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上的“华南”呈现出与中心区“京沪”两地和其它内陆区域迥然不同的历史运演轨迹。“南来北往”的空间流动特征和“一波三折”的过程发展特征或许能形象概括华南地区新文学的独特性。自由主义文学、革命文学（“南社”革命文学、“国民革命文学”与“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俗文学是新文学发生期华南地区新文学的几种典型形态。“异域”“政治”与“文人行旅”成为推动该区域新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回到华南地区新文学的历史原点，是重绘新文学整体图景的需要，也是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华南沿海;文化板块;新文学的地方发生;粤港澳大湾区

一  作为问题的“华南”

“华南”概念之缘起，大致始于19世纪中后期在华西人的报纸与翻译。①这一界定的出现，与来华西人的表达习惯和在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以及西洋报刊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颇有关系，而“华南”作为一个更为频繁的见诸报端公文的区位名词则主要出现在民国。有趣的是，从该时期本土媒体来看，粤人亦惯以“华南”自居。②尽管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华南”类似“中国”概念，皆存在内涵与外延的流动性。然以其代指中国秦岭淮河以南之中国，包括“两广”（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部分地区显然已成为学界基本共识。③在笔者看来，华南概念之所以成立，根本上是源于近世以来该地区业已呈现出的鲜明的文化板块特征。事实上，考察晚清以降尤其是新文学发生的民国时空，包括“两广”、海南、福建、港澳乃至南洋地区，确乎构成了一个异常活跃的区域文化板块。在这个独特的板块中，语言（粤方言）和生活习俗成了凝聚区域系统内部关系的重要纽带。当然，在看到其稳定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重新审视另一个长期被忽略或遮蔽的事实：即近代华南业已形成一个流动不居的场域，其文化输入、传播、生成与发展，实为多区域交往融合的结果。由此观之，“稳定性”与“流动性”或同为“华南”概念的两种最基本属性，这种复杂性或许是华南文化板块区别于其它内陆文化区域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

作为政治、经济和历史研究层面的“华南”早为海内外学界重视，而文学视野中的“华南”却鲜有人关注。中国新文学史上，早有“京派”“海派”的辉煌，却少有“粤派”及“粤派文学”之说。这种反差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在文学研究方面也颇为明显：与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和以沪宁为中心的华东地区相比，在以往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在当下，作为中国新文学史的重要分支与组成部分的华南地区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图景与叙述中一直较为粗疏，也鲜为文学史家所重视。而作为文学的“华南”更是一直充当着“边缘”的角色，其研究存在诸多不应有的空白与缺疏。今天，无论是还原历史，抑或探寻出路，势必都需要我们将目光焦距于它的源头，重新审视其孕育、生长、异变的曲折历程：作为一种异质文化，新文化和新文学在华南地区最初是由谁掘开土层，引导嫩芽？中间又经由什么人以何种养料“催生”并决定了其长势？地区文化土壤与民国政治气候如何影响了其生长面貌？其最终的开花、结果与其它文学区域相比，有何异同？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大花园”中，作为一个文化板块而存在的华南文学究竟居于怎样的位置？其与新文学整体存在怎样的呼应或者疏离？

从新文学整体研究来看，以往的“宏大叙事”多集中于中心区研究，强调“从整体看局部”。对于“中心”与“边缘”、区域与区域、区域系统内部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少有关注，也忽略了“地方性格”在新文学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譬如，新文学在华南的发生与“京沪”两地和其它区域存在怎样的互动？同为华南系统内部的香港和澳门，其新文化的“火种”是如何传入的？为何广州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能够借助政治推力迅速发展，而当这一“火种”甫一传入香港即遭掐灭？澳门的新文学何以直至1930、40年代才姗姗来迟？以上问题，倘继续沿袭以往单一的依赖时间层面、观念层面和省界行政区划层面的整齐划一的叙述而忽略从地理空间意义上和文学发生发展的外部机制上对这种具有文化板块特征的区域予以深细考察，恐难获得令人信服的答案。此外，1990年代兴起的地域文学研究，将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地域条件、地域个性等陆续纳入视野，然而基本上还是承续了过去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论的研究路子，依然未能跳出单一凭借文学文本考察文学发生流变复杂过程的拘囿，其在学理上面临质疑亦是自然的。

