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清华

摘要：作为一位“学者型诗人”，霍俊明讲求抒情的克制，他的诗歌中有丰富的与“树”相关的意象，这些意象在中西文化的交互中呈现多样的所指。在生成个人诗歌独有意象的过程中，诗人既采用了“树”既有的公认内涵，又加入个人的生命体验，从而转化为自身的精神内质。本文从分析霍俊明对现实的态度开始，研究其将情感付诸诗歌语言的方式，寻觅诗人实现灵魂自由的途径，发掘诗歌特色及思想核心，探究其“不安”的诗歌底色，在“理智与悲伤”相互牵制中呈现的坦然，以及同时面对现在和未来的生存选择。

关键词：霍俊明;不安;坦然;现在与未来

在霍俊明的日常生活与诗歌世界中，“树”皆具有特殊意义。在他的记忆中，树总是人生转折的一个旁观，或者背景和见证者，“一个无比平常的黄昏我对着办公室门外巨大绒花树发呆——后来，这棵树被推土机给铲除了。那天，我做了一个决定，不能在这里混一辈子”①;“当我在2003年夏天来到北京，穿过嘈杂的校园和吴思敬老师见面的时候，在泡桐树巨大的浓荫下我看到他慈祥宽蔼的神情，我也找到了自己的诗歌和批评之路。”②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生活之树更多地被浓缩为“松树”这一意象，作为一位“学者型诗人”，霍俊明在传统中汲取养分，同时也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他的这一主体意象杂糅了中西特征，不仅保留了其既有的传统形象和公认的品格，还加入了自己的精神内质，这些西方之木和东方之松的根系深扎地下，树冠支撑苍穹，引导对天地的神秘想象，联系人与自然，代表生命和生存，交付崇拜，亦被赋予理想和品格，既生长在当下，直面不安与疼痛，坦然而悲悯，俯身而敬畏，也在未来亭亭如盖。

一  不安之树

1990年代末期，以代际为标准划分出来的群体——“70后”被命名，开始被视作一代人的文学身份，然而，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似乎一直并未到来，他们既没有像“50后”“60后”一般在经历了相似的人生体验后形成“历史共同体”，也不像“80后”一样在空前开放的碎片化时代形成叛逆和反抗式的“情感共同体”，而是星星点点，在夹缝中有意无意地被遮蔽着。显然，文学史意义上的“尴尬”处境对他们的创作造成了困难，虽然分散的写作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同时期写作“同质化”的趋向，展现了丰富性，但无法解决话语权和精神信仰的缺失，所以他们在创作时，总处于焦虑和不安的状态，展现出“悲壮的诗意”。

另一方面，1990年代“是世纪的自然更替交迭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不断加速的历史时期，全球化与市场化以不同的速率进击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奇异地并置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段中，相互冲突、缠绕和交融”。③经济至上、娱乐至死等消费时代的喧嚣热闹带来了新的文学内容和叙述方式，一些哗众取宠的大众文化肆意横行，被异化的现代人亦随之映入眼帘，如何表达自我、寻找归属在这一社会氛围中变得十分艰难。当生命与生存成为矛盾时，霍俊明敏锐地察觉到生活中处处蛰伏的暗物质，他在黑夜中静默，在寒冷中聆听那些依稀可辨的疼痛，也在《白鹭》中长久地温柔而不安地凝视着。

