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湖”与李劼人的地缘诗学建构

2021-03-01蒋林欣任宇欣

当代文坛 2021年2期

蒋林欣任宇欣

摘要：“江河湖”是李劼人地缘诗学构建中的重要地理景观、空间与路径。江河是构成晚清成都风味的重要元素，具有新旧杂陈的丰富意义，与饮食文化关系密切，留驻了大批客籍人员，是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及现代文化思潮传播的重要路径，促进了内陆腹地的现代转型，更是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转折中的关键因素和各色人物的聚散路径，“大波三部曲”正是通过江河地理建构了宏大叙事中的地缘诗学。《湖中旧画》的鄱阳湖体验展现了李劼人的诗意情怀与前现代长江风物，在大开大合的历史风云之外，建构了富于牧歌情调与婉约风情的地缘诗学。

关键词：李劼人;江河湖;地缘诗学

川籍作家李劼人的文学素以“风俗画”“风土志”著称，以史诗般的气魄精细描写近现代转型时期的巴蜀社会与成都风貌，建构了别具一格的地缘诗学，被誉为“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①。已有研究对其地域特色的阐释主要聚焦在语言、民俗等层面，对其中的地理因素关注甚少。李劼人不仅是文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也是地理学家，以“现代小说家百科辞典式的创作意识”，②精心描绘了一幅幅近现代巴蜀地理图景。他笔下的各色人物总是纷纷奔走在城乡道路上，或者聚集在公园、茶馆、乡场等空间场域，在聚散离合中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地方风情。其中，“江河湖”是李劼人地缘诗学构建中的重要地理景观、空间与路径。

一江河地理景观与晚清成都风味

成都地处长江上游，岷江之水经都江堰分流从不同方向灌溉浸润成都平原，造就了天府之国。各大干渠进入成都又分散出无数大小支流，形成十分发达的水系，使其成为河网密布的江城。到了晚清，部分河道虽有缩减消失，但依然蔚为壮观，府河南河二江抱城，大小桥梁星罗棋布，水文化特色十分浓郁。李劼人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也是城市研究者和建设者，他在“大波三部曲”中精细描绘了成都江河地理景观及相关事物，充分展现了城市与河流的依存关系和长江上游社会的独特风味。

首先，河流景观是构成城市格局风貌的重要元素。“大波三部曲”反复写到人物沿河位移，随着路线流动逐步展示成都城市格局、文化景观和晚清新政下的城市新貌。《死水微澜》中的郝达三一家从成都南门沿南河去赶青羊宫，春水初发，船夫在招揽生意，乘客心满意足，“若有诗人，还要做几首春江泛舟的诗哩！”③南河是从都江堰分流而出的走马河流经而来，是成都西南面的护城河，也称“锦江”。在小说所叙述的时代，河边还是乡村农田，河里流水清浅，李劼人描画了一幅生机勃勃、诗意盎然，富有乡野气息、市井风味的成都沿河景观图。鲁迅在《风波》里讽刺过文豪“田家乐”的賞玩隐逸心理，李劼人在此却没有讥讽之意，而是较为客观地写出了城里人对水的向往与亲近，原生态地展现了当时成都风貌，体现了他“以侧笔出之，绝不讥讽，亦绝不将现代思想强古人有之”的创作主张与文学立场。④《暴风雨前》中的王念玉等相约去赶劝业会，南门外沿途景致依然是河水清浅，竹木蓊翳。此时成都虽然现代工商业开始发达，蜀地风气渐开，但其地理、都市面貌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河流、城墙、田野等依然是一片乡野景象。甚至到了《大波》时代，楚子才等沿南河到草堂寺侧新建的公园游玩，一路所见还是碧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油绿的田野以及荒坟乱冢。《大波》写到保路运动期间顾三奶奶从北边新繁县进成都打听消息所见的城市风貌与横跨府河的万福桥景观。府河是由都江堰分流的柏条河流经而来，原与锦江平行流淌，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筑罗城，改郫江水道，使其作为城东北的护城河，形成“二江抱城”的水道格局。李劼人笔下的河流与城市，散发着乡野气息，他并未为了彰显田园诗意而规避其中的粗俗，将河边的渣滓堆、臭气熏天的露天粪坑、泥泞不堪的街道等一并呈现在地景描写之中。府河与南河在合江亭合流，水势浩荡，一路南下，在彭山江口镇重新汇入岷江，这是过去从水道出成都的必经之路，因此这是一条离别之河、出走之河，沿岸有合江亭、九眼桥、望江楼等名胜古迹。《暴风雨前》中写到尤铁民等经九眼桥到望江楼散心，过了桥就看见一片野景，路面尘土飞扬，路侧一片平畴，有周善培新办的蚕桑局，桑叶正肥，一望无涯，但河水太浅，大半头船无法畅行，“不过水是那么的流，只管河床看来是很平坦的，这大可以象征四川人的性情”。⑤李劼人通过对河流景观的描写展现了晚清成都风貌，河流养育了川人的性格，川人就像那河流，表面平坦实则暗流涌动，预示着在古今之变的中国历史转折点，暴风雨即将来临。

