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攻坚的艺术报告

2021-03-01申旗罗宗宇

当代文坛 2021年2期

申旗罗宗宇

摘要：21世纪扶贫报告文学创作走向繁荣，是文学传统、文学制度、作家责任感和文体属性等合力作用。它真实记录了中国扶贫工作的历史进程，表现了扶贫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提炼总结了多种扶贫经验模式，也反映了扶贫工作所面临的困难性和艰巨性。从艺术上来看，21世纪扶贫报告文学塑造了一批扶贫脱贫的时代新人典型，运用多种叙述技巧来真实反映扶贫工作，突出作家的主体意识和思想深度，重视发挥副文本的作用，总体上实现了真实性与审美性的统一。

关键词：21世纪扶贫报告文学;文体特征;书写经验;现实主义美学

21世纪以来，扶贫题材文艺作品，尤其是以反映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在外界帮扶下成功脱贫的报告文学创作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潮。据笔者粗略统计，从2000年到2019年底，出版的扶贫报告文学单行本有120余部，发表在各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则更多，如刊登在《人民文学》《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中国作家·纪实版》《报告文学》等名刊上的作品就有38部，其中还不乏获得重要奖项的精品力作。①扶贫报告文学成为21世纪特别是近年来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一

21世纪扶贫报告文学走向繁荣是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得益于多重因素的合力。

文艺来源于生活，“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②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③1980年代中期，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由此进入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思想。2015年11月，中央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国吹响扶贫攻坚全面脱贫的冲锋号。2020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攻坚之年。经过30多年来的努力，中国已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扶贫脱贫之路，涌现了一批扶贫攻坚、脱贫致富的典型，也形成了十八洞村经验、闽宁模式、巴中模式和延安样本等。“这场脱贫攻坚战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显著改善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的新篇章。”④这一伟大实践正是扶贫文艺作品创作走向繁荣的客观基础和精神指引。

从文学史来看，书写脱贫已经成为一种文学传统。从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紫的《丰收》书写革命脱贫，到解放区的《白毛女》等作品书写翻身脱贫，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脱贫书写与当时的革命政治斗争紧密关联。当代文学中的脱贫书写则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同频共振。毛泽东早在1943年11月的《组织起来》一文中就提出了经过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是农民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⑤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思想在实践中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小说是对这一创业致富历史实践的及时书写。在1950-1960年代的报告文学创作中，秦兆阳的《王永淮》、管桦的《我们的高书记》和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作品写到了修路、开荒、治沙、发放救济粮款等扶贫工作，可视为扶贫报告文学的早期作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贾平凹的《浮躁》等小说写出了时代社会变革中人们渴望脱贫致富的冲动。1980年代，麦天枢的报告文学《西部在移民》也反映了西部贫困的问题。1990年代，扶贫开发这一国家行动走向深入，出现了黄传会的《中国贫困警示录》、陈忠实的《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岑隆业和韦一凡的《百色大地宣言》、庞泽云的《中国：与贫困决战》、谭谈的《大山的倾诉：“扶贫司令”彭楚政纪实》等报告文学作品。以上20世纪书写脱贫的作品为21世纪以来的扶贫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积累了文学经验。

随着当代文学制度的建立，国家意志和政策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引导更为直接，报告文学创作受制度因素的制约尤为明显。从创作选题来看，不少选题由政府、作协或者杂志社安排邀约写作，如《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由山西省委宣传部、省扶贫办、省作协等共同策划并委托给鲁顺民等三位作家来完成;《大国扶贫》由《中国作家》杂志提出选题后再交给作家贺享雍来完成。有的创作选题虽是作家的选择，但其选题冲动产生于作协或文联组织的采风活动中，如纪红建和龙宁英在湖南省作协组织的“作家看湘西扶贫开发”采风活动中深受触动，于是各自创作了《乡村国是》与《逐梦——湘西扶贫纪事》。另外，作家的這类写作多得到了政府、作协的资助支持。如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设立“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专项，实施“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郑旺盛的《庄严的承诺——兰考脱贫记》、纪红建的《乡村国是》等二十余部扶贫报告文学创作获得支持。在2020年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的102项选题中，反映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选题达32个。各省市文联、作协也推出促进扶贫文艺创作的相关政策。此外，这一时期的文学评奖、文学选本也将扶贫报告文学作为重要考察对象。以鲁迅文学奖为例，申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扶贫题材作品大约占1/4。文学选本方面，以中国作协创研部编的《中国报告文学精选》为例，全文收录或节选了《乡村国是》《塘约道路》《过坎儿》等扶贫报告文学作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编的《中国报告文学年选》全文收录或节选了《乡村国是》《戚金潮的大山村》《拯救》《海雀的一棵树》等扶贫报告文学作品。