《白鹭》以对白鹭身影的描写开篇，“白色”实际上是羽毛的颜色，占据了身体的绝大部分面积，但这样明亮的色彩却未能成为主角，与之截然相反的颜色——黑色随之而来，“黑色的喙和同样黑色的脚”逐步清晰。但这样鲜明的对比在“黄昏”这一特定的条件下却被弱化，因为黄昏的视线是模糊的，光线已然暗淡，在此时，白鹭也缓慢消失了，整个空间蒙上了一层阴影，不安之感隐隐闪现。紧接着，第二节，压迫感逐渐增加，“更多的时候它们接近于静止”，“或更像是时刻要窒息的人”。白鹭没有一丝的动感，站立如同雕塑，但永远的安静是雕塑的固有属性，当生命体表现得如此僵硬和无声时，依稀可见白鹭的灵魂正受到无尽的挤压，被攥紧，在躯壳下剧烈挣扎，直至变得无奈和微弱，徘徊于消逝的边缘，这情景诡异而可怖，空洞和死寂蔓延开来。到了第三节，安静不但源于被动压制，还转换成了主动的缄默：“只在短暂的繁殖期/它们才谨慎地张开喉咙”，“发出任何乐器都不能模仿的声音”，以点带面，凸显了白鹭的特点，而“樂器”也因为其“人造”的属性将白鹭与人类区分开来，表现出生命独特性。它们“喜欢成群起飞”“快速移动”和“白雾”与前文的“静止”“寂静”形成鲜明的对比，反衬了本该鲜活的生命受到的束缚之强。

诗歌到这里还未结束，诗人不仅着眼于“白鹭”这个单一个体和周边“天然环境”的互动，还跨越至另一个纬度，进入了人类文明，分析人与“自然”之物的关系：“人们此外还给它们起了好多陌生的名字”，“一本厚厚的动物辞典”。名字是具有强烈“人类文明”气息的词，指代具体的物，但在诗中，被指代的事物本身却是另一种状态：“然而它们并不知道”，所以，这指称只是单方面，它既不能代表实际的“白鹭”，也不被“白鹭”认可，甚至，与它所指代的事物本身无关，“白鹭”一词便成为单向度的和强制的。“没人描述它们心脏里那些细微的黑暗”，自诩为关注和了解白鹭的人并不重视它们的内心，也不在意它们精神的蒙难，只有“厚厚的词典”诉说了他们自顾自的俯视，个体平等和独立的权利从“被命名”开始就已经失去，“它们正消失在不远处的潮湿树丛”，真实也正在被遮蔽。生命的负重难以言说，白鹭如此，人类亦如此，虚伪的联系、荒谬的凝视、冷漠的关注和充满隔阂的理解已成为了新型社会关系，这是比不安更深彻的阴影。

在个体和私人话语空前加强的焦虑的时代，现代性、经验复杂性、求新成癖、诗歌本身拓展的要求强力召唤个人化乃至私人化的写作，但如何把个人体验和情绪转化为集体的去表象化的真实仍然考验着每一个写作者。任何写作都不可能是单一的个体写作或整体写作，对当下及公共命题的洞察和态度或多或少都会在文本中流露或折射，“没有人/是生活的旁观者/我们越来越冷了/我们已在高原越来越大的雨中。”（《雨中高原，或一座咖啡馆》）不同的是，有时，它潜藏在诗歌的潜意识中，有待于被解析，而有时，它作为诗歌写作的目的之一，从一开始就自觉显在地表现出对诗歌的介入。同时，重视诗歌对公共性的呈现，即使私人化内容的书写，也无不展现出对超越性、普遍性知识与精神的追求。

无论是所谓的表象世界，还是意志世界，无论是秉持对虚伪的依赖，还是力求真相，人们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填补和满足渴望，获取存在的生的力量，这无疑是对幸福的寻觅。虽然每一个体定义的幸福各不相同，但抛开其属性，对永恒幸福的追求总是情不自禁的。对于诗人来说，不管是尼采、弗洛伊德的梦，还是酒神的癫狂，那样自由、放纵的快感在现世似乎难以得到报偿，而为了所谓的幸福之终途，诗人选择的实践体验，较之于其欲抵达之处的美妙则愈显沉重，所以，诗歌经常会在不断做梦和醒来的过程中诞生，诗人也正是感受到肉身与精神鸿沟，从而往返在持续交替的矛盾之间，“小住或安眠在一次次的吹袭中/灰暗之物/已经开始四处飞漫。”（《小住或安眠都在吹袭之中》）不安构成了他的诗歌底色。