其次，成都园林水景展示了新旧杂陈的丰富意义。晚清以来，中国传统园林发生了重要转型，官府与地方乡绅积极建设公园，认为公园有益于民智、民德，公园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新兴的公共空间。园林无论新旧，水景都是其中的关键，成都河流众多，公园往往临河而建或引江河之水造景。李劼人细描了成都各大公园的水景，如望江公园的流杯池、薛涛井，武侯祠的花池水榭、引廊船房，百花潭边双孝祠的荷舫幽篁、池塘高榭等。当时周善培进行城市新政改革，在草堂寺侧新建公园，园的中心挖了个储积污水的大池塘，堆着毫无可取的假山。这个园子遭到民众的激烈批评，游过杭州西湖的黄澜生认为其结构不合理，应该有假山曲廊、水渠石桥、船房水榭等，可见黄澜生那样的留日归来者依然保持着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的审美趣味，新政下的公园景观不伦不类，有违传统审美心理，难以得到公众认同。少城公园是1911年玉昆为改善旗人生计、倡导满汉交流而与周善培兴建的，里面有池塘、金河、茶馆茶铺，树木苍翠，环境清幽。这个公园遭到广泛批评的就是那只用砖石砌成的洋船，“居然有桅樯，有烟筒，楼头匾额，也居然题了‘乘风破浪四个大字”。⑥邓乾元等普通民众对此表示不满，说那是“火轮船”。王文柄、彭家骐等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学生激烈批评其恶俗：“为啥不模仿中国的楼船，偏要模仿洋船？又不像。我看见过洋船照片，楼顶是平的，还有铁栏杆，怎么会是两披水的人字顶，而且盖上了瓦！”⑦这充分体现了过渡时期中国内陆腹地新旧杂陈的多样面貌，对中国传统文化承续不够，对西方外来文化也没有较好地吸收，模仿的结果就是不土不洋，而这正是现代中国转型时期的普遍现象。

最后，江河之水与成都饮食文化关系密切。当时成都有不少餐馆临河而建，南门大桥边的枕江楼就是其中之一，李劼人对其地理位置有详细描写：“地点选得还好，恰处在大桥上流的岸边，临着锦江江水，砌了一道短短的石堤。堤上简简单单地修了一排仅蔽风雨的瓦顶平房……石碛上面的水波，那么远法，看来真像画面。”⑧枕江楼因为地当桥洞，水流湍激，凉风拂人，是乘凉饮酒的雅座，上流有卖鱼虾的小码头，味道鲜美，一切都符合成都人的口味，生意十分兴隆。此外，锦江水与成都茶文化关系紧密。茶馆是成都的特色，也是李劼人小说中所表现的重要空间。好茶需要好水，成都泡茶的水主要是锦江水，“河水香茶”是成都茶馆的招牌。在保路运动罢市的日子里，河水无法进城，市民生活极其不便，“每天有几百上千数的挑水夫，用一条扁担，两只木桶，从城门洞出来，下到河边，全凭肩头把河水运进城，运到各官署、各公馆、尤其是各家茶铺去供全城人的饮用。设若一天这几百上千数的挑水夫不工作的话，那情形当然不妙。”⑨于是有人首先提出尽管罢市但还是需要河水进城，就连主张要彻底罢市的傅隆盛也帮着鼓励一班挑水夫到锦江边去挑水。河水是成都人的命脉，是成都茶文化的关键。李劼人还写了成都街上担河水的挑夫、茶铺里担河水的汉子等依托江水而营生的底层人民生活图景。

