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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自律的神话

2021-03-01吕东

当代文坛 2021年2期
关键词:美学

吕东

摘要:本文聚焦当前国内关于艺术自律起源说的研究现状,梳理出艺术自律起源研究的两条主要路径,其一是在审美现代性的宏阔视阈中,从文化社会学视角探究艺术自律起源,其二是在美学学科的内部视阈中厘清艺术自律的发生史。文章在肯定当前研究成果的同时,指出了两条研究路线存在的不足:文化社会学视阈下的研究缺乏自身的理论建构,美学学科内部视阈下的研究则有待更深入细致的展开。在笔者看来,对艺术自律起源的回答,应该遵循一条内外部视阈融合的研究路线,如此方能更好地洞察审美现代性的症候。

关键词:艺术自律;起源说;文化社会学;美学;视阈融合

众所周知,艺术自律不仅是美学得以自洽的核心命题,也是审美现代性的重要论域。因艺术自律观念本身具有双重维度,所以有必要对艺术自律的起源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此方能深度把握艺术自律的观念内涵。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国内学界对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强烈关注,艺术自律起源问题也得到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但研究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笔者将对这一研究现状进行论述。

一  文化社会学视阈下的起源说

由于研究视阈的分化,当前国内学界对艺术自律起源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两条差异化的研究路径,第一条便是在文化社会学视阈下梳理艺术自律的缘起动力,周宪、周计武、冯黎明等学者沿着这一研究路径产出了不俗的研究成果。

在国内学者中,周宪是较早译介并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展开对艺术自律问题探讨的先行者。早在1993年第3期《文艺研究》上,周宪便发表了《西方现代美学的几个发展趋向》,涉及艺术自律的相关问题。1998年第4期《外国社会科学》上,周宪译介了德国学者彼得·比格尔的两篇文章,重点介绍了比格尔批判哲学及其对艺术自律问题的深入探讨。随着学界对审美现代性问题的日益关注,周宪在2005年撰著了《审美现代性批判》一书,基于文化社会学视角对艺术自律的起源给予了详尽阐释。在书中第八章《审美现代性与艺术自律性》中,周宪从诠释艺术自律的内涵入手,从六个方面给出了艺术自律观念的社会学动因。何为艺术自律?周宪强调自律性是相对于他律性而言的,“这就意味着在解释的意义上,自律可以归诸于审美现象或艺术现象自身。与此相反,他律性是指艺术现象或审美现象是由外部影响所导致的或所要求的”。①简言之,艺术自律是指无论从价值根源还是因果独立性上,都将艺术存在的理由从艺术之外挪至艺术之内。

诠释出艺术自律的观念内涵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产生出艺术自律观念的社会学动因又是什么呢?周宪归纳出了六点原因。在周宪看来,现代性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分工的过程,而艺术自律性就是这一社会分工的产物。促使艺术自律性产生的第二点原因是现代性进程中形成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在周宪看来,“商品这个最普通最世俗的形式,消解了文化的宗教膜拜性,一方面把文化作为世俗活动与宗教活动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又使得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充分发展起来。”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原则使艺术家摆脱了对贵族和宫廷上层的依附关系,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遵循自由市场的交换原则,也使艺术家有更多的创作自由,从而在艺术实践中更加注重艺术的审美独特性,但另一方面,这也迫使艺术家退守艺术的“象牙塔”,这本身也是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性张力。艺术自律性形成的第三个原因是制度化,周宪借助了比格尔对艺术体制的定义,从体制层面解释艺术自律性的形成动因。在比格尔的批评哲学体系中,艺术体制包含的双重内涵,它们分别是艺术的社会机构这一中介机制和艺术的特定时期功能性决定因素。在现代社会中,艺术的社会机构发生了由“仪式到剧场”的转变,并且艺术与社会生活实践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前现代艺术中,艺术与日常生活实践保持着某种直接的、有机的关联;而现代主义(尤其是唯美主义)以来的艺术发展,逐渐脱离的生活实践,艺术变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王国,因而也就失去了传统艺术所具有的社会功能”,③这一切都从体制层面促使艺术自律性的形成。艺术自律性形成的第四个原因是现代个人主义(或个性主义)的内在推动力,这在现代主义艺术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艺术作品的个性化创作或接受都会推动艺术的内在化演进。艺术自律性形成的第五个原因是艺术创作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周宪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看,传统艺术是重内容而轻形式,也就是艺术的非艺术的功利性要求掩盖了艺术的审美感性形式,而肇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形式主义风潮使艺术的重心回归艺术内在的审美感性形式,形成了艺术的自律性观念。艺术自律形成的第六点原因是艺术社会功能的转变。在周宪看来,“艺术从前现代承担社会团结和道德承传的功能,转变为单纯的审美愉悦,这个深刻的转变同时也就是真善美的分离。”④周宪认为,现代艺术的功能并不是真、善、美的彻底分离,而是在审美、认知和伦理的分化中为艺术自律性提供了可能,同時又为现代艺术重新作用于社会提供了条件。如此,在艺术的社会功能转变中,基于艺术自律性的审美救赎论经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得到了广泛传播。至此,周宪采用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在审美现代性的宏阔视阈中阐明了艺术自律性形成的社会动因,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艺术自律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共生关系及艺术自律性的社会动因,进而可以透视审美现代性的诸种特性。可以说,艺术自律性就是我们理解审美现代性的一把密钥。