“人类灵魂的一生都只是阴影里的活动。”④对于诗人来说，意识与身份的错位大概是一项永恒的痛苦，他们总能轻易感知到个人的身不由己，为此，他们选择解放精神。然而，当精神探出躯壳分裂出另一自我，濒临了悟的边界时，他们发现精神越展开双翼，他们与身体的距离就越远，来自尘世的拉力则愈强，灵魂便时常感受到来自另一个自我的压迫——通过现实对肉体的强制，在挤压的缝隙，对向往和生存的本能就反向拉开。霍俊明的清醒程度越高，痛苦就越深，灵魂越要挣脱，束缚便越紧。但作家的职责是说出真相，这是诗人所选择的写作趣味和精神道路，也是他笔下的不安之诗。

二  “理智与悲伤”：坦然之树

霍俊明十分认可艾略特对“诗人批评家”的分类，致力于使“直觉和学养获得平衡”，他的许多诗皆采取“冷叙述”的方法，将自身定位成旁观者，以平静的语势谈论时间、痛苦、暴虐、伤痕，避免想象随意四散带来的迷狂，从而使他的诗歌呈现出智性，也传达出坦然的人生态度。这大概与“学者型诗人”的身份和个人经历有关。作为一个学者，他精于文学史研究，史的意识和纵向视野使他即便捕捉到了失去，不得不感到痛苦，生发感慨，但同时，也因无法拒绝改变的必然和合理性，从而为诗歌创作增加辩证思索的因子。

除此以外，成熟的诗歌更多消耗的是自身的生命体验，死亡经历影响着霍俊明的诗歌乃至人生态度。他曾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1976年，年纪尚幼的他身患麻疹，高烧不止;唐山大地震时，他在废墟中逃过一劫，二舅妈却被倒塌的房梁击中;1982年夏天，他虽是一个旱鸭子，却下到了村里坟地东边的水坑，差点淹死;在初中、高中时代，校园的暴力打架斗殴场面比比皆是……这些死亡经历使他曾一度饱受恐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释然，最终走出阴影。死亡体验让霍俊明早早地洞彻自己的归宿，变得坦然。

就像李嵩曾在《骷髅幻戏图》中描绘的那样，妇人、幼儿和哺乳者观看着骷髅表演提线木偶，在幼儿朝向小骷髅的爬行中，生与死截然区分却又相互吸引。不同于画面的视觉展示，“于死中看生”在霍俊明那里则付诸语言，在诗歌中得以呈现，于是，“死亡之物/再一次经历了死亡/而我们/剥开它们，捧着它们”，（《烤橘记》）诠释着那份直面的人生态度。

在《越来越多的人》中，第一节首先揭示了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他们“疲倦于再次说起往事”，无力承受过去所蕴含的深厚情感和个人独特经验，内在的自我不断萎缩，异化为只活在当下的人。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忙于果腹”，无意中，他们生命已被“生存”所取代，社会高速运转之下的疲于奔命消解了思考与情感，“缄默”成为了冷漠与批判力丧失的代表，而这些人群的数量正在不断扩大。

诗人的态度是明确的，这声对现代人的精神困境的叹息到了第二节更加具体。“望气的人，下棋的人，砍柴采药的人”在特定的诗歌语境中代表了过去，象征神秘、缓慢和对自然的依赖与敬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他们的后代都在进行地质革命”，技术的进步打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炸山，修路，挖洞，架桥”，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在便利的同时，还具有破坏的属性，在对比中，“文明”的“野蛮”性质凸显出来。