总之，河流与成都的地域特色、文化特性密切关联，是别具一格的地景空间，成为李劼人地缘诗学建构中的关键元素。李劼人对成都的河流景观及相关事物的描写充分展现了成都城市格局、人民性情、日常生活等层面的风格特色，体现了现代转型时期新旧杂陈的复杂面貌，展示了晚清成都作为一个内陆都市水色荡漾的别样景观。

二江河路径与内陸腹地现代转型

晚清时期，现代交通尚未发达，江河无疑是不可缺少的交通线路，这对于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的巴蜀社会来说尤其重要，是“走出去”“引进来”的重要通道，李劼人对此进行了生动的书写。

首先，水路风险为巴蜀留驻了大批客籍人员。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四川人口锐减，因此有了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潮。李劼人祖籍湖北黄陂，其八世先祖李述明于清初入川，定居成都。他在小说中精心塑造了众多客籍人员形象，郝达三、葛寰中、黄澜生等均是其中的典型。“凡到四川来做官的，行商的，日子一久，有了钱，陆行有褒斜之险，水行有三峡之阻，既打断了衣锦还乡之念，而又因成都平原，寒适中，风物清华，彼此都是外籍，又无聚族而居的积习，自然不会发生嫉视异乡人的心理，加之，锦城荣乐，且住为佳。”⑩出川交通不便是他们不再回原籍的原因之一，当时的成都就是一座来了就走不脱的城市。客籍人员在巴蜀社会的现代转型与变革风潮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周善培原籍浙江诸暨，随父宦游来川定居，作为留日官员归来后为成都的新政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郝达三原籍扬州，入川仅三代，是当时成都如钱塘秋潮的办新式学堂的支持者;葛寰中与郝达三是发小，曾留学日本，是当时外来文化转播的中坚人物;唐道台原籍云南，报捐候补道，交游甚广，颇有声望，受同乡叶荃统带之托，前与四川绅士谈判调解，在关键时刻促成了成都独立。客籍人员留驻使得成都风气包容性较强，但也生出内外之分。成都独立前传闻四川绅士要排外，独立之后传说军政府一概不用外省人。于是他们散发传单，在江南会馆组织十七省旅川同乡救亡会，葛寰中就是利用救亡会的声势争取到代理机器局总办之职。李劼人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川籍与客籍的融合与交锋，演绎了历史大波中的又一惊涛骇浪。

其次，江河是巴蜀地区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近代长江沿线开埠，打开了以巴蜀为中心的中国内陆市场，商品交易逐渐改变了西南地区的面貌。特别是1891年重庆开埠以后，洋商租用民船运货，后来外国轮船驶入，“据不完全统计，1898-1911年14年间进入川江的外轮计26艘，其中10艘为商业性轮船，兵舰16艘。”11当时成都有万里桥码头、浣花溪码头、东门外大码头等著名的水码头与南下的锦江交接汇合，商贾云集、水陆辐辏。一方面，来自世界各国的洋货不断涌入内地市场，进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花露水、香皂、座钟等在成都十分畅销，如郝公馆就使用着各种洋货。另一方面，内地物产源源不断地运出去，比如随着科技的发展，猪鬃迅速成为近代国际市场的重要工业资源，身价暴涨，中国猪鬃火遍世界，甚至垄断国际市场，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开办“洋行”“加工厂”疯抢猪鬃。四川猪鬃“富有光泽，弹力最强，为欧美各国所乐用，白鬃之佳，尤为世界第一”，12因此英商和华商在重庆、叙府等长江沿岸设立多家猪鬃厂。李劼人真实地描写了当时船运猪鬃等货物从成都顺流而下的情景：“猪毛，以前不大中用，现在却不然，洋人在收买;不但猪毛，就连猪肠，瘟猪皮，他都要;成都东门外的半头船，竟满载满载的运到重庆去成庄。”13辛亥革命时期，物资往来依然主要依靠江河，载运货物的大木船顺流而下，也同样把应时的洋广杂货满船满载地逆流而上拉进来。现代商品贸易、物质交流是中国现代化的表征，而江河则是重要的实现途径。