就地方新文学史的研究来看，以往治史者多强调系统内部的“稳定性”，对华南空间的“流动性”问题则明显关注不足。观念上往往易陷于地缘、种族和籍贯的局囿，而忽略文学发生、发展的外部机制与内在规律。由此也造成了一些叙述上的牵强、偏狭和遗憾。④譬如，我们如何以地域或地方文化去概括粤籍作家梁宗岱、李金发等人早年的作品？在这批先行者的作品中，究竟是地方性的意义大还是世界性的意义大？此外，如果我们肯定地方风情与民俗史作为地域与地方文化的重要符码的合理性，那么“南来北往”的空间流动性能不能同样被视为晚清以降华南地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此一来，我们便不难发现以往过于强调传统与历史而忽略地方文化之现代性与世界性价值的问题之所在。

今天，从发生学角度考察华南地区新文学，其演变轨迹可谓“一波三折”。这里的“一波三折”，既是对区域文学阶段性特征的形象性概括，也意在展示这一运演过程之艱难曲折。“一波”主要指晚清以降华南沿海地区较早感受西潮与异域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求新、求变”传统。具体而言，指近代以来，华南地区一直处在吸收与涵纳异域先进文化和国内“中心区”进步文化的状态之中，并以独特的继承与转化能力促进自身文化与文学的不断演进。同时，作为全国的“次中心”和华南地区的“中心”，广州的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对于内陆周边与港澳甚至南洋地区亦有波及辐射之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华南”甚至展示出其“再造中心”的雄心）。所谓“三折”，意指华南新文学发生演变的三个主要阶段：即晚清—“五四”，为华南地区新文学的萌发期;“五四”—“大革命”，为华南地区新文学的发生与突变期;“大革命”—抗战，为华南地区新文学的生成与巩固期。当然，这主要是就作为华南中心的“广州”而言的，而同一区域系统内则客观上存在快慢缓急之别。

纵观华南新文学之运演，除“一波三折”的过程发展特征之外，其还显得“矛盾重重”。譬如，从新文学整体来看，中国新文学的观念与文体变革的呼声首发于华南，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之先驱如黄遵宪等人皆出自华南。然而，新文化运动却恰恰发生在京沪两地。作为最先感受现代性和最先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华南，其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发生明显滞后。此外，晚清以降，华南沿海作为中国经济发达区的地位已经凸显，其文化消费能力亦令人侧目，然而其文学生产尤其是出版业却一直相当沉寂，如此反差及其持续之久，对新文学的发生构成了怎样的影响？倘再从新文学作家层面观之，且不说先贤的“三界”革命的呼声响彻华夏，影响深远，华南地区也曾涌现出像梁宗岱、洪灵菲、戴平万、欧阳山、黄药眠、钟敬文等具有全国影响的现代作家。然而事实上，与京沪两地、两浙地区、“两湖”地区和巴蜀地区相比，华南新文学依然暴露了其“大家”缺乏，流派难成的问题，这种问题在21世纪的粤港澳文学中依然存在。如此，从源头和发生机制上去探究这诸多“矛盾”背后的因素就很有必要。