扶贫报告文学的繁荣与作家强烈的责任感有关。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多在“老、少、边、山”的农村地区，作家必须深入这一现场进行长期考察，这种调查研究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物力和财力，有的调查者可能还要承受更多的压力，选择这样的题材需要勇气与担当。因此，扶贫报告文学作家普遍具有“大我”情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聚焦扶贫题材并且深入现实生活来创作，肩负起记录扶贫工作的时代责任。如何建明创作《诗在远方——“闽宁模式”脱贫纪事》相关的各种资料与书籍超百斤重，光采访本就用去三大本;纪红建为完成《乡村国是》，在两年多时间里独自走过了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39个县（区、县级市）202个贫困村庄进行了实地采访;年近花甲的李林樱写《贫困的呐喊》，拖着多病的身体，用半年的时间走遍了四川巴中地区的4个国家级贫困县50多个村;李迪忍受着巨大的病痛写完了《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在离开人世前奉献了一个作家最后的生命之光……

报告文学素有“七分题材三分写”一说，它是一种题材选择的艺术，被誉为“反贫困作家”的黄传会更是认为“报告文学，一半的价值是由题材来决定的”。⑥扶贫题材属于现实重大题材，在扶贫工作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扶贫楷模、脱贫能手是时代新人和典型，需要文艺及时反映和介入，因此，反映扶贫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较多且引领风气具有某种必然。

二

21世纪扶贫报告文学真实记录和反映了中国扶贫工作的历史，是扶贫工作的时代史诗。有的作品全景式叙述中国扶贫工作，如《乡村国是》，它被誉为“第一部全景式反映中国扶贫脱贫攻坚战的长篇报告文学”，⑦真实记录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大地的扶贫历史，此类作品还有钱念孙的《世纪壮举——中国扶贫开发纪实》和姬广武的《世纪决战——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纪实》等。有的作品选取特定地区的扶贫工作来表现其历史进程，如《逐梦》对湖南湘西扶贫历程的叙述，追溯了湘西地区自1980年代扶贫开发起步到目前精准扶贫攻坚阶段共30多年的扶贫进程;照春的《扶贫军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吕梁山地区半个多世纪的扶贫历程;此类作品还有刘晋寿的《定西扶贫笔记》和郑新的《国家任务》等。有的作品着重叙述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扶贫脱贫工作，如李林樱的《贫困的呐喊》反映的是“八七”扶贫阶段巴中地区的反贫困斗争;温燕霞的《大山作证》呈现的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江西开展移民扶贫工作的状况。为数众多的作品则是集中反映精准扶贫以来的工作，如何建明的《时代大决战——贵州毕节精准扶贫纪实》、郑旺盛的《庄严的承诺——兰考脱贫记》、彭学明的《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勞罕的《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扶贫的下姜模式》等。21世纪扶贫报告文学通过记录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扶贫工作，真实展现了从救济输血扶贫到开发造血扶贫、从经济扶贫扶口袋到文化扶贫扶脑袋、从综合扶贫到精准扶贫的历史变化过程。

多方面表现扶贫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21世纪扶贫报告文学的重点。这些作品都选择并书写了成功脱贫的典型个案或样本，如《诗在远方》中的谢兴昌就是闽宁合作中第一位脱贫致富的典型，也是致富后带领大家脱贫的典型。作者多采用数据展现扶贫成就，如《乡村国是》对六盘山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等多个集中连片的特困区所取得的成绩进行数字呈现，“我在国务院扶贫办采访时看到了一组组令人赞叹的数据：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减少至2016年底的4335万人……”⑧;秦巴山区的南部县有“8519户27569人如期脱贫……66个贫困村成功退出，贫困发生率降至2.52%”⑨;更多作品是通过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目睹的变化来呈现成就，如《乡村国是》的作者发现“宽阔整洁的道路两旁绿树掩映，颇具规模的蔬菜大棚生机勃勃，整齐划一的现代化厂房宽敞明亮，别具风格的民宅错落有致”，与“定西苦甲天下”的印象绝然不同⑩;《悠悠赣南红土情》的作者走进了帮扶重点村旱塘村，“农产品种植基地、香樟园等特色园林，让人恍若置身于旅游景点……一条条水泥道连通家家户户，一幢幢房屋掩映在翠绿修竹中，老村落重新焕发青春。”11也有通过作品中贫困群众的生活感受来表现扶贫成绩的，《晴朗的夜空为什么滴下露珠》写大畈村脱贫群众的生活感受：“‘快赶上城里人了！这是我采访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村民们用这句话表达脱贫后的喜悦。”12