最后，河流是现代文化新思潮传播的重要路径。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长江是一条文化交流传播的大江。一方面，西方各国的传教士主要就是沿着长江进入内陆腹地传教、办学、翻译等;另一方面，在晚清新政下留学潮风起，川省的留学生曾居全国之冠，巴蜀学人就这样沿着江河出走，开始了依托江河的世界想象。李劼人写到部分人物出川回川的长江体验，他们的出走与归来都在江河之上。关于苏星煌留学，郝公馆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郝太太、叶姑太太、三老爷分别讲述了水路风险的事故，郝太太很不情愿把大女儿香芸嫁给即将留学的苏星煌。当时出成都，合江亭、九眼桥、望江楼等都是送别之地，苏星煌等出发去日本就是在望江楼下船，郝又三在此送行。苏星煌到达日本之后在给郝又三的信中详细讲述了沿途水路情形：“坐木船直到宜昌，虽不免凶滩恶水之惧，然而巫峡夔门，亦自雄奇可喜。宜昌便有轮舶，以机器行船，驰行如飞。船大如山，居处其中，不知在水上也。”14苏星煌的出川之路就是当时巴蜀学人所走过的典型道路，李劼人、郭沫若、巴金等都是从望江楼顺水而下，可以说长江就是现代新思潮新文化在中国内陆的传播之路。当然，巴蜀有夔门三峡之险，社会风气和文明程度自不及沿海，苏星煌留学前后的蜀中风气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当他以日本及沿海地区作为参照来审视巴蜀，依然有着一进夔门如温旧梦的慨叹。

近代开埠以来，长江作为重要的交通线路，是现代文明从沿海到内陆不断传播推进的必由之路，对于中国内陆腹地器物文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风尚等层面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巴蜀地区的现代转型，使得长江上游社会逐渐走出封闭状态，走向世界行列。李劼人的文学书写紧密贴合江河路径，以水路交通的巴蜀文化地理“在地性”构建起独特的地缘诗学。

三江河激流与近代历史风云变幻

中国的近代革命主要是沿着长江流域发生发展的。1910年前后，宋教仁等在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及军事地理、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革命三策”，决定采用中策长江革命15，革命运动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尤铁民谈到鼓动民气起来革命的计划线路就说熊锦帆在涪陵、泸州起事，如果在省城动手里应外合便掌握了四川，四川居天下上游，大兵東下则天下响应。后来长江各省纷纷独立，革命浪潮沿长江风起云涌。在中国历史这一大变革的激流中，江河（主要是长江）是关键因素，李劼人笔下各色人物风流聚散均依靠江河来完成。

一是江河水路之险与保路运动。“蜀道难”是历代川人和入川者最为深刻的集体记忆，西北陆行有褒斜之险，东南水行有三峡之阻，独特的交通地理条件让川人对天堑变通途充满期待，也深刻影响到川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大波三部曲”倾注着自古以来的蜀道情结，在长江三峡的地理空间中风波浩荡，“花费大量笔墨描述峡江的水路，并以此为小说的文学衬托而成为中国近代历史文化的重大隐喻”。16当初筹建川汉铁路，根据测定避开夔门三峡，由湖北施南利川绕道西上，一时振奋人心，也存在争议。一派认为应先修宜渝段，这是四川的咽喉;另一派则主张先修成渝段，修建容易见效快，便于后续集资。无论先修哪一段，都必须考虑到川江水路的实际情形。但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引发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如果说川汉铁路体现的是川人的蜀道情结，是自发的向外的现代追求，那么保路运动体现的则是危机之下川人的自救自保，洋洋洒洒的《川人自保商榷书》提到商埠、轮船等被外国蚕食，但四川由于夔门剑阁之天险、铁路轮船尚未通畅等特殊地理交通条件，外国势力尚且薄弱，正可集中心力共图自保，其“将来自保条件”中提出“铁路务在先修成渝，辅以川轮，使四川交通略便，以免开门揖盗之虞”。17三峡之险既是迫切修建川汉铁路的重要因素，又是保路运动中力图自保的重要凭借和反复考量的关键问题。

