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主线，综合分析“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发展条件及发展前景，并对有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冲击条件下，“十三五”及“十四五”时期，世界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变化情况进行模拟分析比较。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但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通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妥善应对，化危为机，“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将继续较快发展，达到年均6%的增速。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 十四五 新冠疫情 经济展望

作者简介：

郑京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样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及今后1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清晰地展望了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对“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建议》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本文拟就其中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主线，谈一点对“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及展望。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被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

《建议》反复讲到的新发展格局，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内涵却十分深刻，对“十四五”时期及今后1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为此，《建议》用了一个部分、四个段落对如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了详细论述，而且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要读懂中国经济，读懂“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可能的发展脉络，就需要读懂这一新发展格局。

（一）新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

关于新发展格局，从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论述以及《建议》的表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如下鲜明特征。一是新发展格局的主体和基础是国内大循环。即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中国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大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摆脱过去那种过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格局。这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坚实基础。二是新发展格局的国内大循环不是封闭式的，而是对外开放式的，是与国际循环相互联通、相互促进的。无论是生产环节，还是流通和消费环节，国际市场均是国内市场的重要选项和自然延伸。顺畅的国际循环始终有利于形成和促进国内大循环，而顺畅的国内大循环也始终有利于国际循环的畅通。發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能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依托国内大循环可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产业技术发展水平，更好地打造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从而更好地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联通、相互促进。三是国内大循环强调的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如上所述，国内大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循环。针对中国地方政府深度融入经济建设的具体情况，需要更进一步地说，国内大循环也绝不是中国各省市区，甚至更小地区或区域的小循环。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战略选择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根据中国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既是与时俱进提升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受国际环境制约，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处于被西方及敌对势力孤立和封锁之中。尽管中国通过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也开拓了一定范围内的国际市场，但总体上，国民经济具有较为明显的封闭性。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抓住国际产业分工加快调整和新一轮全球化机遇，积极参与和融入国际经济贸易往来，积极参与和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形成了开放型经济。2001—2008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2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进入衰退期，中国经济也受到影响，外部需求下降，国际环境趋紧。加上之前几十年，过于追求经济增长，急于追赶发达国家，一度忽视了环境及资源的保护，形成了“吃资源环境饭（不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吃子孙饭（忽视社会养老保障）和过于依赖外需”的非良性发展格局。国际社会也借机对中国发展模式说三道四。

各种制约条件说明，长期出超、长期依赖外需的老路走不下去，必须转型。自那时开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就已经开始从过于依赖外需，向以依靠内需为主、内外需并重转型，从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型，并取得较大进展。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大约10%下降到2019年的1%左右。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由2006年的64.2%下降到2019年的31.9%（见图1）。万元GDP能耗也从“十五”时期提高10.9%，转变为“十一五”时期之后连续三个五年下降，其中“十三五”时期前4年下降13.5%（见图2）。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抉择

近几年，中国的国际环境不断趋紧，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权提出所谓“美国优先”等违背全球化的理念，采取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及多边双边贸易协定等行动，形成了一波逆全球化浊流，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升级。加上2019年底出现、2020年爆发的全球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国际环境更加严峻复杂。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需要未雨绸缪，进一步主动加快经济发展转型的步伐。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和加快构建正是中国应对国际环境变化，不断提高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抉择。此外，和平发展、互惠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践行，也需要中国进一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四）新发展格局反映了中国大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内在要求

大国经济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可以在内部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条件允许时，也应该率先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并提高相应的竞争能力。例如，在汽车制造业，一般要达到年产15万辆以上才能实现规模效益，这在大经济体内部可以轻松实现，而一些小经济体则必须借助外部市场才行。再比如，中国的地铁及相关隧道挖掘和建设能力，之所以明显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与中国地铁和道路建设的巨大市场及反复实践的机会有重要关联。经过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规模更是如此。从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看，2020年中国GDP总量将突破100万亿元大关，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从人口和市场规模看，包括数亿中等收入人口的14亿人口总规模的巨大市场在国际上屈指可数;从供给能力看，中国储蓄率仍然较高，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农业在粮食、棉花、油料、肉类等生产能力上也具备可持续的生产和供给保障能力，服务业体系也比较完善，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方面，可以说处于国际领先阵营。因此，适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内在要求。

（五）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十四五”及中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正因为上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及重要特征，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十四五”时期及今后15年，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是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来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能更好地发挥大国优势，积极应对复杂国际环境变化，进一步提高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积极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而且，通过变主要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为内需为主、内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通过向绿色发展转型，也能夠不断缓解中国人均资源少的瓶颈制约，符合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同时，发展经济，造福当下、造福子孙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来构建新发展格局，可以有效保障未来15年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能够保障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翻一番，顺利达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新发展格局将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诸环节更加畅通高效，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加融通，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从而使要素投入的产出更加高效优化。

