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晓 王奕朋

2020年12月23日，由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联合举办的“70-80年代校园诗歌群落”学术座谈会在四川大学召开，会议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形式，邀请了著名诗人梁平、尚仲敏、向以鲜和邓翔，以及来自四川大学、《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南京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大学、三峡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高校和机构二十多位诗歌收藏者和研究者。会议以收藏者提供的展品为基础，通过诗人的回忆和研究者的发问共同还原文学的历史现场，并就1970、80年代校园与诗歌的关系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探讨。

一  收藏：再现诗歌风貌

会议召开之前，与会人员一同参观了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为本次会议特别开设的展览：“中国新诗百年珍稀文献展——‘新诗潮特别文献”。“新诗潮”是1970年代一批青年诗人进行的异于当代傳统诗歌规范的大规模创作活动，此次展览便展出了大量“新诗潮”珍稀文献，特别是当时影响很大的校园诗歌文献，如《启明星》《夏雨岛》《赤子心》等。其中四川的校园诗歌报纸和刊物最为丰富，有《大学生诗报》《红旗》《第三代人》《天籁》等。展览的大多数展品都出自于刘福春教授的中国新诗文献馆，同时一些四川诗人和诗歌收藏者也提供了不少珍贵文献，再现了当年校园诗歌的风貌。

会议伊始，刘福春进行了开场介绍，将与会人员大致划分为诗歌收藏者、诗歌历史亲历者以及诗歌研究者。他一方面强调了作为非正式出版物的校园民刊的特殊性，以及保存相关纸质文献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一方面也很重视关于校园诗歌口述文献的发掘整理工作。接下来，李怡就校园平台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校园氛围与诗歌写作之间的关系作了整体性的分析和评价。首先，他认为校园平台本身是复杂的，它的“民间性”是相对于官方而言的，比之于真正的民间，还是带有一定的精英性质;与此同时，1970、80年代的中国大学大多是官办大学，团委、学生会等官方机构会对校园诗歌的创作施加影响，校园诗人往往要在最激进的诗歌探索潮流和官方要求之间取得一种调和。其次，校园氛围和诗歌创作并非总是和谐，1990年代以来，大学开始对校园诗歌的探索加以限制，校园诗歌也就逐渐失去了1970、80年代那样的创造力。最后，李怡把1980年代人们对叶文福诗歌朗诵的崇拜与狂热和2001年北师大学生对沈浩波诗歌朗诵的批判与质疑加以对比，引发了与会者对1970、80年代的校园诗歌的怀想和好奇。于是，伴着成都这罕见的冬日暖阳，关于诗歌的回忆开始了。

二  亲历：重返诗歌现场

为了重返诗歌“现场”，诗歌历史亲历者们主要回忆了1980年代的校园诗歌岁月。诗人尚仲敏、向以鲜和邓翔分别讲述了各自在校园里创办诗歌报刊的情形与经过，同时在与诗歌研究者的交流和对话之中回忆起了更多的历史细节，也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

1980年代曾掀起过全国性大学生诗歌浪潮，1985年，第一份由大学生诗人主办的诗歌报纸《大学生诗报》应势而生，当时还是重庆大学学生的诗人尚仲敏回忆了主编《大学生诗报》的相关情况。《大学生诗报》创刊号是以团委名义主办的八开铅印小报，第二期则成了由学生主导自办的四开铅印大报。1980年代办报所需资金不菲，《大学生诗报》便花费了七百余元，而当时普通大学生每月仅有十几块的生活费，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来筹集资金。尚仲敏记起当时有位重庆建工学院的吴文媛同学曾慷慨捐赠两百元钱，给予了他们极大的支持。研究者谢君兰就此提问当时办报评选诗歌的标准是什么，是否会受到赞助商的影响，尚仲敏则回应说当时是严格按照诗社同人自定的艺术标准来录用诗歌的，并未被其它因素左右。