目睹了这样的悲剧，诗人必然会感到痛苦、愤懑和无奈，但诗人明白，情绪激荡或许会碰撞出超验的灵光，但注定的力竭之后，激情写作很难长久，一味情绪的发泄并非唯一的出路，所以进入了第三节，诗人语峰一转，“松针/还会一次次落下来”，时间线性前进，正如植物的枯荣一样是无法抗拒的规律，这其中包涵的情感和态度是复杂的，既有“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扼腕叹息，又包涵“往者不可谏”的接受。

植物和山对于霍俊明来说是自我精神世界的象征。在他的许多诗中，山被想象成一个承载着“过去”生活的理想场所，但他没有将山独立，作为剥离红尘的寄托之物，独获超然，而是将人事融于其中：“如果有人偶来山中涉足”，人由此能够在心灵获得一份自然的气息。“穿白衣的人/也暂时变成了暖红色”，这气息很奇妙，内容复杂，却展现得纯净，因为“在一片林子里，一个人能把他的年龄抛出身外……永恒的青春存在于这树林中。一种肃穆与神圣君临这片上帝的林……在那里，我感到生活中没有什么不详的东西——没有丑恶，没有灾难（令我万分惊恐的灾难）——会降临到我的生活中，而自然不能将它制服。”⑤在铺满松针的山中，人们的遗憾、痛苦、焦虑、冷漠等一些负面的情绪将短暂地被溶解、净化，感染“暖红色”的温度，人与自然得到了平衡，心灵受到抚慰，与现实达成和解，“烟雾升腾里/远山/就更像是远山了”。

霍俊明通过诗歌的写作创造了一个空间，将提纯的记忆和未达成的事物注入其内部，盛放过往的经验和人世体会。这一空间并非无边无际，限度是其成型和生发独特性的基本条件，这就形成了边界，空间的边界对内部的构成十分关键，它关系到那些渗入空间内部物质的来源，发挥筛选作用。霍俊明善于通过掌控空间主体事物与边界的距离来呈现情感的温度，诗歌边界内外看似截然的断裂实际建立在对外部的反應，故而，霍俊明的诗歌世界与其说是排除杂质，毋宁说是有选择的吸纳。作为接收的结果，这想象空间中的事物和场所既非纯粹的自然，也非正在进行的生活，它们居中，维持两端，对于任何一方，都靠近但不贴近，疏远而不远离，类似于经验和理想的结合，而无论这一空间的建立是否属于权宜之计，当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相遇见，他发出的间隙的喘息正无限接近一种最具可行性的独立和自由。

正如海德格尔将保护天、地、神、人融为一体的“四重性”定义为“定居”的本质，霍俊明不因建造才定居，而因定居才建造，他的诗歌也即其定居之处，用以安置精神和灵魂。他的诗歌语速缓慢，调性平和，营造的氛围安静，又自有一份舒朗，即使是对现世不满的情绪也表现得十分克制。

三  人间与另一个尘世：现在与未来之树

“千年的江水和崭新的大楼同时出现在面前，这就是生活。”⑥还乡的精神象征与现世的日常同时在诗中交织重叠，这就是霍俊明的诗歌世界。

故乡，或者往事是大多数离开故乡者诗写的题材，霍俊明也不例外。包括霍俊明在内的“70后”在1990年代迎来了他们的青年阶段，但等待他们的并不只是意气风发，更多的是冲击和矛盾。他们直面时代剧变，从家乡出走，一头扎进城市，不仅承受了转型期的震荡、城市生活的压力，同时也需要不停地暗自消化着跨地域生活的种种水土不服，故乡也成为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旧梦，但梦之所以是梦，就在于它对本体的释放，以及对熟悉事物的神圣化。这种致命的吸引使得霍俊明这位“异乡人”尽管在遥远的人间，尽管明知往事亦有不尽人意之处，也从没有放弃对故乡的“朝圣”。