一些作品还提炼总结了扶贫成功的多种经验模式，如十八洞村经验、闽宁模式、巴中模式、延安样本、塘约经验、下姜经验等等。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是“精准扶贫”思想的首倡地，《人间正是艳阳天》共18小节，几乎每一节叙述一个人或一家人的故事，从中呈现十八洞扶贫脱贫的经验，其中施关保就是在扶贫工作队帮助下自我造血、活血并为大家输血的代表;《塘约道路》展现的是村支书左文学带领大家重走集体化道路，塘约村致富的核心经验在于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业经营制度和改革村级治理制度;《心无百姓莫为官》记录了浙江淳安县下姜村将传统农业模式转型为生态农业和高效农业的脱贫致富经验;刘裕国、郑赤鹰的《通江水暖》讲述了巴中市通江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造血”之路，几乎每一章都涉及一种重要的扶贫手段，如第七章“火炬燎原”中的小额信贷，第十二章“金山成真”中的生态扶贫经验;厉彦林的《延安样本》认为延安是中国脱贫事业的一个缩影，它创造了我国中西部地区和革命老区绿色脱贫的“延安样本”。

21世纪扶贫报告文学还理性呈现了扶贫工作所面临的困难性与艰巨性。首先是揭示贫困地区自然和资源条件上的先天不足，余秋尚的《独龙江帮扶记》描述了独龙江乡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极度贫乏，山高谷深致使水、电、道路、通讯等各项基础设施无法实施;《逐梦》写到凤凰县的凉灯村和牛心寨都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高寒山村，属于本质上不宜于人类生活的“死地”;《拯救》中的主人公李玉平所在的小寨村“方圆尽是高山土峰，山上寸草不生，十年九旱”。其次是扶贫资源（包括资金、人才、技术）的短缺。比物质贫困更可怕的是精神贫瘠和麻木，贫困户长期形成的“等、靠、要、懒”的思想以及保守落后的观念，这是扶贫工作最为困难的一点：“扶贫必须先扶心、扶智、扶志……必须靠自己的双手刨‘穷根，搬掉致富路上的‘拦路虎！思想转弯，观念变化，是最核心的因素，也是最难啃的骨头。”13郑旺盛的《小村大道》中，弯柳树村第一书记宋瑞面对的是“不明是非冒充贫困户的村民”和“（因怕担责）给钱扶持都不要的贫困户”。在一些贫困地区，扶贫干部送来了技术，但村民思想观念一时难以转变。《过坎儿》中，扶贫干部吴文俭建议窦老汉改种核桃，但技术坎易过，心坎难过，老汉不信，吴文俭亲自借地种核桃，收获累累，方才取信于民。最后，脱贫后还有防止重新返贫的问题，《逐梦》中作者引用了腊尔山镇政府的工作总结呈现了这一问题：“今年清洗贫困户370户1549人，新增贫困户334户1329人，这绝不是个案，在不少地区，贫困就像牛皮癣一样难以治愈、时常反弹。”14

理性精神是报告文学的根本属性，21世纪扶贫报告文学作家在展现扶贫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时，也发挥创作主体性，对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揭示和思考。《大国扶贫》第六章记录思考了扶贫工作中“争当贫困户”“不愿脱贫摘帽”，甚至还有村民为此撒谎造假、互相算计;《小村大道》揭露了个别村干部挪用扶贫款的问题;《七月流火走庆阳》对扶贫干部与贫困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逐梦》中强调了精准扶贫应关注苗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些内容彰显了报告文学介入现实生活时的批评理性和思想深度。