二是河流地理场域与战争叙事。赵尔丰诱捕蒲殿俊等造成血案之后，曹笃等人在锦江秋季涨水之际用木片沿河发水电报，发动各地同志会自保自救，准备揭起革命大旗，成立军政府。由侯宝斋等人组织的保路同志军随即围攻成都，半月后撤退至新津，以三渡水为界隔江防守，依靠西河、金马河构筑三道防御工事以防备清军进攻。各县同志军汇至新津，声势浩大，赵尔丰慌忙电告朝廷派兵增援，同时急派陆军进剿。但新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走尽天下路，难过新津渡！新津县城，三面环水，像现在洪水天气，金马河羊马河几条河水，汇而为一，绕城流过。河面有五里宽，水势又溜又紧。水小时，分为三道，也是不好渡过。”18由于没有船只无法渡河，赵尔丰决定从成都抬船去攻打新津，在东门外大码头选购大小船只雇定夫子从东门外河里一直抬到新津河边，这才有了渡河之具。陆军激战六日，渡过三道水，攻克新津，已是武昌起义那天。这场战争是保路运动中最为关键的一战，《大波》重写本详细描写了三渡水惨案和攻打新津的场景，河流地理成为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

三是蜀通轮作为现代的隐喻与历史的转折。1909年10月19日，适合峡江航行的双螺旋桨蜀通轮由宜昌开航，开启了长江航运新纪元。《大波》重写本的第一章《在蜀通轮船上》描绘了蜀通轮的入川之旅，特别刻画了它在长江洪流中逆流而上的勇者形象。“蜀通轮船正顶着长江洪流，一尺一寸地挣扎而上……轮船具备了这种非凡力量，才能够同那一泻千里、连屋大石头都能冲走的激流争个进退。”19江上的大木船和茅篷船，一听见蜀通轮的汽哨，都慌忙掉舵让路，船上人们满是惊异、紧张的神色。象征现代的蜀通轮犹如一个封闭世界的闯入者，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带来了惊奇与不安。李劼人曾任重庆民生机器修理厂厂长，十分熟悉轮船的结构，他对蜀通轮进行特写，详细介绍仓船、餐室以及船上旅客的活动。蜀通轮是水上行进的公共空间，周宏道、葛寰中等曾经留日的知识分子同乘蜀通轮回川，一路谈论川汉铁路、国家局势和日常生活，展现了一幅流动而精彩的晚清川江行旅图，并通过周宏道对当年出川与当下归川所见的今昔对照，展现了川江上的变与不变。保路运动中四川局势濒临失控，清廷急派端方署理四川总督，但川江惟一行驶的蜀通轮偏在忠州搁浅，当时秋汛尚大，三峡水流湍急，端方迫于形势走了一段陆路再折回水路，登上出险后迅即开来的蜀通轮到达重庆。《端方来了》一章写到重庆各级官员前来迎接端方的空前盛景，对长江、嘉陵江、朝天门、蜀通轮等都作了详细描写，从不同侧面展现了长江沿岸城市码头风光。但一切都为时已晚，端方在入川途中耽误了约半个月，误了“剿乱”时机，遂使保路运动成燎原之势，川省各地独立，革命已是大势所趋。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蜀通轮扮演了重要角色。