二、“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既有严峻挑战风险，也存在较大机遇。总体上看，较“十三五”时期会更复杂困难一些，但程度有限。笔者将沿着全球化走势、世界经济增长和中国作为正在崛起大国引发的变化等三大脉络对此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2020年全球经历了百年未遇的严重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席卷世界各国。截至当年底，已造成超过8000万人感染、180万人死亡，许多国家和地区多次采取“封城”“封国”等极端措施。疫情对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已造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早已构成了经济学所说的重大外部冲击，改变了全球及中国经济运行原先的轨迹。特别是这次疫情横跨中国“十三五”和“十四五”两个发展时期，两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均受到较大影响。

（一）“十四五”时期逆全球化倾向将会持续，但不会烈于前5年

回顾“十三五”时期全球化走势，可以清晰地发现，逆全球化倾向逐渐增强。尤其是在中后期，随着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采取一系列退出国际组织、强调美国优先、大打贸易战等言论和行动，世界逆全球化倾向不断增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倾向。逆全球化倾向增强，扰乱了国际经济秩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遭到破坏，经济和贸易活动受到冲击，对全球经济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对政治外交关系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科技创新环境也因此遭到破坏。尽管“十四五”时期，特别是在前期，逆全球化倾向仍会持续，但总体上不会烈于“十三五”时期，甚至会有所好转。

首先，本轮逆全球化倾向具有深层次基础背景，短期内很难完全阻止。在本轮全球化过程中，由于第一和第二产业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远不及资本要素顺畅，加之发达国家这些产业劳动力先前的优越地位，人们对高福利的刚性需求，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债务急剧扩大后对失落群体的转移支付没有相应跟上等原因，导致农民及蓝领工人或失业或收入相对减少，所处经济地位下降，失落和不满情绪明显上升，昔日传统制造业地区成为“锈带”。这种情况并非美国独有，英国脱欧、法意等国罢工游行抗议活动频发等等，也均与此相关。因此，即使是拜登就任美国新一届总统，情况也可能不会更糟，或许会略有好转，但短期内也不太可能完全改变。“十四五”时期，特别是前期，逆全球化倾向可能还会继续，国际社会的撕裂倾向还会继续。

然而，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均表明，无论天灾还是人祸，都无法阻挡全球化的脚步。一是全球化从本质上对于人类的进步来说利大于弊。全球化可以使人类用同样的要素投入，得到比不进行全球化更多更有效的产出和收益。而且，资本等生产要素逐利的冲动很难阻挡。二是整个人类，特别是规模比较小的国家或经济体，已经离不开全球化。三是人类在推动全球化和自身对外开放过程中，已经考虑到了战争、疫病等可能存在的潜在威胁。因此，随着最初人类的迁徙、交流和贸易，虽然全球化受到过挫折，但向前发展的大趋势却从未改变过。到目前为止，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占GDP的比重，已经从最初的微乎其微，上升到30%左右（见图3）;人员交往也在不断扩大，以国际旅游人数为例，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近20%（见图4）。此外，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气候、环保、能源、粮食、反恐、网络安全、人口老龄化、重大疫情等，都要靠全球各国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信息产业和服务业的全球化更加便捷，不出国门即可实现跨境交易。因此，全球化的脚步是无法阻挡的。

三、“十四五”时期中国国内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

“十四五”时期，中国不仅面临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自身也存在许多制约发展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源环境的制约趋紧。资源制约对中国发展一直是个大问题，特别是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资源问题更加捉襟见肘。目前，中国原油、铁矿砂等重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70%。就连沙石等建筑工程最基本的原材料资源，现在也已经出现价格持续上涨等紧缺现象。近年来，在各项环境治理强力措施的作用下，中国环境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大气、土地、水污染等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许多环境的整治与修复将是长期和成本巨大的工程。庞大的生产和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亦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不断下降。

二是人口结构老龄化问题加剧。由于“少子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中国正在以较快的速度逼近“老龄社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一个经济体，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时，为“老龄化社会”;达到14%时，为“老龄社会”;达到20%时，为“超老龄社会”。“十三五”末期，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3%左右，比“十二五”末期高3个百分点。预计2022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会达到14%，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带来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薄弱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冲击。尽管“十三五”期间，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有了很大改善，但离应对老龄社会的要求仍相去甚远。养老保障经费捉襟见肘、保障水平较低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其二是对劳动力供给，进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十三五”期间，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16～59岁）下降1500万人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15年的66.3%下降为2019年的64%，年均下降0.6个百分点。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四五”时期，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逐步步入“老龄社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矛盾将会愈加突出。