考察华南文化系统内部，其复杂性也远远超过了以往文学史的叙述。不仅广州，即便是毗邻的香港与澳门事实上也无法一概而论或等量齐观。譬如，作为国家层面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如何作为一个地方议题在华南地区落地和演变的？同处粤语文化圈内的广州、香港和澳门，除文化上的共性特征之外，其异质性何在？这种共性或异质性对于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形态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再譬如，1920年前后，新文化运动、新文学社团及其刊物已兴起于广州，而周边的香港与澳门直到1930、40年代才迎来新文学的发生，这其中殖民文化是如何影响和制约新文学的发生？同处于殖民背景下的香港与澳门在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上有何异同？在整个华南地区新文学发生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究竟是哪几种力量？其关系如何？与京沪等地相比，华南地区的文化制度、政党政治以及地域个性诸条件对于文学的影响有何差异？它与中国新文学主潮间存在怎样的同步追随与错位行进？又有着怎样的主动吸纳和改造回应？这些问题在以往“整体史”的叙述中显然是不够清晰的。以“五四在香港”的叙述为例，以往的研究多以作为当事者的陈谦的追忆为据，认为：“香港虽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下，未能如全国各大城市作出轰轰烈烈的行动，但我香港同胞义愤填膺，爱国心并不后人”⑤。近年来，这种“整体史观”统摄下的叙述遭到不少质疑。这一方面固然源于研究者“史观”之分歧，同时也由于多数研究未能在史料的挖掘上“出新”，如此导致多数研究从内容和结论上大同小异。⑥更值得反思和注意的是，今天我们所强调的以史鉴今究竟是哪一种“史”？是缺少血肉的“整体史”，还是为部分治史者所遮蔽和扭曲的“地方史”？事实上，以香港为例，“历史的呈现受述史者主观的压抑、遮蔽甚至扭曲的问题依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严重的是，由此造成的分歧至今还影响和左右着人们的认知。今日之香港研究，需要以史为据弥补“宏大叙事”之缺疏，同时也亟待以一种超越地方本位主义的视角去关照历史与现实”。⑦

二  作为对象与方法的“华南”

强调重返历史现场，考察新文学的地方起源问题，除了以传统上地域文化和地域个性明显的地区为对象外，还有另一种地方起源研究，即一些在文化板块和文化认同上有着明显特征的区域也可作为研究对象。比方“华中”和“华南”及其中心城市。一方面与京沪相比，广州等地处于“次中心”的位置，同时，它又充当了中国腹地文化传播与辐射的“中心”，晚清民初，这些地区曾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朱执信、谭平山等许多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大革命期间，广州更是一度几乎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如此，从时间与地理起源上，探究该地区如何在大时代的激荡中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如何生发具有地域空间特色的文学文本，进而考察文学与非文学、自由与革命、本土与异域、沿海与内地、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多元关系，便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从现代历史地理学上审视华南，其文学特征堪称显著。晚清以降，华南即为中国政治革命和文艺革命的发祥地。192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与左翼革命思潮较早在华南风行，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及更早出现的“南社”革命文学和国民革命文学也在这块土壤上争奇斗艳。这种多元并立、众声喧哗的文化格局与文学诉求随着1927年大革命失败而渐趋一元，并在1930年代发展为盛行一时的“普罗文学”。市井俗文学作为一种地方文学虽然经历了各种语言文化的交融变异，在华南地区尤其是广州和香港文坛一直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也展示出其持久而顽强的生命力。此外，以黄遵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岭南近代文学也有过领风气之先的辉煌，然而1919年的新文化運动并没有发生在南方沿海重镇的广州，这表明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复杂性与差异性。早期新文化与新文学传播者与生产者的不同文化身份也注定了华南地区新文学之异彩纷呈，而地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传媒环境与技术的不平衡也使得该区域文学的发生一波三折，此外，粤语文化圈独特的文化个性与语言认同也使得作为异质文化出现的新文学及其发展阻力重重。深入探寻其中因由与形态特征对于深化新文学起点的研究和区域文学建构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毋庸讳言，相比京沪两地和其它区域丰富可观的成果，长期作为“边缘”角色的华南地区新文学的研究还很薄弱，而对于该地区新文学的发生情况的探索就更少了，这对于新文学局部发展情况的研究是一个缺憾，也与现代华南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明显不符。就地方现代文学史而言，张振金先生早年所著《岭南现代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堪称代表之作。著名文学家、“当代岭南文化名人”李育中先生在序言中指出，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富有创新的意义”“但如何写好广东现代文学的开头，确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而作者本人在后记中也坦言史料的不足和自身对于20世纪中外文学缺乏整体的深入的研究，使得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入。⑧这段自谦之辞也再次暗示了重绘华南地区新文学之发生图景的挑战性与必要性。