四是河流是革命时代各色人物的流散路径。一方面是外部势力入川。当时官方的三股势力正在博弈。上谕岑春煊入川“剿乱”，他由上海乘轮到武汉，傅隆盛等已在热心计算他的水路行踪;但赵尔丰预料岑春煊要来四川接事需得长江通行，已非易事，武昌起义爆发，长江沿线被革命党占据;端方及其精锐鄂军正水陆兼程奔赴重庆。这期间革命党沿长江流域的活动十分频繁，他们在各地演说，运动革命。另一方面，江河成为各色人物的出川逃亡之路。岑春煊赴四川时途经武昌，与湖广总督瑞澄详商铁路政策未果，于武昌起义之夜匆忙搭招商局轮船溜到上海避难。当时行驻资州的端方骑虎难下，遇新军哗变而被杀，在川鄂军顺流东下长驱回鄂。四川独立之后可能废除以前的种种制度，很多外省官员只得乘舟离开。副都督朱庆澜因巡防队索饷哗变及川籍军人反对，不得已辞职买舟东下。因端方被杀波及影响，盐运使杨嘉绅卷款白银三十万两从成都东门乘船顺流而东。机器总局孟道台在成都刚独立时就趁水道通畅乘舟浩然而去。近现代革命中的风云聚汇、风流云散，江河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见，江河是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关键地理因素。李劼人“大波三部曲”展现了特殊历史时期中国江河上的风云激荡，“从河流地理空间想象中国”20是河流与历史的典型书写。正是通过对河流地理的描写，李劼人建构了他历史小说宏大叙事中的地缘诗学，气势磅礴，气象万千，有别于一般文学作品中的风景寄寓。

四鄱阳湖体验与前现代长江风物

李劼人一生除了到法国留学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居于四川，往返在成都、乐山、重庆之间，其行旅中江河湖体验十分丰富，但遗憾的是他对此集中书写不多。散文小说或称诗化小说《湖中旧画》是其中弥足珍贵的一篇，主要记叙他少年时代父亲在江西去世，与母亲扶送灵柩回川的历程，文笔优美，清新自然，值得细读品味。鄱阳湖是长江流域的重要湖泊，这次经验是李劼人长江水路体验的一部分。1900年李劼人之父李传芳在江西用积蓄捐了官，他“随母从成都起程，乘船经重庆、宜昌、武昌到江西省抚州府临川县，然后乘轿子到南昌”。211906年其父病逝于临川，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和母亲扶着灵枢由临川县东门搭乘运米木船起程回川，但木船在鄱阳湖触礁沉没，改乘小船到九江，到武昌后乘轮船到宜昌，再改乘木船经重庆上溯直抵成都东门外。少年李劼人出川回川走的是长江水路，与“大波三部曲”所写的时间段接近，通过此篇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在历史风云之外的长江水路情景。该篇写于1925年，开篇就说：“我與江西的鄱阳湖相别，业经十六七年。在这十几年的长久日月中，虽然走的地方不少，见的事体甚多，但偶一回想起来，湖中的几幅旧画图总尽先展在我的眼前。”22可见作者是怀着浓郁的回忆、怀念的情绪书写鄱阳湖的风景、水路风险和风土人情，这与他客观冷静的历史小说不同，有着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凝聚着他的诗意乡愁。

《湖中旧画》细致地描写了沿途水路风景。从临川到鄱阳湖的抚河水位很低，米船速度很慢，有时候还要叫人来抬船，走了约半月才进入鄱阳湖，“那时湖水大退，到处都露出浅水平敷的泥洲，洲上芦苇丈多高，一眼望去，完全就是漠漠的荒林。”23鄱阳湖正值枯水期，一片荒凉野景，太阳若有若无，船懒洋洋地在水面缓缓前行。那个秋日午后，船夫在闲谈，纸客在打纸牌，十五岁的“我”静静地坐在前桅之下看风景，“每当船随港转之际，远望见几片风帆高出芦叶好几尺，仿佛是贴在天上似的，总觉得好看”，24港汊中那些蓄蟹的竹片也引起“我”的好奇和猜想，这在少年的心中或者后来的回忆里总带有几分梦幻迷离的色彩。最有趣的是买清波鱼，湖里的清波鱼又大又便宜，“我们”和渔人来来回回讲价钱，讲妥之后，“我”十分激动，第一个就跳到渔船上去了，当晚的工作就是杀鱼，其中的乐趣自不待言。当他们在大沽塘避了几天大风之后重新出发经过鞋山的时候，湖上又是别样风景：“太阳很晶莹的斜照在水波上，每一个浪头掀起，就像钻出了一条金蛇;风帆影子极长的拖在船的左边。”25李劼人用细腻的情感、诗意的笔墨描写了湖中风景，如诗如画。