三是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十三五”末期，中国省际之间人均GDP水平差距仍然较大，包括直辖市时，人均GDP水平最高的地区是最低地区的4.5倍左右;不包括直辖市时，最高地区也是最低地区的3.6倍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虽在缩小，但仍有2.5倍左右。与此同时，不同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这一问题越来越需引起高度重视。本轮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出现的因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引发的不同群体间的撕裂、冲突就是前车之鉴。改革开放和发展成果只有切实在全社会得到共享，才能让更多人支持改革开放和发展。

四是依法公平竞争，充分调动各类经济体，特别是民营经济体的积极性问题仍需进一步解决。各类经济体的积极性，也即创业动力，是一国经济活力的源泉。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问题在中国仍未得到很好解决，各类经济体均有怨言，尤其是民营经济体，总是需要国家反复强调其重要性，才能稍许得到一些安慰。如何从体制机制上，解决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对各类经济体一视同仁，按市场规律进行配置问题，解决知识产权、财产权及人身安全切实依法得到保护问题，创造优良的营商环境，仍是“十四五”时期中国需要急迫解决的重要课题。

五是地方债务负担过重依然是经济发展的忧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保持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的积极努力。但与此相伴也出现了资源和环境问题，特别是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债务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收不抵支。到201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经达到21.3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2倍多。如果再考虑到各种形式的隐性债务（不同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的估算大概为显性债务的1～3倍），情况更严重。

六是中国供需总量和结构均面临调整与挑战。从需求看，“十四五”时期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将与“十三五”时期持平或略增，主要是汽车和房地产需求已经越过高峰期，将趋于平稳。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会与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同步，与“十三五”时期大体相当。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可能会不及前5年，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大体会持平或略低，制造业投资因面临进口商品竞争和出口需求减缓，以及制造业产能依然过剩等影响，增长速度将是持平或下降。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最多与“十三五”时期持平。净出口因国际环境趋紧，增长速度也不乐观。而且，按照经济转型的要求，进出口贸易总体上应逐步趋于平衡。从供给看，“十四五”时期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会与前5年相当;制造业生产因环保要求提高、资源制约趋紧，以及外需减弱、增长方式转型等因素，增长速度难有大起色;第三产业将是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亮点，但能否弥补其他产业留下的缺口，支撑起整个经济快速发展，仍需要努力和观察。

七是防范及应对重大突发疫病冲击的能力亟待加强。自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突发重大公共卫生疫情的警钟敲响之后，17年来中国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有了长足进步，并较成功地应对了禽流感、埃博拉、寨卡、甲型流感（H1N1）、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等接连不断的警报和疫病冲击。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是造成了重大伤害，再次敲响了警钟，充分暴露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管理缺陷和脆弱性，亟需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疫病的能力和水平。

四、“十四五”时期中国有能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十四五”时期，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上述严峻挑战，但总体上看，中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可持续发展也有许多难得的有利因素。综合分析国内外有利与不利因素，通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妥善應对，化危为机，“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完全能够实现较快发展，达到年均6%的增长速度，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成功召开，进一步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明确了“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有利于激发和调动各方力量，集中精力谋发展。这些年来，中国政通人和，社会安全稳定。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吸引投资和扩大贸易的重要保障。本次疫情的成功应对，再次彰显了政通人和、社会安全稳定的巨大威力。此外，“十三五”时期的发展和实践也为中国战胜挑战，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洞若观火，找到并确定了应对挑战转危为机的战略路径——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因此，有理由相信，“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中国能够应对好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抓住机遇、战胜挑战，继续创造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的中国奇迹。

关于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还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大国，在受到更多竞争和遏制压力的同时，影响力和吸引力无疑也更强了，各国资本、各经济体都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而且中国人均GDP仅1万多美元，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1/5，排在世界各国的70余位，仍是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具有很大投资和创业活力的国家。这有助于中国在逆全球化的困境中，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二是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基础。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百万亿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量、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和产量、国际外汇储备等居世界首位。2019年末，高铁营业总里程超过3.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里程2/3以上;高速公路里程超过14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中国拥有健全的农业体系、最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服务业体系也在不断建设和完善。三是中国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领先，以及重视教育、注重人才等积累起来的优质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口红利的弱化。2019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16亿户，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114.4部/百人;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1220亿GB，比上年增长71.6%;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到4.5亿户。网上商品交易规模、手机等智能移动终端也是世界第一。5G商用稳步推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四是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对发展经济，抵御和应对国际经济冲击是巨大优势。以汽车市场为例，2019年中国汽车销量为2577万辆，大大高于欧洲和美国的汽车销量，继续蝉联全球第一。2019年，中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1.2万亿元，出入境旅游人数均超过1.5亿人次。五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腾挪空间比较大。目前，中国的利率水平依然较高，与主要国家有较大利差，存款准备金率也比较高，货币政策有较大调控空间。中国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比较低，财政政策也有较大的调控余地。政府十分注重宏观政策在短期稳增长和长期防风险间的平衡，具有很好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六是中国对改革开放重要性的认识和坚定决心，以及正确的前进方向和实际举措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将使要素的配置更加优化、使用效率更高;将进一步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与世界经济增速类似，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断崖式地下降了4个百分点，只有约2%。从而拉低了整个“十三五”时期的增长速度，也客观上降低了“十四五”时期的对比基数，技术性地提升了“十四五”时期的增长速度。因此，“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可能会超过“十三五”时期，并呈现前高后低的特征（见图6、图7）。其中，受益于世界经济走势及中国出色的防疫成果，2021年甚至2022年，中国的净出口仍可保持较高水平，成为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动力。根据IMF等有关机构的预测以及2020年的运行情况，笔者对有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条件下，“十三五”及“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变化情况进行了测算，整个发展趋势也都发生改变（见图8）。