在本土学者的研究中，“岭南”往往成为广东的代名词，如管林等著《岭南晚清文学研究》和张振金的《岭南现代文学史》，两部地方文学史的“开山之作”虽以“岭南”为题，但研究对象也主要集中于粤籍作家作品。然而，丹纳的关于文明发展的种族、环境与时代的三因素理论⑨提醒我们，地方文学史的叙述，除了应该关注文学发生的族群素养与地域生活环境对于作家创作风格和地域文学流派形成的影响，更不可忽略种族文化心理、社会大环境以及时代更迭和政治风云变幻等外部条件对文学生成演变的制约与促成作用。基于此，除了地缘文化与族群文化的考察，还应具备超越“地方”狭囚的大视野与对历史真相以及文学发生规律探求的学术精神。以此为视角的文学研究，除了关注传统的文学内部演变规律，更注重文学生成的外部机制的考察。为此，粤籍作家固然是主要考察对象，然新文学发生期的民国政治风云与空间的高度的流动性也应纳入视野。此外，与具有传统意味的“岭南”相比，“华南”并非一个单纯的地理区位概念，其更彰显了历史发展中的开放意识、世界意识与现代意义。它没有“岭南”概念所负载的厚重与悠久，但与中国新文学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同步，与发端于广东的现代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息息相关。“广东”与“岭南”概念侧重地方性中的稳定性、累积性与长久性，而“华南”概念则在此基础上，广泛涵纳了包括空间场域的多变性、流动性与开放性在内的文学发生发展的众多重要因子。事实上，从民国华南区域的现实政治环境下作家文人的生存与创作及其频繁的空间流动来看，“华南”概念的统摄也是合理的。从苏曼殊、黄遵宪等先贤早年频繁的空间流动及其文学书写，再到1920年代以降欧阳山、洪灵菲、戴平万、黄谷柳等人的漂泊文学与空间叙事，一再凸显了空间意义在华南地区新文学的生成、流变中的重要价值，这种空间的高度的流动性及其影响不仅在区域新文学的发生、流变中意义特殊，其业已延续到当代文学乃至21世纪的文学书写之中⑩。它提醒研究者，过去在地方文学史写作中常被忽略的空间流动性及其流寓写作，或许也应该是考察华南地区新文学区域特征的应有之义，其之于本土区域新文学乃至中国新文学整体的意义可能不在传统地域民俗性之下。

文学的地方发生实为一种文化“交往”。而所谓“中心”与“周边”的概念往往并非一成不变。“中心”与“周边”的关系自然亦非“输入”与“接受”的简单关系，其不仅存在“冲击”与“反应”，更有着改造与互动。11以此去审视华南地区新文学的发生轨迹就会发现，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相较于京沪两地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无疑处于“次中心”的位置。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南下和国民革命的北上，广州一跃成为两广、福建、港澳甚至南洋地区新文化的中心和政治革命的中心。今天，我们重审区域新文学之发生流变，势必需要将社会研究与政治因素纳入其中，而海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沿海—内陆”，以及对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视角，也适用于考察以粤语文化圈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历史面貌。故而华南研究之于中国文学研究，既是地方学研究的一部分，也是一种跨越了传统区域包括省界、国界区划的文化板块的考察。它既是一种板块研究，也是一种系统性的考察;既强调地方之个性，也重视客观存在的地域之间、局部与整体、中心与周边的互动关系的探究。既强调整体性和同一性，更强调差异性与多元性。既关注文学自身发生裂变的内在逻辑，也重视文学与非文学的复杂瓜葛。一言以蔽之，对区域板块的研究将是一种在社会整体和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全面考察。

以“华南”为方法，还意味着将“华南”置于中国、亚洲、西方的多维关系视角之中，审视其中微妙多元的互动关系，研究华南的独特性、异质性和世界性。同时，也应该反思过去华南研究中的局限性与偏差，以更客观的视角去全面把握区域之外与区域系统内部的复杂关系。以“华南”为方法，是对传统上的“中心”与“周边”关系的再审视，是对以往文学视角缺失的一种修复与丰富，也是对费孝通先生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一种文学的闡释。总之，华南地区新文学的发生与传播体现了其自身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将其置于全国范围的新文学大背景下比较考察，讨论在地方文化脉络中，为适应区域政治文化环境，新文学在其中的延续、变异和调适的动态历史过程具有特别的意义。