除了周宪,周计武、冯黎明等学者也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展开了对艺术自律缘起问题的深入研究。在2018年出版的专著《艺术的祛魅与艺术理论的重构》中,周计武在西方现代性的语境中,以观念史的方式梳理出了艺术自律形成的体制性脉络。在周计武看来,西方艺术若要在“祛魅”之后开创新未来,首先就是要铸造艺术自主性和审美自律性的神话,现代主义艺术的核心特质便是自律性,而先锋派艺术誓要反叛艺术自律的神话,从而充分发挥艺术的革命性效能。此后,周计武又在2019年第10期《文艺争鸣》上发表了《艺术体制的现代性逻辑》一文,他在文中进一步明晰了艺术体制的具体内涵:“‘艺术体制范畴也至少包含两种含义,它既是公共运营的文化机构、职业化的组织,也是机构得以组织化运行的机制、惯例。”⑤在解释现代主义艺术体制的自主性成因时,周计武依旧是沿着彼得·比格尔式的双重维度(艺术的社会机构和艺术的特定时期功能性决定因素)来展开论述,强调这种自主性一方面有赖于美术馆、画廊、博物馆等艺术生产和分配机制,另一方面有赖于天才美学、艺术静观和有机整体的艺术品观念。可以说,周计武基于艺术体制对艺术自律形成原因的分析受到了比格尔的深刻影响。

冯黎明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现代性视域中的艺术自律问题研究”,产生出一系列关于艺术自律问题的学术成果,在2013年第9期《文艺研究》上发表的题为《艺术自律:一个现代性概念的理论旅行》中,冯黎明以艺术自律为关注重心,展开对现代性的深入思考和理解。冯黎明从巴托神父对美的艺术的定义入手,同时指出培根在哲学领域将人类认知划分为记忆、想象与理智,他们二人是较早分别从艺术实践和抽象理论层面触及艺术自律的先行者,经由他们的准备而产生出了康德的审美学说。冯黎明认为,审美现代性是以康德为开端的,“尽管‘审美无功利‘美的艺术等并非康德首创,但是这些为艺术的自律性存在提供合法化依据的重要术语,是在康德那里超越现象描述而被提升至有关人的类本质属性的概念,所以说是康德在‘天赋人权的意义上给予了艺术自律以本体论的地位”。⑥此后,在康德建立的艺术自律的大厦上,法国、德国和北美分别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思潮,法国的唯美主义运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救世论以及北美的審美造反,无一不是艺术自律观念影响的结果。冯黎明以艺术自律为核心观审文化现代性的症候无疑是有思想洞见的,康德也无疑是艺术自律观念的生父,但仅仅从巴托和培根直接过渡到康德的审美判断,对艺术自律观念的学科内在发生史的梳理略显粗疏。冯黎明又在2014年第3期《长江学术》上发表了《艺术自律与艺术终结》一文,指出艺术自律从文化社会学视角起源于资产阶级与贵族国家争夺文化领导权这一历史事实。可以说,在对艺术自律起源的讨论中,冯黎明也做出了有意义的学术贡献。

二  美学学科内部视阈下的起源说

以上考察了国内文化社会学视阈下的艺术自律起源研究现状,另一条路径则是美学学科内部视阈下的艺术自律起源探究,其中,高建平、徐岱、韩清玉等学者产出了富有洞见的学术成果。

