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羲 曾绍义

摘要：巴金是享誉国内外的大师级作家，他的主要作品《家》《春》《秋》《寒夜》等，都是“四川人写四川事”的重要成果，其中，“无技巧”地运用四川方言是其艺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研究。但在此前的巴金研究中，对此鲜有涉及。《巴金全集》中有四川方言词语的小说共6卷，四川方言词7641条，还潜隐存在四川方言句式。巴金运用这些方言表现的基本特点有“三多”，即对话描写方言多、细节描写方言多和直接描写方言多，“无技巧”地运用四川方言是其最大特点，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巴金小说;四川方言;“无技巧”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个突出的文学现象，即许多作家都有较强的恋乡情结与地域文化意识，他们在小说创作中总是或隐或现地表达了对故园乡土的深情眷恋与无比关怀，并通过方言土语的巧妙运用，创作了一系列大放异彩的乡土小说，充满了浓浓的乡土味，如鲁迅、茅盾、老舍、李劼人等。作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四川籍大作家，巴金尽管长期定居上海，但他生于成都，长于成都，离开成都时亦已“成年”，他的小说中影响最大的《家》《春》《秋》，艺术成就最高的《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也都是以四川（主要是成都和重庆）的人与事为题材的。也就是说，巴金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鲁郭茅巴老曹”排序入列的大师级作家，这些“四川人写四川事”的小说对其入列起了关键作用，也因此成为巴金研究者们主要的研究对象，有的还被多次拍摄成电影、电视剧（如《家》《寒夜》等）。杨义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巴金”一章的结尾特别指出：“他的小说的最高成就存在于描绘成都、重庆两地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之中”，因为“写重庆、成都等地题材的作品具备作家生活积累的优势，倾于客观写实”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里所说的“作家生活积累的优势”，除了作家所熟悉的人与事，当然也包括了作为“四川人”的重要交流工具——“四川话”，即四川方言，所谓“客观写实”，自然也包括了作品中所用到的四川方言。事实也是如此，最早出版的《四川方言词典》就收录了《家》《春》《秋》《寒夜》中的方言词语一千余条，随后出版的《巴金语言词典》也收录了不同的四川方言词170余条，之后陆续出版的《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方言与文化》以及《成都方言词典》《成都话方言词典》等都收录了巴金小说中的四川方言词。遗憾的是，这些著作的出版并没有引起研究者们对巴金方言书写的特别关注和重视，唯有李怡教授在《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中，第一次指出“现代四川文学（特别是现代四川小说）常因其独具魅力的方言土语而为人称道。四川话和北京话一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里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地方性语言”②，并以巴金收入《小人小事》里的《猪与鸡》为例做了个案分析。为进一步较为全面地了解巴金小说中的方言书写，我们以《四川方言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成都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巴金语言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等重要辞书为依据，查找了由巴金先生生前亲自编定的《巴金全集》中的全部小说，发现有四川方言词语的小说共6卷，四川方言词7641条，它们是：《家》，802条（《巴金全集》第一卷）;《春》，1748条（《巴金全集》第二卷）;《秋》，2017条（《巴金全集》第三卷）;《憩园》，1407条（《巴金全集》第八卷）;《第四病室》，404条（《巴金全集》第八卷）;《寒夜》，321條（《巴金全集》第八卷）;《抹布》，94条（《巴金全集》第九卷）;《还魂草》，217条（《巴金全集》第十一卷）;《小人小事》，541条（《巴金全集》第十一卷）。这还仅仅是狭义上的“四川方言”，主要指四川方言语汇，包括全部的词和固定短语，即由诸如谚语、俗语、成语、格言、惯用语、歇后语等构成的固定组合。如果是广义上的“四川方言”，巴金小说中方言的数量自然会多得多，广义的四川方言还涉及方言语音、方言韵调、方言语法、方言思维等等。尽管这七千余条方言词在巴金小说中的比重不算大，但也并不如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绝对：巴金小说“全是抒情性的标准的书面文学语言”③。总之，作为一种“客观写实”的创作现象，巴金小说中的四川方言书写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四川方言在现代语言区划中属于北方方言区，这是由四川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因此四川方言各语言要素与普通话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如语音相近，语法结构相似，大部分词语都能相通，外地人通过四川方言字面就能大致理解它的含义，尤其是作为四川官话代表的成都话，“语音系统比较简单，在全国各方言中，成都话可以说最容易学，也最容易懂”④。这就首先决定了巴金小说可以将四川方言词语直接入文，比如小说中频繁使用到的“周正”（端正齐整）、“谈得拢”（谈得来）、“默倒”（以为）、“惯使”（娇惯）、“到家”（到位）、“一堆耍”（一起玩）、“认不得”（不认识）、“淘神”（耗费精神）、“开腔”（张口说话）、“巴适”（舒服、妥帖）、“晏”（晚）、“慢条细摆”（慢条斯理）、“生拉活扯”（生拉硬拽）等四川方言词，对于多数读者来说都是易懂的;对于像“摆龙门阵”（聊天）、“冲壳子”（吹牛）、“喜神方”（一种川西新年风俗）、“演全武行”（大打出手）、“劈兰”（凑份子）、“车”（转动）、“相因”（便宜）等方言词则是四川方言口语的书面再现，是运用同音和近音假借的汉字书写方式按照原声实录下来的，更有地域特色。

