在发出通知6個月后终止原协定，并代之以新协定。这实质上是美国禁止加拿大和墨西哥与其他美国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协定，体现了美国重建以其为中心的北美区域性供应链的战略目的。

（五）可持续理念兴起推动全球供应链布局目标从经济利益最大化向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绩效转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欧美国家逐渐兴起，社会各界特别是一些非政府组织日益关注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等问题，要求企业对员工、消费者、社会公益、环境资源承担更大责任。为因应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压力，跨国公司纷纷作出相应承诺，发达国家也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强化供应链发展中的非经济绩效。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给全球供应链带来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环境保护，重视全球供应链中产生的污染排放和环境影响，要求跨国公司建立产品回收系统和环境检测系统。例如，欧盟立法制定《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的强制性标准，并于2006年7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要求在欧盟市场销售的电冰箱、洗衣机、数码产品、通信产品、电动工具等电子电气产品限制使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联苯醚等六项有害物质，同时把生产企业的责任延伸至上游的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再如，通用、沃尔玛等跨国公司分别于2005年在上海和2008年在北京宣布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战略。

朱庆华：《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与创新研究》，《管理学报》2017年第5期。二是劳工权益，反对全球供应链中的就业歧视、强迫劳动、血汗工厂等不平等现象，要求建立全球统一的劳工标准。例如，从2006年起，苹果公司每年都会对其供应链的每一家终端零件制造商进行审查。2012年美国公平劳工协会应苹果请求，对富士康位于深圳和成都的工厂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健康、安全、薪酬、工作时长等。三是社会福利，强调国家对社会福利改进的责任，要求政府监督全球供应链的运作过程。

从未来趋势看，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劳资矛盾等问题，可持续发展理念将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全球共识。跨国公司在布局全球供应链时，必然更需要考虑相关方利益关系、资源环境等非经济因素，全球供应链布局目标从之前的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转向提升经济、环境和社会的综合绩效。为确保整个供应链长期效益最大化，供应链核心企业不仅要规范自身行为，还要协调监管供应链上其他企业行为。发达国家企业也会要求参与到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中国家供应商，提高劳工权益、健康与安全、环境保护、商业道德等标准，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应对全球供应链调整变化的策略

当前全球供应链正发生深度调整，欧美发达国家引导部分环节回归本地化，贸易保护主义加速构筑新壁垒，供应链从开放性、普惠性、全球性重返封闭性、歧视性、区域性，这些趋势变化将对我国制造大国地位和供应链安全构成挑战。一方面，进一步削弱我国制造业成本优势，许多领域制造环节可能直接跨过我国中西部地区加速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引发我国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的“空心化”风险。另一方面，进一步凸显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一些关键技术瓶颈短期内难以突破，可能导致我国不仅难以掌握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在高精度配件、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领域也不具备显著优势，加工制造和研发设计环节“双重抽离”。一些产业领域供应链可能全面转出，使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边缘化，甚至威胁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

同时也要看到，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和科技創新能力大幅提升。许多产业和企业走到全球领先位置，国际化步伐加快并主动建立全球供应链，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悄然发生变化。全球供应链的深度调整，有利于我国主动或被动调整在全球供应链的原有位置，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由全球供应链参与者转变为主导者的重要机遇。为此，必须主动适应变化、化危为机、多措并举，构建“以我为主”、弹性安全供应链，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维护国家经济和产业安全。

（一）将现代供应链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协同推进

发达国家较早认识到供应链的重要作用，将其视作提升产业竞争力、维护经济安全、推进多边合作的重要手段，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供应链战略和政策。

王佳元：《现代供应链：演变特征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美国自1993年开始发布供应链相关行政命令，2012年制定的《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提出“促进商品的高效和安全运输” “培养具有弹性的供应链”两大战略目标，将供应链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评估和强化制造与国防工业基础及供应链弹性报告》，在飞机等9个国防领域和网络安全等7个先进制造业领域提出加强供应链弹性计划;2015年英国发布《加强英国制造业供应链政府和产业行动计划》，提出支持制造业研发和使用新的供应链生产线，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供应链不同环节深度应用等。相比而言，我国对供应链和全球供应链的重视不够，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加强供应链管理，维护供应链安全显得极其重要。为此，建议将现代供应链上升为国家战略，完善顶层设计，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协同推进。

一是宏观层面，研究制定供应链战略设计，推进构建重要产业产品的弹性安全供应链，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实践证明，关键核心及前沿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高度重视供应链安全问题，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研究制定供应链战略方案或产品目录，对涉及我国国土安全、民生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等重要领域的能源、原材料、关键零部件以及相关技术等，依据战略地位不同实施差别化政策，建立重要产业产品的弹性安全供应链。重点针对我国供给能力不足的战略产品，着力加快研发可替代的产品或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国产替代，保障关键战略产品自主供给能力，避免受到掣肘;对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战略产品，必须进行完备的供应链尽职调查，研究制定供应链中断风险应急预案。此外，搭建国家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实时跟踪和更新自然灾害、恐怖袭击、贸易冲突等突发性风险信息，加强风险评估和脆弱性分析，及时发布风险预警。

二是中观层面，发展现代供应链管理服务业，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近年来，我国供应链领域涌现了许多新模式、新业态，形成一批供应链管理专业化服务企业。要把现代供应链管理服务作为新增长点，研究制定税收支持政策，将业务范围包含物流、仓储、运输业务的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纳入仓储物流税收优惠政策中;加强用地保障，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合理划定供应链物流服务仓储用地比例的红线，完善综合用地、混合功能用地政策;加强供应链专业人才培养，设置相关学科专业，建立校企联合业务实训基地，支持行业协会借鉴国际通行制度开展职业资格认证。

三是微观层面，支持企业等市场主体深度应用现代供应链管理，提升资源配置和经营管理效率。倡导普及供应链理念与思维，积极培育合作精神和信用文化，引导企业实现从“小而全、大而全”到“外包非核心业务、专注核心竞争力”，从“零和博弈、对抗竞争”到“损益同担、合作共赢”的思维转变，支持企业以供应链体系“联合作战”方式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竞争。加强企业信息化的政府投入力度，支持企业搭建供应链信息管理系统，实现采购、生产、物流等供应链业务的信息化处理，支持软件企业开发适用于供应链业务情境的“软件即服务”（SaaS）应用、“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全面提升供应链信息化水平。

3.洪群联：《全球供应链的变化趋势和对策建议》，《中国经贸导刊》2019年第15期。

4.李子文：《中国供应链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存在问题》，《宏观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

5.马士华：《供应链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

6.宋华、贾景姿：《全球供应链模型构建及相关研究评述》，《商业研究》2014年第2期。

7.王中美：《MEGA与全球供应链：变化、相应与反作用》，《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第6期。

8.王佳元：《现代供应链：演变特征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

9.魏際刚、刘伟华：《发达经济体供应链战略动向及启示》，《中国经济时报》2020年4月20日。

10.朱庆华：《可持续供应链协同管理与创新研究》，《管理学报》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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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