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秋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慈善事业的国家，慈善思想与慈善活动源远流长。从古代到近代，中国慈善事业持续发展。民国时期已有学人对慈善事业进行研究。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中国慈善事业一度沉寂停滞达三十余年，中国慈善史研究也随之成为学术禁区。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慈善事业得以复苏并逐渐走向繁荣。与此相适应，慈善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有人涉足拓荒，90年代便在全国范围内渐次展开，迄今也已经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在国内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慈善史研究由隐而显、由微而著、由小而大，应时顺势成长，现已成为中国史学科一个新的增长点。尤其是近十余年来，中国慈善史研究已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议题，在慈善通史、断代慈善史、区域慈善史、慈善专题史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但回顾过往的中国慈善史研究，还主要是从慈善事业的历史和现实两方面予以关注立论，而从慈善文化的视角切入者甚少。其实当慈善史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从文化的视野进行新的开拓，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路径选择。因为慈善文化研究可以弥补慈善事业研究之不足，可以提升慈善事业研究的层次而别开生面。就慈善事业与慈善文化的关系而言，两者相辅为用。慈善事业发生在前，慈善文化积淀在后。慈善事业通过慈善文化形成传统，又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运行产生作用和影响。有史以来，每一项慈善事业最终都是要消失的，但通过积累和沉淀的慈善文化却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所以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生命力的延续和再现。研究慈善文化，才可以真正了解慈善事业不同时期的状貌与特征，例如中国古代、近代、当代的慈善事业;才可以真正了解慈善事业不同类型的相同和不同，例如中国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社会慈善、官办慈善等。再广而言之，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区域都有其各自的慈善事业，而且只要是慈善事业就都会存在着共同性和普遍性，例如慈善本质上的利他主义、对弱势人群的关爱与救助等。但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区域慈善事业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则只能通过其各自的慈善文化去反映和体现，例如其各不相同的慈善思想源流、慈善运营环境、慈善机制模式、慈善制度设施以及慈善表现形式等。所以仅仅研究慈善事业而不上升到慈善文化的层面去进行识别比对，或许就只能看到慈善事业的共同性和普遍性，而不能揭示出其特殊性和差异性。可见，慈善事业研究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慈善文化研究得到解决，慈善文化研究也可以说是慈善事业研究的升级版。

令人欣喜的是，长期深耕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郭常英教授，近年来进入慈善史研究领域，而且正是从慈善文化的视角切入，可谓独辟蹊径，即以中国近代慈善义演问题为核心，并且还是从慈善文化的史料发掘入手，更是难能可贵。这不仅在现有的中国慈善史研究中爆了一个“冷门”，填补了过往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而且将慈善史研究从慈善事业提升至慈善文化的新高度。

综观近年来，以郭常英教授为首席的团队致力于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坚持奔走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苏州、厦门各地，经过艰苦搜寻，发现一大批散见于各地各处的珍稀文献。这批文献主要包含档案、报刊以及其他文献载体之中，既有文字载录，也有图片、影像等形式，目前已经搜集有数百万字的规模，并已经在整理、研究之中。研究团队对于文献整理工作严谨细致，从录入到校对再到汇总，收获令人欣喜，非常有利于今后相关研究的开展。珍稀文献的发现、整理和出版，有益于学界从中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也为相关成果的取得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搜集和整理文献的过程中，相关的研究工作持续跟进，召开讨论会多次，出版、发表著作和论文多部（篇），既有此批珍稀文献传播情况的研究，也有以近代慈善义演为着力点，将其置于慈善文化视角而形成的观点和看法。提出的观点主要有：一、重点发掘慈善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提出慈善义演有利于加强社群认同的观点。中国近代的慈善事业牵涉众多的社会群体，不同的社会群体或者阶层对于慈善事业的认知以及参与度不同。在举办慈善义演的过程中，由组织者、表演者、捐助者形成了一个以价值认同为核心的结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或社会群体内部，通过慈善义演可以形成新的价值认同。二、尝试以跨学科的视角，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提出慈善义演具有“实体传媒”的特征，能作为演艺传媒产生有效的社会功用，有助于慈善风尚的养成。三、从慈善文化的角度，关注慈善与娱乐之间的密切关系，提出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产物，吸纳了中西的慈善理念，其特征是娱善结合、寓善于乐。四、关注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文献传播问题，呼吁加强珍稀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提出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必须以坚实的史料为前提和基础。