三  华南文学：一种新的阐释框架

1980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了以“华北”“华南”“江南”“岭南”“东南”“长江中下游”“中原”“关中”等跨行政划分的区域研究框架。进入新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转向中层理论的特征更加明显，“京津冀文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呼声渐起，12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之变，也提醒我们，这种区域划分的背后如果确实存在一种所谓“文化板块”的支撑，那么了解其来路，或许才是构建这种理论框架的第一步。

作为华南新文学的典型形态——“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及其概念的问世自有其历史文化逻辑。当前亟待解决的是从源头出发，补正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客观存在的局限和错误，同时发现曾经被忽略和遮蔽的史实。譬如，从研究视野上看，传统地方文学史的叙述多以作家作品以及流派为纲进行论述，这类研究固然能展示不同作家的风格，但难以从整体上和历史文化进程上全面把握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的整体面貌、基本走向及其生成动因。从研究内容上看，以往研究多集中于文学内部的勾勒与描述，忽略了对文学生成的外部因素和背后深层的社会文化动因与文学活动的精细探究。对文学生成的社会背景往往仅从政治运动与社会思潮的表层去描绘，而对更深层次的政治革命、党派关系、教育体制、空间地理、地方民性以及社会文化心理之复杂特性付之阙如。从研究方法上看，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纯文学批评问题在于过于单一，更缺少理性批判与实证精神。因此，从发生学角度考察新文学在华南地区的土壤情况、以及播种、孕育、生发乃至流变过程及其特征，其价值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从学科发展上，建立在文化板块基础上的地方文学研究对于深入文学的结构与形态方面的思考不无裨益。以往宏大叙事指导下的地方文学是很难看到具体的差别与互动的，而事实上，作为中华子系统的华南与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华南系统内部，其新旧文学形态的演变并非同时同步、整齐划一的，它遵循着自身的时空演化逻辑，这并非任何先入为主的叙述所能概括和统摄的。譬如，新文化在华南的推进，在广州是借助于政治精英的主导和南来新文化巨子的“催化剂”作用，而对于同处于华南文化系统的香港，新文化的火种甫一点燃即遭到掐灭，而澳门则到1930、40年代新文化和新文学才开始破土而出。再譬如，20世纪文学的新旧之争和雅俗之争，以往我们更多看到其矛盾对立，但以华南系统观之，其交织关系可能更为复杂多元。总之，从文学视角看“华南”，是考察特定历史、政治与人文地理环境下，文学发生演变的内在规律特征，以及各种区域和关系之间的互动共生过程。是对以往“中心—边缘”研究模式的再度审视，其揭示了“中心”与“周边”的关系不仅存在冲击与反应，也有着改造与互动。13

从研究视野上，是对以往文学研究的一次拓展。以“华南”为对象与方法，是文学研究“向下看”的一种实践。与以往的文学史的“中心主义”和“宏大叙事”相比，它重视从“周边”看“中心”以及整体与局部的“互看”和“互动”。晚清以降，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在新文学传播与生发过程中因一直扮演着微妙而关键的角色而具有交互主体性特征。在“中心—次中心—周边”的运行过程中，所谓“中心”与“周边”在不同的历史和空间背景下往往负载了不同的涵义。从地域上讲，华南相对于中原是“周边”，从政治和文化角度来看，相对于北京、上海，无疑是“次中心”，但从华南这一区域系统的内部来看，近代广州相对于周边地区尤其是港澳地区甚至南洋，无疑是一个“中心”，在国民革命时期，广州甚至一度是全国的中心。这种政治地理的变迁对于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以此为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新文学版图上的“华南”，对于新文学整体研究图景无疑是一种丰富与弥补。

在研究范式和方法上，华南文学研究是对以往新文学研究的一次重构。从“文学—史学—地学”出发的华南文学研究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与实证研究的重要实践，也必将推动中国文学研究向“科学化”和“本土化”发展。它有助于突破以往“纯文学”的单一和地域研究的狭囚与机械的做法，既关注纯文学性，也关注非文学，既注意其独立性，也关照其依附性。在“文学—史学—地学”的大框架中，发现因果逻辑，考镜源流，以史鉴今。将区域文学放置于中国社会整体和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全面审视，突破从地方民俗史料加作家作品批评的单一视角，将文学内部与外部相结合进行综合考察。