“夏末乡村的皮影戏使我不能出声/哪怕只是一次小小的咳嗽”（《皮影戏》）;“那声响，让人想到几十年前的风箱/拉动、开合的风挡，有节奏的呼吸”（《这一夜，或雪隐鹭鸶》）;“故地的菜园/暂时消散了昨夜高速路上的轰响/有人再次回到故乡的风箱”（《黑色木风箱》）;“那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下午/年轻的父母正在麦地里浇反青水”（《高烧那一年》）;“那年夏天，院墙下种着几排高粱/我偷偷站在斑驳的光影暗处/母亲出门，一盆洗脚水浇个正着”（《乡村教育》）……这些曾经的记忆发出微光，在黑夜中蛊惑着人们的一次次的靠近。

“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接近极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决非其他……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⑦对于这些为了求学、工作被迫离开故乡的人来说，离开故乡，就远离了本源，远离了极乐，所以他们经常惆怅悔恨，诉说不满足和渴望，但同样，也只有这些察觉到自己已离乡的人才能够还乡，他们在远方颠簸流浪，饱尝艰辛，方能发现本性与真实，方才了悟所求与归处，方更加亲近本源，殷切还乡。作为一个异乡人，霍俊明在还乡之路上走的义无反顾。

实际上，诗人对故乡以及往事的不停追忆未必真正有时光回溯的诉求，而是在“过去式”的怀念动作和具体内容中表达对“现在”的态度，以及寻求未来放置自我的精神圣殿，这一空间的铸造材料无法凭空产生，而当下的现实也因距离过近和“灵韵”缺失从而无法达到“诗性”与“神性”，所以，向更远处寻找成为构建活动的来源。

当然，霍俊明同样认为：一个诗人总会怀有写作‘纯诗的冲动，但也不能拒绝‘介入现实的责任。“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⑧那些对日常繁琐与疼痛的恐惧匍匐在地，四下蔓延，坚硬固执，而幻想中向往的精神空间则浮于头颅之上，将阴影投射向地面。它们从一个人体中分裂而出，形成的巨大错位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高悬。为阻止两者碰撞的趋向，以及有可能导致的整体崩溃，必有事物充作支撑，分别接近和填充这两级沟壑——诗歌新的张力應运而生，诗人获得了爆发的力量，于是，在希望与恐惧之间，大水倾泻、雷声轰鸣、闪电从天而降，言说成为诗人通向文学自由与个人自由的一项天梯。所以，霍俊明对“真实”记忆进行提炼和想象，萃取符合自身理想中诗性和人性的具体事件，同时，还把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现实，长久凝视前行之路，而在凝视中，他开始发热、融化、蒸腾，直至身形变的虚幻，我们知道，他去向了“另一个尘世”。

或许，对霍俊明来说，除了相爱的人，再也没有比诗歌更够能使他到达自我的事物了。霍俊明把自己拉远、抬高，前者使他在熟悉的事物面前获得新鲜的视角，使观察的“主观”因子无限趋于“客观”（虽然“客观”的存在与否仍有待于讨论，但在此，“客观”的使用更偏向于“真实”，以及具体的、与世界的复杂联系），成为世界（包括自己）的旁观者;后者则让自己上升，看到所处的位置、与事物的关联，从狭窄去往开阔，从而环顾时，能清晰地看一看四周，也能眺望那远处在薄雾笼罩下的神秘之地。霍俊明铺设了一条路，从日常的中心出发，伸向城外，在一片杳无人迹的树林中断。他沿路往返，采取一种能够保持微妙平衡的行走方式：既面对当下，又面对未来。这是霍俊明的诗歌创作之路，这是霍俊明的“林中路”。

注释：

①②周明全、霍俊明：《面对诗歌的勇气与疑虑——霍俊明访谈》，《山花》2015年第20期。

③丁帆、李兴阳：《中国乡土小说：世纪之交的转型》，《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④[葡]F·佩索阿：《不安之书》，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⑤[美]爱默生：《自然沉思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⑥霍俊明：《怀雪》，黄山书社2016提版，第117页。

⑦[德]海德格尔：《人，诗意的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⑧[英]伯林：《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