值得点赞的是郭常英教授带领她的团队，产生了不少相当重要的学术成果。近年来，郭常英教授以社会文化史研究为切入口，思考中国近代慈善义演问题，深化了对于中国慈善史的认识。从学术理路而言，社会史视域下的慈善研究与社会文化史视域下的慈善义演研究各有千秋，皆揭示出中国慈善事业在历史长河中的种种复杂历史面向。同时，从社会史至社会文化史，从慈善到慈善义演，也是学术自然递嬗的结果。

民国时期的史学大师傅斯年曾言，“史学即史料学”，明确了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对慈善史的研究，无论学界，还是慈善实务界，都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但资料建设的相对滞后，已经制约了研究工作的推进。在当今后现代史学研究的兴盛之时，整理史料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也是深化历史研究的必需。我曾在一些会议上提出，中国慈善史研究需要慈善史料的整理和研究。郭常英教授亦有感于此，呼吁发掘史料、整理史料，并研究之。2017年郭常英教授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获批，这是中国慈善史研究的福音。郭常英教授针对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研究展示出立体图景，已经基本上架構起慈善义演的多维画面，在其编著的《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文献及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9月）一书中，将文献史料整理和研究融合一起，初步展示出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影响力，也折射出新的研究趋向。

郭常英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慈善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此不赘述。对于慈善义演问题，她曾认为：慈善义演研究貌似属于非政治化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然而，深入考察后可知，其并非仅是“偏爱人情恒常的物质、消费”一类“不大见人”的研究。义演活动的组织与举办，既有社会名流的参与，也有不同阶层社会团体的参与，如各类慈善团体、大小商会、青洪帮、宗教团体、艺人、票友、學校教育机构等，参与组织者和主要演员多数为社会知名人士，不少人算得上“社会名流”和“艺人名角”。在京津沪等中心城市及一些经贸发达城市，义演更为集中。我们甚至不能否认，在诸多募捐义演活动的背后，还会有组织者无法撇清的政治意图或商业意图等。在一些影响颇大的慈善义演活动中，活跃着不少“大人物”及其家眷，中产阶级也有不少人物参与其中，如政界人物、商界人士、文教界人士等。慈善义演以娱乐面貌出现，往往成为吸引民众追逐和观赏的捐赠活动。（郭常英：《慈善义演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24日第5版）由此可见，慈善义演绝非简单的某一事象。如何揭示和解释其如此纷繁复杂的历史面相？只有通过丰富的史料发掘和梳理，才能解决问题。郭常英教授的《〈申报〉义演文献汇编》做到了这一点！

治史者，特别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要皆知道，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它包罗万象，“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因其“新人听闻”的价值立场，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申报》不啻学界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慈善史的必备“资料库”。

《申报》中关于慈善义演活动的报道史料价值非常之高，能够折射出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缘起、发展以及嬗变的历程。《申报》所载慈善义演文献汇编主要辑录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慈善义演史料，并尝试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前沿性和基础性，有利于推进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学术研究，对扩展中国近代慈善史、深化社会文化史研究也具有开拓性意义，同时也有助于当今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对推广慈善文化、关注民生问题等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郭常英教授慧眼独具，将《申报》中关于慈善义演的文献全部整理完毕，对于学术界而言，实属难能可贵！相信读者在使用此文献汇编的过程中，一定会由衷赞叹郭常英教授的筚路蓝缕之功！

《〈申报〉义演文献汇编》的出版，为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提供了方便。我相信，不管是中国学术界，还是慈善界人士，都将从这本史料汇编中获益。我衷心祝贺《〈申报〉义演文献汇编》的推出。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