重返历史现场的华南文学研究，是对文学史的重新发现与尊重。华南空间的开放性及其高度的流动性特征也提醒我们，华南文学研究必须超越以往侧重于文化地理角度的地方史研究。传统的省界和族群研究对于考察本土粤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并无不可，但无法真实反映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全貌和实况，也难以合适表现区域之间广泛而深入的文学互动以及许多非粤籍作家在区域新文学建构中的实际作用。由此，区域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画地为牢”的人为切割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牵强附会，因而也是更符合文学发生规律和区域历史实际的。“华南”空间的意义不仅在于凸显地域个性，其最终价值在于以新的视野探索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机制和中国历史文化变迁的整体的丰富性。探究华南空间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背后的原因、关联与异质性，不仅对于丰富整个新文学发生的历史图景大有必要，对思考新文学与区域文学的未来走向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批判性反思的出发点是认识到你到底是谁，认识到‘认识你自己也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它在你身上留下無数的痕迹，但你却理不清它的头绪。因此，找到这一头绪就成为当务之急。”（葛兰西语）今天，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从新文学发生的原点出发，重新探究区域文学的运演轨迹，既是总结文学发生发展规律的需要，亦是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就笔者所见，1866年前后的《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64-1951）》等报刊在谈到近代移民与海盗时即有“the south of China”之说。据桑兵先生考证，“华南”作为区域概念，较早始于1895年出版的《甲午中日战辑》，尔后偶现于欧美报刊和在华传教士的翻译之中。而作为通行概念则主要出现于抗战时期。广义上泛指南中国，狭义上则以珠江流域沿线省份为主。详见桑兵：《“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学术研究》2015年第7期。

②见《羽公半月刊》1931年第2期第34页、《私立岭南大学校报》1932年第3期第14-21页等广东报刊关于“华南”的界定。

③1929年4月7日的《申报》关于《全国巡回运动昨日开幕》的报道中，关于华南区的范围为广州、汕头、厦门和福州。1929年12月31日的《申报》题为《拒毒会扩大巡回拒毒运动》的报道中，“华南”包括广州、汕头、澳门、香港、福州、厦门以及梧州、南宁。

④比方曾大兴就曾批评：“由于某些学者对“地域”、“地域文学”与“区域”、“区域文学”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因此对不少具体的地域性文学流派（群体）、文学家族以及他们的作品之特点的描述就不够准确;由于对“地域文学”的认定缺乏科学的依据，因此在许多地域文学史著作中，往往就把外地作家的创作舍弃了。因此这样的地域文学史就是一部不够客观、不够完整的地域文学史”。详见曾大兴：《地域文学研究的成绩与不足》，《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6年第1期。

⑤陈谦：《五四运动在香港》，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青年运动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陈谦之后的研究和相关史著多以此为据，因内容相差无几，概不赘述。

⑥香港本土部分学者认为，“爱国史观”下的香港书写最大的问题是对“地方性格”的忽略。笔者近来结合新发掘一手史料，对这一问题予以重新探讨，力图还原和见证部分历史真相。有兴趣者可比较参阅陈学然：《五四在香港 殖民情境、民族主义及本土意识》，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43页;李明刚、张鸿声：《1922：新文化运动在香港——以<香港策群>为视点》，《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5期。

⑦参见李明刚、张鸿声：《1922：新文化运动在香港——以<香港策群>为视点》，《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5期。

⑧张振金：《岭南现代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29页。

⑨[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⑩参见张鸿声、李明刚：《“深圳叙事”：历史及其意义——对莫言、李佩甫、邓一光深圳书写的考察》，《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

11参见李明刚博士论文《华南地区新文学的发生》，中国传媒大学2018年。

12如澳门的吴志良先生和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团队等，见吴志良：《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文艺报》2018年10月19日;蒋述卓、龙扬志：《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共时呈现》，《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13张鸿声、李明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华南”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3月25日。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粤港澳新文学之发生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D20CZW07）

责任编辑：蒋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