在2008年第10期《社会科学战线》上,高建平发表了题为《“美学”的起源》的文章。高建平梳理了美学这门学科的缘起,也为艺术自律的内部发生史给予了较为清晰的展示。首先,高建平从“美学思想”与“美学”的概念区分入手,指出美学思想古已有之,而鲍姆加登在其博士论文《对诗的哲学沉思》(1735年)中首次提出了美学的学科概念,在鲍姆加登看来,美学乃是研究感性表现的完善的科学。而在1750年,鲍姆加登又借用美学来命名自己的巨著。毫无疑问,鲍姆加登是第一位为美学命名的思想家。但是,在高建平看来,为美学命名并不足以说明他就是这门学科的创始人,而应该是创始了某种思想或学科规范。于是,高建平提出了鲍姆加登到底是美学的教父还是亲父的问题。当然,从鲍姆加登首次给美学命名的角度上讲,鲍姆加登的确是美学的教父,但是亲父一说却值得商榷。从鲍姆加登提出美学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这一定义来看,鲍姆加登应是莱布尼兹—沃尔夫学派的信徒,他依旧是在德意志的认识论传统中命名和思考美学。虽然鲍姆加登在理性认识中划分出了感性领域并把它交付给美学,粉碎了莱布尼兹的单子一致性并给连续性法则撕开了一个裂口,但在鲍姆加登那里,美与善还是纠葛在了一起。高建平借用了保罗·盖耶对鲍姆加登的评价:“鲍姆加登更像一位摩西,从沃尔夫主义的岸边窥见了新的理论,而不是征服了新的美学领域的约书亚。”⑦

那么,到底谁才是建立美学这门学科的约书亚?也就是说,谁才是美学的亲父呢?高建平没有急于给出答案。在高建平看来,鲍姆加登所代表的德意志认识论传统只是美学起源的一股思想力量。在法国,1746年,夏尔·巴托神父在他出版的《归结为单一原理的美的艺术》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美的艺术”的概念,由此,艺术摆脱了技艺说的枷锁,并且美的艺术的观念成为了法国百科全书派对于艺术的共识性理解。然而,这还不是美学起源的全部面相。英国经验论谱系中的夏夫茨伯里提出了审美无利害的学说,并且对于崇高与美进行了区别,稍晚于他的大卫·休谟则提出了审美“趣味说”。在高建平看来,正是德国认识论传统的“完善说”、法国百科全书派对艺术概念的思考,英国经验论的审美无利害说和趣味说,为康德美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1790年康德发表了《判断力批判》,从而完成了知情意三分的哲学体系。在康德看来,“那规定鉴赏判断的愉悦是不带任何利害的”,⑧由此,审美判断成为想象力与知性和谐一致的非功利静观中,关联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之形式的自主性领域。将美善分离,康德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走出了认识论美学,来到了一个新的美学领地,这就是“审美无利害”和“艺术自律”的领地。可以说,康德才是那位约书亚,亦是美学学科的亲父。经过18世纪漫长的理论准备,现代美学在康德那里才真正形成,艺术自律性也才真正确立。高建平使我们意识到,在美学学科的内在视角观照下,艺术自律并不是德意志认识论传统单一向度内的思想产物,而是不同地域(德法英)、不同传统之中思想融通后的产物,这无疑是富于思想洞见的发现。

当前国内基于美学学科内部视阈对艺术自律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徐岱的研究成果也值得重视。在2014年第3期《文艺理论研究》上,徐岱发表了题为《艺术自律与审美正义》的文章。徐岱从分析艺术自律的概念内涵入手,强调艺术自律的提出,乃是为了突出艺术自身的规律和特性,也就是一种审美的特性。那么艺术自律是如何起源的呢?徐岱指出,哲学上最先对艺术自律进行系统论述的是现代美学第一人康德,康德的“趣味无利害说”为艺术自律奠定了哲学基石,但是,与高建平不同,徐岱认为康德美学并没有使美善相分离,这在他对崇高的论述中表现尤为突出,可以说,康德并没有走出认识论美学,那么康德就不是确立艺术自律观念的第一人。在徐岱看来,“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运动才真正缔造了艺术自律的观念,无论是将戈蒂埃还是瓦莱里作为艺术自律说的首席旗手,我们都必须清晰地意识到,“‘自律论与‘纯诗说的实质,就是让艺术从作为‘寓教于乐和‘思想宣传的工具中摆脱出来。”⑨艺术的独特性是在与美的结合中体现出来的,这种审美自主性是通过强调一种形式美学而凸显审美内容的独特性。可以说,徐岱否定了康德作为艺术自律起源的鼻祖,而将这一美学观念的产生推后至19世纪的唯美主义运动,他否认康德美学已经走出了德意志认识论的传统,这一切都是有待商榷的。