三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文学性”特别是“艺术审美性”，是它与新闻相区别的重要依据。扶贫报告文学在讲述中国扶贫故事时注意突出审美之维，运用多种艺术手段进行真实的艺术报告。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斗争，正涌现出无数新的英雄人物。书写塑造这样的‘新人，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光荣使命。”1521世纪扶贫报告文学从现实主义美学出发，塑造了一批在扶贫攻坚工作中涌现出来的时代新人和典型，其中既有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扶贫者，也有积极主动脱贫的贫困户，他们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光芒。塑造的扶贫典型包括乡村基层干部、扶贫干部、企业家、社会志愿者等。乡村基层干部是扶贫报告文学普遍刻画的对象，他们敬业奉献，以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为己任，如《诗在远方》中的谢兴昌动员带领村民移民到戈壁沙滩，使闽宁村成为了“金窝窝”;《大国扶贫》中的土兴镇党委书记杨超率队去北京招引回乡创业人才，与天安门广场擦肩而过。下到基层的扶贫党员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或扶贫队长，是党和国家扶贫政策的执行者和落实者，也是扶贫报告文学扶贫者形象塑造的重点，如《乡村国是》和《逐梦》中的十八洞村扶贫队长龙秀林，凌翼《井冈山的答卷》中的曾润洲、周德茂等驻村第一書记，他们把贫困户当作亲人，全身心真感情投入扶贫工作，是这个时代里吃苦奉献的人。这两类人物之外，有的作品还将目光投向扶贫志愿者与企业家，如何建明的《时代大决战》与李春雷的《一场特殊的精准扶贫》分别讲述了恒大集团、东阿阿胶集团的扶贫故事;蒋琏的《支教：在小凉山的28年》记录了江苏海安教师远赴云南宁蒗的群体支教行动;李万军的《因为信仰》和余艳的《扶贫老兵王新法》讲述了王新法义务扶贫的事迹，他们都是志愿扶贫者的典型。

作为脱贫主体的贫困户是扶贫报告文学形象塑造的又一重点，作品集中写出了他们“我要脱贫”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品格。《乡村国是》中的余定泗是一名丧失劳动力却自强不息的能人，他最看不惯“等靠要”的懒惰思想，他具有强烈的脱贫意识和坚强的意志，即便屡屡受挫依旧自强不息;在《井冈山的答卷》中，脱贫勇士尹厚根患有小儿麻痹，但身残志坚，想方设法脱贫;另一典型吴云月，也是将“有什么困难要靠自己解决”当作信条。当然，也有报告文学刻画的脱贫者典型前期思想比较消极，在党的干部教育和帮助下，转变为积极脱贫的典型。如《人间正是艳阳天》中的龙先兰，前期思想比较落后，在扶贫工作队队长龙秀林的关爱下，克服了“等靠要”的思想成功脱贫致富;《延安样本》中的刘延平是村里有名的“酒鬼”，在驻村第一书记卢继霞的帮助下逐渐转变，依靠种植蘑菇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这些脱贫者典型体现了时代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成为人物自觉行动的统一，具有时代的精神特质与精神高度。

21世纪扶贫报告文学着力探索把好的扶贫故事讲好，实现真实性与审美性的统一。真实性是扶贫报告文学的叙事法则，多数作家将自己带入作品并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这种基于现场采访的“我手述我见闻”的方式强化了作品的真实感。如《逐梦》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了“我”回十八洞村所体验到的巨大变化;《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采用“我”访谈人物的形式，通过第一人称亲历者经验视角保证了真实再现扶贫工作的叙事可能。一些作品还注意运用直接引语，让当事人参与到叙述中来自己发声，如《山神》直接引用水利专家黄著文的语言来表现黄大发人格的伟大，“他第一次到县城，是靠着一双腿走到县城的。寒冷的冬天呐，200多里山路……我看到他穿了一双破解放鞋，脚趾头还露在外面。”16在《大国扶贫》中，作者大量运用直接引语，将“我”和青龙山村第一书记刘泽训近三千字的采访对话原封不动地呈现给读者，以戏剧现场展开方式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