由于四川人说话喜欢绕弯子，以“展言子”的方式激发人们的想象和联想，使得四川方言中还有许多富于生活哲理和幽默意趣的惯用语、歇后语和谚语。巴金小说中也不乏其例，如《春》中四房太太王氏嘲讽陈姨太说：“你不要凶，豆芽哪怕长得天那样高，总是一棵小菜！”王氏用此俗语作比喻，讽刺陈姨太只不过是倚仗高老太爷的地位在高家作威作福。《家》中的觉慧看不惯长辈们的虚伪在心里暗笑，他想：“纸糊的灯笼快要戳穿了！”这是一句方言歇后语“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穿”，觉慧认为长辈们的阴谋诡计终会暴露。还有《秋》中觉英对淑华打趣道：“大懒使小懒，小懒使门槛，门槛使土地，土地坐到喊！”这是一句四川谚语，意思是为了自己偷懒而相互推卸责任和义务，最后大家都一事无成。

此外，巴金小说中的虚词系统也很丰富，特别是语气词和“子”尾现象。比如，《寒夜》中曾树生对醉酒的丈夫感叹道：“真是何苦来！”其中的“来”是一個特殊的四川方言语气词，常用于句末表示已然发生的事情，并使语义带有反问、责怪的意味。曾树生在大街上偶遇因喝醉酒而狼狈不堪的丈夫汪文宣，心生怜悯，责怪他不该如此折磨自己，略带责备的语气流露出作为独立女性的曾树生对丈夫亦有一片情意。另一语气词“吗”，除了有与普通话一样的句法功能外，还有其四川方言的特殊用法。如《第四病室》中描写医院工友走到第六床病人面前，询问道：“要干饭吗稀饭？”方言词“吗”在此处用于选择疑问，并缩略了句子表达，完整的说法该是“要干饭吗，还是要稀饭？”像这类充满川语气息的方言语气词，巴金小说中还有很多，如“啥”“罢”“罗（啰）”“嘛”“嘞”“咹”“呵哟”“得嘛”等等。这些四川方言语气词在模拟小说人物语言时，不仅避免了文句的单调枯燥，改变了叙述节奏和语感，使话语生动、活泼富有变化，还可从中听出说话人的口气、语调，从而更传神地表现出四川人的性格特征。与北京话中普遍的“儿”尾现象相对应，“子”尾现象则是四川方言词显著的语音特征。巴金小说中的方言名词，相当一部分是附加后缀“子”的方式构词，这些“子”尾词成为文本突出的语言标志，比如“老头子”“厨子”“炮子”“枝子”“书签子”“膀子”“树子”“方子”（棺材）、“法子”“铺子”“舟子”“星子”“药单子”“馆子”“口子”（街口）、“蝉子”“雀子”“耗子”“洞子”“车子”“摊子”“饭锅子”等。从语音上看，由于z和i都是通过合小嘴巴，抬高舌位，由舌尖前部轻声发音，无论“子”尾的前一个音节开口度有多大，“子”尾韵母都能起到补充音节、协调语气的重要作用，营造出四川方言阴柔委婉的音韵美感。同时，“子”尾现象也与词语的词义、词性密切相关，并流露出亲昵、愉悦的感情色彩。例如《憩园》中的叙述：“他又把我引到金鱼缸那儿去。缸子里水很脏，有浮萍，有虾子，有虫……我们又走回到桂花树底下。爹仰起头看桂花。雀子在树上打架，掉了好些花下来。”“缸子”“虾子”“雀子”等“子”尾词均带有细小、可爱之意，表现了一个孩子天真活泼的语气及其欢喜的感情色彩。