除了高建平、徐岱,韩清玉也专注于对艺术自律问题的学理探讨,产生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在2015年第6期《哲学动态》上,韩清玉发表了《艺术自律思想的四个维度——从西方现代美学到康德的反向考察》一文,韩清玉将康德美学视为艺术自律的源头,并运用反向考察的方式,从心理学、形式论、价值论和社会学四重维度剖析了康德审美自律思想的具体内涵。随着对艺术自律问题的深入思考,韩清玉又剥离出了“审美自律”与“艺术自律”两组不同概念。在2017年第2期《兰州学刊》上,韩清玉又发表了《论审美自律和艺术自律的关系——兼谈当代艺术批评的审美吁求》一文,在文中谈到了审美自律和艺术自律的缘起以及两组概念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在韩清玉看来,审美自律思想的核心——“审美无利害”并非康德首先提出,而是夏夫茨伯里首先提出的,但是在英国经验论传统影响下对审美无利害的论述中,夏夫茨伯里并没有将美善分离,所以他并不是现代美学的缔造者,而康德沿着他的概念谱系将美善分离,从而确立起了审美自律的观念。韩清玉指出:“艺术自律命题是以审美自律为理论基础,由汉斯立克提出,成为现代艺术观念史上的重要传统。”⑩那么,在韩清玉看来,艺术自律的理论源泉仍旧是康德美学,虽然韩清玉也涉及对康德美学之前理论准备阶段的介绍,但这一梳理工作略显粗疏。

三  走向视阈融合之中的起源说

上文梳理了当前国内对艺术自律起源问题的两种路径,但这些富有思想洞见的学术成果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

首先,文化社会学视阈下对艺术自律的探究,整体上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主轴,辅之以一些西方现代性的思想资源来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缺乏属于自身的理论思考和洞见。诚如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所言,将艺术定义为美的艺术并非古已有之,“自从17世纪末,art专门意指之前不被认为是艺术领域的绘画、素描、雕刻与雕塑的用法越来越常见,但一直到19世纪,这种用法才被确立,并一直持续至今”。11那么,艺术内涵是何以从技艺转变为美的艺术,从而逐渐确立起艺术自律的观念形态的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多倚重批判哲学,从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性张力中回答藝术自律形成的社会学动因,从而为诊断审美现代性的时代脉搏提供深度的思想资源,彼得·比格尔就是典型代表。在《先锋派理论》中,比格尔强调艺术作为社会独特的子系统,必须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倾向联系起来考虑。1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直接促使了艺术体制化的形成,从而使艺术自律得以确立,在这里,比格尔发明了艺术体制这样的概念,用来思考艺术子系统的独特性,如上文所示,国内学者诸如周宪、周计武等人对比格尔的艺术体制概念有深度解析,在艺术体制下,艺术自律是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艺术实现批判效能的思想武器,是审美现代性批判的核心概念。可以说,比格尔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艺术自律乃是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矛盾性张力的产物。当然,当前国内学界基于文化社会学视阈对艺术自律起源的研究,依旧主要是在这样一条西马路径中展开论述,属于自身的理论建树不足。另外,艺术自律的确是审美现代性的核心议题,在现代性的宏阔视阈中展开对艺术自律起源的深度分析,也的确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审美现代性的时代脉搏,但这样宏观的整一性视阈却可能忽视艺术自律缘起的在地性的复杂境遇,从而忽略美学学科微观视阈下艺术自律的具体发生史。