总之，“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将很可能达到6%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对此应充满信心。实际上，这也可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据测算，15年要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年均增长率需要达到4.73%。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中国人均GDP从2020年的1万多美元，提高到2万多美元，在假设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同样需要年均GDP增长5%左右。即“十四五”时期，经济保持年均5%～6%的增长速度也是中国实现既定发展目标的需要。

五、遵循规律，激发活力，构建好新发展格局

可以看到，“十四五”时期，保持中国经济实现6%的年均增长速度可能性很大。关键是要加快构建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高发展质量。关于如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议》已经给出了明确方向。需要认真研究，弄懂弄通，并在全面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凝心聚力，加以贯彻落实。特别要注意遵循发展规律、激发各方活力，防止出于部门和地方利益断章取义、片面理解、扭曲执行。

（一）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尽管《建议》中使用了“构建”一词来说明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和方式。但这只是在强调各级党和政府要转变观念，凝心聚力，奋力进取，通过改革开放、探索创新，促使和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各级政府不能大包大揽，忽略或干预市场的力量，甚至生硬地给出国内国际循环的比例作为追求目标。正确的做法是，厘清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关键的是要遵循规律、激发市场活力。政府要按照自然规律、市场规律和社会治理规律，充分利用市场及法治手段，积极投身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做到到位而不越位，确保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形成良性互补。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降低交易成本，形成有利于激發市场主体潜力、创造活力的市场环境。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政府要通过科学适度有效的宏观调控，通过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均存在局限性，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扬长避短，做到既能较好地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又能限制自身过度作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二）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观念，是行动惯性的挑战。地方政府抓经济很容易走招商引资、扩大投资、粗放发展的老路，形成客观上依靠外需的发展模式，容易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这是多年来中国经济难以转型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切实转变观念，改革开放，探索创新，认真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落实到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上下功夫。做到依靠创新发展增强发展动力;依靠协调发展克服发展不平衡矛盾;依靠绿色发展缓解资源环境瓶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依靠开放发展实现内外联动，相互促进;依靠共享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切实防止地方政府只顾眼前、举债铺摊、乱上项目投资、忽视环境资源保护、搞地方保护主义、忽略民生的错误行为。

（三）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纳入长期发展战略去定位和思考，稳中求进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项战略抉择。在构建过程中，也必须将其作为一项长期发展战略去定位和思考，做到既积极又稳妥，不急于求成，稳中求进。既要使其贯穿于整个“十四五”时期，引导和助力“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更要为15年远景目标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好基、开好局。

（四）通过更高水平改革开放探索创新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创造条件

改革开放、探索创新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十四五”和更长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依然要靠这关键的一招。

一是通过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自身的“体魄”更强壮，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做好自己的事”。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开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各类主体更具活力、激励机制更加有效、营商环境更加优良、创新条件更加友好、产业链供应链更健全更坚固、供给能力更强;使国内消费市场更宽阔，消费能力更强，投资结构更优化，投资效率更高;形成法治健全、高效規范、公平竞争、依法经营、高质量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使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加顺畅。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制定并实施切实可行的鼓励生育、提高劳动参与率、提高退休年龄等人口与劳动法律法规;继续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制。要采取措施有针对性地逐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特别要关注关心关爱最低5%人口的收入和生活，让他们共享全球化的好处、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处。

二是通过高水平的改革开放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一要积极推动改革完善利用好现有的多边、双边等国际合作及协调机制;二要创新探索形成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国际合作及协调机制;三要按照国际惯例及全球化的新要求，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协调好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关系，使之相互融通、相互促进。2020年11月15日，成功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ECP）便是极好示范。

三是通过探索创新加快发展。要充分认识探索创新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使创新成为发展的不竭源泉。要进一步强化体制机制和法治建设，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健全各类容错机制，激励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各类组织和每个人的探索创新热情。要注重教育，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要尊重人才，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才的潜能。要继续加强教育科研创新创造的国际化合作与交流。充分学习交流共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

3.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

4.IMF.World Economy Outlook 2020.https：//imf.org/.Oct.2020.

责任编辑：李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