巴金小说中潜隐存在的四川方言句式，也是一个特殊又重要的现象。句式层面的方言化主要表现为采用与四川方言言说习惯相符的一些句法和表达法，这些方言句子是现代汉语规范语法所无法囊括和解释的，初读起来似乎有些别扭，但符合四川方言特定的语言思维和表达方式，因而也是巴金四川方言书写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以助词“在”置于动词谓语后表示持续体，句子基本结构为“V+着+在”，可居于句中也可以放在句尾。这一句式在巴金小说中比较常见，它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在”的存在句用法，作为四川方言句法主要强调的是动作或状态的正在进行或持续进行，其中“在”起着补足语气的作用。如《春》中这样写道：“在中间的屋子里女佣和丫头们将就着席上的残汤剩肴吃过了饭，忙着在收拾桌子。”“忙着在收拾桌子”意思就是正忙着收拾桌子，强调动作的进行状态。这种潜隐存在的特殊方言句式用法还有许多，如“V+得有”表示已然体，而普通话一般用“V+有”表动作的实现结果：“锅里头还给你留得有热水。”（《寒夜》）“留得有热水”意思是留有热水，中间加上“得”更强调“留”这一动作的完成。又如“V得/V不得”，在四川方言中有三种情形，表示客观条件的允许或必要：“还有点烫，不过也吃得了。”（《春》）“吃得”表示药的温度适宜因而可以喂给孩子吃了;或表示主观能力的强弱或大小：“往天你吵得，怎么今天也害怕吵了！你做得，我就说不得！”（《憩园》）这是杨家小孩回忆母亲和父亲吵架的情景，母亲说“你吵得”“你做得”指父亲能够在家大吵，在外嫖赌，那她也就“说得”，即她也能因此训斥父亲;或表示应该或必须：“妈，走得了。”（《寒夜》）空袭警报响起来，汪文宣催促母亲必须要走出门躲警报了，“走得”指必须得走了。再如“V+得赢/不赢”，“赢”用在动词后作结果补语，“V+不赢”意思是“赶不上或来不及做某事”：“五爸看见我们逃都逃不赢，哪儿还敢再来？”（《春》）“逃不赢”意思是逃跑都来不及，克定在茶铺看见觉民等人赶紧逃开。还有“V到V到”的方言句式，表示动作的同时进行：“芳纹，你怎么说到说到就哭起来了？”（《秋》）“说到说到”意思就是“说着说着”，表示伴随着说这一动作同时又哭起来。小说文本中这些普遍存在的四川方言句法，是巴金方言思维的无意识显现，也使巴金的四川方言书写更显自然、真切。

总体说来，巴金的方言书写同李劼人、沙汀、艾芜、周文、罗淑、王余杞等其他使用方言书写的四川作家一样，都是在“川人写川事”中呈现出来，都是为描绘人物形象、凸显人物性格而选择那些最生动、最富表现力的包含着浓浓“川味儿”的方言词语，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地域特色和艺术感染力量，不过细细品读，巴金的方言书写仍有不同于其他四川作家的特点，可用“三多”予以概括：

一是对话描写方言多。精彩的人物对话描写是巴金小说的重要艺术特色，特别是表现那些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作品，更是可以见到多种形式的四川方言。例如《憩园》第二十六章，主要写了一个小孩对“我”和姚太太讲他家人的故事，就在这个占了五分之四篇幅的“故事”的实录中，出现了诸如“吵嘴”“紧吵”“吵起嘴”“吵得凶”“吵得真凶”“吵得更凶”“一回比一回凶”以及“她喊爹做‘三老爷”“爹喊她做‘老五”，以及“说不得”“不晓得”“不回转来”，还有“虾子”“雀子”“缸子”“金圈子”等这些组构形式不同的方言，既大大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也让包括“我”和“姚太太”在内的听众对“故事”（主要是讲小孩父亲的不幸遭遇）主人公的命运更加同情。一些直接写“吵嘴”“吵架”的对话描写，更是四川方言的集中展示，例如《小人小事·猪与鸡》中，写一个“三十几岁的寡妇冯太太”的叫骂：

你狗×的天天搞老子的鸡儿，总要整死几个才甘心！老子哪点儿得罪你嘛？你爱耍，哪儿不好耍！做啥子跑到老子屋头来？你默倒老子怕你！等你老汉儿回来，老子再跟你算总账。你狗×的，短命的，你看老子整不整你！总有一天要你晓得老子厉害。