“好的‘报告需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17在报告文学创作史上，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往往借助小说笔法来讲故事。扶贫报告文学在追求生活真实和本质真实的前提下，为了增强作品的艺术审美性，也注意借鉴小说艺术来叙述典型场景和细节，以突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山神》写黄大发修渠，叙述了一些典型场景，如炸山不小心毁坏了邻村房屋，黄大发带领全体村干部向户主祖宗牌位鞠躬磕头。一些作品也注意运用非叙事性话语来突出作家的主体意识和思想深度。非叙事性话语主要指叙述者在叙述故事时进行的评述与解释，具有揭示、解析、抒发、衔接等功能。如《塘约道路》中，作者对农民土地流失问题进行追问;在《延安样本》中，作者思考贫困问题解决后如何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和城乡互动的经济社会关系，提高人的素质;《大国扶贫》在第三章中用了一整节来谈自己对“等、靠、要”思想根源的看法;《心无百姓莫为官》第十章的内容则直接标为“下姜之变的思辨”……这些非叙事性话语的运用显现了文本的思想性。

此外，有的作家还比较重视发挥副文本的作用。副文本概念最早由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提出，他将副文本比喻为进入文本的“门槛”。国内学者金宏宇认为，“副文本”是相对于“正文本”而言的，是指正文本周边的一些辅助性的文本因素。主要包括标题、序跋、题下题辞、图像、注释、附录、书刊广告等。18扶贫报告文学作品中的副文本运用有多样性，如《乡村国是》的后记不仅涉及了作者艰难的采访创作过程、写作缘由等“书外边”的内容，还包括叙事特征、创作意图等“书里边”的内容，对于全面理解文本有着重要作用;《大国扶贫》每节标题下方都有“引语”题辞，通过引用巴中地区的民谚、民歌、诗句等，增添了地域文化色彩，又点明了各节主题。随着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以及叙事的图像化，作家们还普遍注意采用图像叙事，如《山神》在正文前与正文中都插入了大量的照片，均由作家实地拍摄并配有文字说明。此外，也有作品设置了“附录”以作为正文的补充材料，如《乡村国是》《井冈山的答卷》将作者寻访的村庄名单作为附录，《庄严的承诺——兰考脱贫记》的附录中，作者思考论述了脱贫攻坚与精准扶贫中的若干问题。

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凯瑞·布朗（Kerry Brown）认为，成功的中国故事是具有积极愿景的未来的故事，是一个信仰团体的故事，是道德正义的故事。1921世纪扶贫报告文学讲述的正是这种故事，它们表现了中国扶贫工作取得的伟大成绩，展现了中国人民脱贫攻坚的智慧和力量、信仰与信心，为人类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毋容讳言，目前的扶贫报告文学创作也存在某些问题，比如在主题确定乃至先行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有个性有深度的艺术传达，如何避免资料堆砌，如何在激情讲述扶贫故事中让叙事变得更有耐心、更为蕴藉，进而避免成为政策的文学注解，等等。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流动的现代性和流动的乡村背景下，作家不只是表现乡村经济的脱贫以及生活的变化，还要写出新时代农民的思想变化和乡村崛起，让记录和歌颂扶贫攻坚的文学，在走向乡村振兴的后扶贫时代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注释：

①纪红建的《乡村国是》获鲁迅文学奖;龙宁英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王华的《海雀，海雀》、阿克鸠射的《悬崖村》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馬奖”;钱念孙的《世纪壮举——中国扶贫开发纪实》、纪红建的《乡村国是》、劳罕的《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此外，王宏甲的《戚金潮的大山村》、王敬东的《拯救》获“是谁感动我们”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大奖等。

②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第931-932页。

③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求是》2019年第8期。

④15铁凝：《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人民日报》2020年7月17日，第20版。

⑥黄传会：《报告文学的难度》，《解放军报》2018年3月21日，第12版。

⑦李朝全：《纪红建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中国向贫困总决战的文学证词》，《文艺报》2017年10月20日，第2版。

⑧⑨⑩纪红建：《乡村国是》，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3页，第228页，第264页。

11陈国栋、陈廷一：《悠悠赣南红土情：国土资源部26年赣南定点扶贫纪实》，《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3年第11期。

12潘小平：《晴朗的夜空为什么滴下露珠——大别山扶贫散记》，《人民文学》2020年第7期。

13厉彦林：《延安样本》，《人民文学》2020年第7期。

14龙宁英：《逐梦——湘西扶贫纪事》，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83页。

16何建明：《山神》，《中国作家·纪实版》2018年第1期。

17茅盾：《关于报告文学》，《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