诗人向以鲜则回忆了1987年在四川大学创办诗歌刊物《红旗》的经过。《红旗》创刊号封面上的“红旗”和“中国四川”是他冬天在钢板上刻的，并与孙文波、潘家柱等人筹资五十元，印了五十本诗集。为了宣传诗集，他们在晚上十一点钟提着浆糊，将一本拆开的诗刊贴在了篮球场旁边的宣传栏上，翌日六时便看到十多个青年男女在手抄诗歌，甚是感动。《红旗》在墙上保留了一周，向以鲜认为这是川大校园包容的精神使然，既有百年的人文底蕴，又能容纳先锋的诗歌精神。川大当时的校园民刊如《红旗》《王朝》和《天籁》等，亦是气度恢弘，刊发的诗歌不局限于川大，其他大学校园诗人的作品亦可纳入，甚至还刊发了一些社会上成名诗人的作品，柏桦、张枣、翟永明、西川和罗玉鹤等诗人的诗歌就曾在川大的这些诗歌刊物上发表。

“第三代人”的提出和《第三代人》诗刊的创办，都是1980年代诗歌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作为亲历者的诗人邓翔对此进行了回忆。“第三代人”是由西南师范学院的郭绍才、马拉和廖希等人于1982年率先提出，其后邀请四川大学的胡冬、唐亚平、赵野以及南充师范学院万夏、朱智勇等人共同商谈，最终将他们这些诗人命名为“第三代人”，意即不同于前两代诗人（1949年至“文革”前的诗人为第一代，起始于“文革”的北岛等诗人为第二代）的第三代诗人。其后，由成都科技大学的北望、邓翔以及四川大学的胡冬、唐亚平等人牵头，于1983年编辑发行了油印诗集《第三代人》。另外，邓翔还回顾了自己当时创作诗歌的情形。那时的他并没有读到北岛的《今天》，甚至没有读到四川其它校园诗人的诗歌，而是直接从西方现代诗歌的各种流派中汲取养分并激发灵感，以独立的姿态在一片“荒原”中探索新的诗歌。其后，作为当时校园诗歌运动亲历者的易丹与朱彤，也补充了校园诗人胡冬和万夏的一些相关情况。

三  研究：历史追索与文献创造

借助诗人们的回忆，诗歌研究者们就校园和诗歌的关系展开了讨论。段从学指出了诗歌与校园制度之间的悖论。他认为当时的校园体制像一个透明的笼子，既给了诗人最低的保障，让他可以在衣食无忧的状态下迸发出热烈而放肆的情感;同时又制造了一种束缚和限制，激起诗人挑战界限突破壁垒的渴望。此外，他也感到如今的校园诗歌已和1970、80年代的校园诗歌大不相同，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先锋性和爆发力，而要深切理解这种变化，就得把1970、80年代的诗歌历史化，明确1970、80年代校园诗歌的历史位置，从而创造出一种契合当时校园诗歌情态的研究范式。傅元峰则对连接校园与诗歌的历史节点作了考察，他认为随着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知青诗歌的力量开始涌向校园;而在198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之后，国家又切断了校园之外的诗歌刊物的发行渠道，于是从1977年开始，校园便逐渐成为了诗歌火种的主要出产地和集散点。傅元峰认为对校园诗歌亲历者口述资料的发掘整理是极其重要的，希望其它城市如南京、上海、武汉、云南等也能举办类似的会议，形成一个有组织的系列活动。接着，汤巧巧介绍了四川当时特殊的校园诗歌文化，主要表现在学习西方诗歌、成立诗歌联合会、大办诗歌刊物和进行诗歌“串连”。其中，诗歌“串连”指的是1970、80年代在校园之间流行的一种特殊诗歌活动，比如重庆的大学诗人往往隔段时间就要到成都这边的大学“串连”，一边号召诗歌同人们捐饭票和腾床铺，一边热烈地切磋诗艺交流心得。此事得到了诗人尚仲敏的证实。

会议最后，姜飞作总结发言。他高度评价了此次诗歌座谈会的开创性意义，他认为作为一名研究者，不仅要成为文献的阅读者、整理者和发掘者，更要成为文献的抢救者和生产者。此次邀请历史当事人来参加诗歌方面的活动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文献生产工作，在聆听、发问和对谈之中，勾连出生动的历史图景，为后来的研究者和诗歌史本身留下至为关键的信息。本次校园诗歌座谈只是个开始，还需要收藏者、亲历者和研究者继续通力合作、深入对话、共同发掘和生产文献，促进我们对1970、80年代诗歌的理解，为诗歌历史的书写留下更为丰富的内容。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