冯寡妇骂了王家小孩又骂“我”的侄儿：

你好不要脸，自己家里有东西你不吃，要出去吃野食子，给人家撵出来，你就连腔都不敢开了……

后来又独自开骂：

×的，龟儿子，死娃子，偷了老子的鸡儿，×妈的，吃了就胀死你，闹死你，鲠死你，把你肚子、肠子、心子、肝子，都烂出来，给鸡儿啄，狗儿吃。你不得好死的！……

尽管“没人答话”，她还在“手舞着，脚跺着”地继续骂：

哪个偷老子鸡儿的，有本事就站出来，不要躲在角角头装新娘子。老子的鸡儿不是好吃的，吃了要你一辈子都不得昌盛，一家人都不得昌盛！……

在这一连串连骂带咒的叫骂声中，除了几个连接词，每个句子全是由四川方言词语构成，而且尽是些最具攻击性、侮辱性的词语，连珠炮地从这位冯太太那“尖声尖气”的大嗓门里爆出，一个活脱脱的“泼妇”形象便立在我们面前了。

另一种“对话”中的方言词则更多起着渲染和烘托的作用。如《寒夜》的“尾声”写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在一条“阴暗、寒冷、荒凉的市街”去打听“汪家”去向的情形，在曾树生与方太太差不多二十段对话中，就出现了十一个“不晓得”，可谓“一问十不知”，即以汪文宣的惨死表达了“我不是在鞭挞这个忠厚老实、逆来顺受的读书人，我是在控诉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个‘斯文扫地的社会”⑤，也具体地描写了曾树生此时此刻为何“打了一个寒噤”“又打了一个寒噤”——“夜的确太冷了”！像这样的对话描写，无论是在《家》《春》《秋》这样的长篇中，还是在《抹布》《小人小事》这样的短篇中，都是很多的。

二是细节描写方言多。如果说情节是人物形象的“骨骼”，细节则是人物形象的“血肉”，没有“血肉”，人物形象是不可能“活”起来的，因此优秀的作家总是注重细节的发掘并精心描写。巴金在细节描写中也多插入方言词，以更准确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如《寒夜》第九章写到病中的汪文宣与母亲的一段对话，有这样的细节：汪说“我只请半天假。明天他们公宴周主任，给他祝寿，我还要去参加”，母亲却“不以为然”地说“其实你可以多休息一天”，汪文宣执意要赴宴，说“我明天一定要去，不然他们会看不起我，说我太‘狗，想赖掉份子钱”，而且是在“用力说， 脸都挣红了”。本来表达执意赴宴有了“一定要去”的话就够了，至多再补充个“不然他们会看不起我”的理由，但是加上“说我太‘狗，想赖掉份子钱”（四川方言中‘狗即吝啬、抠门之意;“份子钱”，指参加婚宴、丧宴、生日宴等送的礼钱），不仅强化了“我一定要去”中“一定”的决意，也由此凸现了汪文宣不顾“打摆子”的病体硬要参加这场寿宴的无奈，从而让读者更加同情“这个忠厚老实、逆来顺受的读书人”，更加憎恨那个“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接着这一细节，又有描寫母亲的细节：当母亲问及曾树生，汪说“她是天使啊，我不配她”，母亲“气恼地”反问中也使用了“妖形怪状”“做女招待”和“哪个”“晓得”“她一天办些什么公”等一串四川话（准确地说是成都话，不是重庆话），把“母亲”对曾树生这个“花瓶”的不满无时无刻不表现出来的“典型性格”再一次展现出来。

就是在一些描写环境的细节中，巴金也不觉加入了四川方言，如《家》第一章开头写高觉明、高觉慧两兄弟出场的背景，首句便用了“扯破”“棉絮”两个川语词：“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还有“风玩弄着伞，把它吹得向四面偏倒”中的“偏倒”，“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中的“燃”，都是四川方言中特有的说法，形象生动不说了，最重要的是“景先夺人”，人物还未出场，故事即将开始，先就以风雪交加、“空气寒冷”的“暮色”预告着“一个希望鼓舞着”的“温暖、明亮的家”，终究会上演一出与“希望”完全相反的悲剧来。

作为描写动作的主干词动词常常在细节描写中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果再加入方言词，便使“川式”的幽默与讽刺意味顿时倍增。例如《春》的第十一章有这样的细节：陈姨太听过克明“温和地劝”之后“也渐渐地止了哭”，克明对淑华说要“好好劝劝”陈姨太——“说罢他就抽开了身子，还伸手在自己的两只膀子上拍了一下，好象要拍掉陈姨太身上发出来的那种浓烈香味似的”。“膀子”即手臂，又称臂膀。克明这个有些夸张的“拍”虽然是个并不起眼的细微动作，但有了“膀子”这一四川方言词的出现，不仅把克明的“道学气”生动地展现了出来，也讽刺了他迂腐可笑的性格。总之，在巴金的小说中，像类似细节描写俯拾皆是。