而当前国内基于美学学科的内部视阈对于艺术自律起源的探讨并没有取得共识性的意见。高建平认为经过18世纪漫长的理论准备,康德美学使艺术自律观念得以确立。徐岱认为艺术自律并非起源于康德美学,而是起源于法国的唯美主义运动。而韩清玉认为康德美学为艺术自律建构了理论基石,而这一观念真正起源于汉斯立克。出现如此众说纷纭的状况,也恰恰说明以学科视阈观审艺术自律的起源过程是一个异常漫长复杂的观念史的演变过程。当然,无论如何争论,在学科视阈下,康德都是形成艺术自律观念的关键性人物。诚如高建平所言,康德美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不同地域(德法英)、不同思想传统(德国认识论传统,法国启蒙传统和英国经验论传统)融合后的集大成之思想。而在当前国内学界,倾向于简单化的在德意志的认识论谱系中探讨艺术自律的起源,而忽视了法国和英国线索,从而刻板地从鲍姆加登直接过渡到康德,使得问题的回答略显粗疏。当然,高建平敏锐地发现了科学内部视阈下艺术自律起源的复杂性,但也只是提纲挈领地概述各分支传统,并未对艺术自律的学科缘起过程进行充分爬梳。单说德意志莱布尼兹-沃尔夫认识论对艺术自律起源的梳理,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拜泽尔就梳理出了从莱布尼兹到鲍姆加登再到温克尔曼、门德尔松、莱辛以至康德的具体线索。在高举审美理性主义旗帜的拜泽尔看来,康德美学破坏了德意志认识论传统中的完善性(真善美的统一),13同时也为艺术自律的确立奠定了学理基石。当然,这只是艺术自律形成的一条线索,还需要认真考察法国线索、英国线索以及这些不同传统之间相互的作用和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真梳理康德之前漫长的理论准备谱系,这是一项跨地域、跨文化传统的巨大工程,需要当前国内学者进行认真细致的爬梳。此外,在美学的学科视阈下梳理艺术自律的起源,可能囿于对具体美学观念的阐释而忽视对时代语境的关照,这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最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考察艺术自律的起源呢?笔者以为我们应该在内外部视阈的融通中来思考艺术自律的起源,也就是从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张力处入手,在整一性向度中思考艺术起源的社会学动因,同时结合美学学科内部的微观梳理,还原在地性艺术自律观念的复杂生成史。如此不仅能够更好地回答艺术自律起源的发生史,也能够通过对艺术自律起源的回答更好地诊断审美现代性的时代脉搏。当然,在国内学者中,刘海、阎嘉等人已经开始尝试从视阈融合中考察艺术自律的起源。在2018年出版的专著《艺术自律:现代性的美学话语》中,刘海分别从学理溯源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考察艺术自律的起源。在学理溯源这部分,刘海从巴托神父的美的艺术观与鲍姆加登建立美学入手,指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从四个模态的具体论述,“赋予审美判断自律性品格。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学术界将康德视为艺术自律观念的理论奠基人”。14与韩清玉一样,刘海认为汉斯立克是从艺术实践与艺术批评方面真正宣扬自律性美学的第一人,除此之外,不能忽视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基于艺术自律性的审美救赎论。在社会因素方面,刘海依旧沿着彼得·比格尔体制论的路线,从艺术场域、艺术教育和技术时代三个维度解释艺术自律的社会成因。可以说,刘海试图在内外部视阈的融合中探究艺术自律的起源,但对这一问题解答的深度和广度还略显不足。另外,阎嘉在其文章《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与审美自律论的悖论》中从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性张力入手阐述艺术自律的社会动因,而后又在对矛盾性内涵的具体分析中爬梳艺术自律的内在发生史,阎嘉的文章为我们思考艺术自律的起源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资源,但囿于篇幅,分析并未得到全面展开。15当然,在对艺术自律起源的探讨中,只有当国内学者在文化社会学外部视阈和美学学科内部视阈下的研究都得到更好推进时,我们才能在内外部视阈融合中取得更为深入和富有思想洞见的研究成果,并在内外部视阈的融合中更好地把握审美现代性跳动的脉搏。

注释:

①②③④ 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8页,第232页,第235页,第242页。

⑤ 周计武:《艺术体制的现代性逻辑》,《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

⑥ 冯黎明:《艺术自律:一个现代性概念的理论旅行》,《文艺研究》2013年第9期。

⑦ 高建平:《“美学”的起源》,《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

⑧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⑨ 徐岱:《艺术自律与审美正义》,《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3期。

⑩ 韩清玉:《论审美自律和艺术自律的关系——兼谈当代艺术批评的审美吁求》,《兰州学刊》2017年第2期。

11[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7-18页。

12具体参见[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0-101页。

13具体参见Frederick C.Beiser, Diotimas Children: German Aesthetic Rationalism from Leibniz to Less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7.

14刘海:《艺术自律:现代性的美学话语》,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15参见阎嘉:《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与审美自律论的悖论》,《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5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德国存在主义传统中后期尼采‘权力意志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9M653453;四川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分期视阈下尼采的‘权力意志思想研究” 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kbsh2019-48)

责任编辑:周珉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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