当然，这一路并非完全如此安宁静美，水路风险、江湖风波无处不在，李劼人也描写了水路之险恶。当大风刮来，“遍湖都是排山般的大浪，浪头打在沙洲上，激起的水花总够四五尺高”，沙洲上的残芦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浪头翻滚起伏，“天上全是乌黑的云堆，被呜呜的暴风驱得团团乱跑”。很不幸的是，他们的米船触到暗礁被打破，同行的船也不肯停下相救，又被众多小船趁火打劫，船上东西被洗劫一空，他们的随身行李和书籍损失殆尽，雇来提运灵柩的人也趁机漫天要价，所幸的是泰安客栈老板出面打抱不平，最终才替他们解围。李劼人在少年时代就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江湖风波，这为后来的写作积累了经验。

此外，小说对鄱阳湖上的人物风情也作了细致描绘，塑造了船夫、纸客商、码头暗娼等人物形象。李劼人毫不避讳地写了自己对大沽塘船埠上的女孩从暗恋到失落的情绪变化。船埠上卖茶茅屋里的柜台边时常坐着一位“抹着白粉，涂着胭脂”的年轻姑娘，正因为她，他才觉得那简陋地方有生趣。他每到茶铺去都要把发辫弄得溜光，想做出出众的举动以让她留心，但她并未对他另眼相看，他十分生气，“恨不得鄱阳湖的水立刻涨起来把这片高岸全淹了，众人都各顾性命，只有我一个人划着小划子来救她，到此刻看你睬不睬我？”26当他得知她原来是一个接待船夫的暗娼，心里很失落难过，再也不想去那个茶铺了。在这些叙述里，当然有河边船夫与妓女们常见的情爱模式，也有李劼人后来所写妓女的影子，更有他那懵懂的少年青春萌动情怀。

提到李劼人的地缘诗学，我们常常关注的是他与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忽略了他长江中游的江西体验。李劼人从9岁到15岁的少年时光均在江西度过，因此考察他的地缘诗学，《湖中旧画》不可旁绕。虽然李劼人那时正值丧父之痛，又处在经济困顿的艰难处境，再加上江湖风波险恶，但这些风景风情描写，依然让人感到“少年情怀总是诗”，体现了中国文学传统中“河流与少年”的美好情愫，展现了长江流域前现代乡土中国那种较为淳朴、乡野的景观与风情。李劼人以敏锐的观察、深情的回味、诗意的语言，通过对鄱阳湖体验的细腻描写，在大开大合的历史风云之外，建构了富于牧歌情调与婉约风情的地缘诗学。

结语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江河湖的功能日益式微，中国进入了“后江河时代”。但在革命、抗战等特殊时期，江河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李劼人《天魔舞》写到1941年重庆大隧道惨案之后，陈登云乘轮船溯江而上逃难到成都，展示了战争背景下的水上旅途情景。总之，无论是“大波三部曲”这样的历史小说，还是《湖中旧画》这样的诗化小说，还是《天魔舞》这样的讽刺小说，江河湖都是李劼人始终关注的重要地理空间。正是长江流域、巴蜀地区独特的河流文化地理，构建了李劼人别具一格的地缘诗学。李劼人的江河湖书写中有象征，有寄托，有诗意，有格局，是历史的、大众的、日常的，于大气象中展示了江河湖及相关事物之于住民生活与社会变革的独特意味，是一种“嵌入式”的书写，这对我们考察现代河流文学、文学地理学等具有别样的意义。

注释：

①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中国文艺》第1卷第2期，1937年6月15日。

②余岱宗：《百科辞典式的创作意识与现代小说的文体变革》，《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③⑩13李劼人：《死水微澜》，载《李劼人全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第159页，第48页。

④李劼人：《致舒新城》，载《李劼人全集》（第十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

⑤14李劼人：《暴风雨前》，载《李劼人全集》（第二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第36页。

⑥1718李劼人：《大波》，载《李劼人全集》（第三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第253页，第324页。

⑦⑧⑨19李劼人：《大波》（重写本），载《李劼人全集》（第四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第158页，第337页，第3-4页。

11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页。

12邓少琴：《近代川江航运简史》，重庆市博物馆1982年版，第74-75页。

15徐血儿：《宋教仁先生传略》，载马志亮主编：《喋血共和——忆宋教仁》，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7页。

16谢天开：《作为“信史”的<大波>与辛亥四川交通近代化》，《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