三是直接描写方言多。巴金曾明确说自己的作品“是直接诉诸读者的”（《灵魂的呼号》），他总是在作品中将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感情色彩十分鲜明地表达出来，加之他始终坚持“写真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因此读他的小说总会被其中思想的情感的力量冲击着，这在语言风格上则表现为像川人“摆龙门阵”那样与读者“交心”，真切、自然、朴素、明快，其中也包括了四川方言词语的直接使用。前面两“多”当然属于直接描写，这里再举另外两种不同方式的描写，便可知道巴金小说中方言词语几乎全部都用在了直接描写之中。如《秋》第二十章写芸的姐夫郑国光的出现：“短身材，方脸，爆牙齿，说一句话，便要溅出口沫来。”其中四川方言“爆牙齿”特别夺目，令人厌恶，接下来写郑国光吹捧冯乐山时又“忽然露出爆牙齿”，就不由得由厌恶进而为憎恶了！这是直接的“肖像描写”。又如《春》第三章写淑英、觉明、琴、淑华等人吃蒸蒸糕的情形：走进后房，琴和淑英并肩坐下来，“淑华站在背后，给琴梳了头，挽了一条松松的大辫子，扎着青洋头绳，用刨花水把头发抿得光光的;琴自己还淡淡地傅了一点白粉。翠环也给淑英梳好了头……她们还没有收拾好，觉民和绮霞就把蒸蒸糕端进房来了。一共三碟，用一块朱红漆盘子盛着，还是热气腾腾的”。其中的“后房”“刨花水”“洋头绳”“蒸蒸糕”等物名和“抿”“挽”等动词都是四川话里常见的，因其常见，生活气息也自然真实可感。总而言之，由于直接写“客观”，相当于现场实录，融汇其中的四川方言也就不特别“显山露水”了。

巴金方言书写的这种看似不明显不突出，实则也在为形成巴金独特的语言风格起着重要作用，这种现象是由作家的创作态度和审美追求所决定的，即与他的“无技巧”——斧凿而不露斧凿痕迹的“技巧”主张是完全吻合的。换言之，“无技巧”地运用四川方言，是巴金小说中四川方言书写的最大特点。巴金多次说过：“我写小说不论长短，都是在讲自己想说的话，倾吐自己的感情”⑥，因此“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⑦。又说：“我认为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不可能有脱离内容的技巧”⑧，于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⑨。与此同时巴金还提出了另一个“最高境界”说，他说：“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寫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我最恨那些盗名欺世、欺骗读者的谎言。”⑩一句话，就是“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11。我们将这两种“最高境界”说结合在一起，便可清楚地看到所谓“无技巧”就是“真实”而“自然”地写出作家内心感受到的东西，让读者看不到任何运用“技巧”创作作品的痕迹，而这恰恰是巴金的方言书写最大的特点，即有方言存在却让人感到“他的语言最能显示那热情明快的风格……极少采用古语古词，也不大用生涩的地方口语”12，以至于有研究者断定“巴金并不靠猎取方言、俗语以示质朴”13。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对“境界”一词作过这样的解释：“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可见写“真”即巴金所说的“不说谎”便是“有境界”，而“自然而然”不露斧凿痕迹地“写真”，便是巴金所说的“最高境界”。说到底还是一个“做人”的问题，只有“把心交给读者”，一切从读者的精神需要出发，将作家心中最美好的东西真实、自然地书写出来，就会对读者有染情、益智、启思的作用。正如巴金先生寄语青年作家所说的话：“我认为作家的目的应该是高尔基的那句话：‘使人变得更好。要做一个好作家，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文品和人品是分不开的。”14

独创性是一切艺术的共同特征，每个作家在运用语言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语言风格，巴金先生在小说中“无技巧”地运用四川方言，无疑是他的作品所取得很高艺术成就的一部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注释：

①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杨义文存》（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②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③12谭洛非、谭兴国：《巴金美学思想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第230-231页。

④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页。

⑤巴金：《<寒夜>挪威文译本序》，《巴金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页。

⑥巴金：《谈我的短篇小说》，《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页。

⑦11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一九八0年四月四日在日本东京朝日讲堂讲演会上的讲话》，《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第10页。

⑧巴金：《祝<萌芽>复刊》，《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70页。

⑨巴金：《探索之三》，《巴金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

⑩巴金：《我和文学（代跋）——一九八0年四月十一日在日本京都“文化讲演会”上的讲话》，《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725-726页。

13袁振声：《巴金小说艺术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14巴金：《致青年作家》，《巴金全集》（第十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397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蒋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