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教授/博士）杨静

（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引言

2013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逐步提升，助推了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热情（曲晓辉等，2016）；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与企业并购重组相关的政策，为A股注入新活力，促发了新一轮并购重组浪潮。并购溢价产生了巨额商誉，由Wind数据可知，2018年A股市场总商誉占净资产的比例高达4.7%。其中，有366家上市公司期末商誉与净资产之比超过了50%，871家上市公司全年确认商誉减值损失共计1 658.6亿元，约为2015年（77.51亿元）的21倍。巨额商誉带来了巨大的减值风险，证监会为加大商誉减值的会计监管，规范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与信息披露，2018年11月发布了《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进行内部自我管控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可以降低内部人机会主义随机选择的可能性（魏明海、陈胜蓝、黎文靖，2007），降低财务报表错报风险、经理人舞弊风险（周继军和张旺峰，2011），减少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提高盈余质量（Doyle、Ge和McVay，2007；），维护投资者利益。这表明当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和重大漏报的概率可以显著降低，同时也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和非法经营行为，这将减少审计师的审计时间和成本，从而显著降低审计收费。那么，内部控制质量是否是商誉减值和审计费用的调节因素？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相比，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企业的商誉减值与审计收费的关系是否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