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青海湖地域” 作为1980年代新诗的地方资源

2021-03-01左存文

当代文坛 2021年2期

左存文

摘要：“泛青海湖地域”作为1980年代新诗的地方资源，一方面显示出诗歌与时代某种隐秘的关联——在新时期个体生命得以觉醒的重要“媒介”，并以地理的方式对生命诗学形成的直接启示;另一方面，在“泛青海湖地域”的特殊地貌面前，诗人作为“异域”闯入者所形成的陌生经验对于诗歌生成的重大影响，诗人借此从本体的层面进入“垂直时间”而思考生命的“永恒”感。“泛青海湖地域”也被诗人生命照亮，成为诗学意义上被“发现”的地方资源。由此，以“泛青海湖地域”为例的地方路径，在以“文化”视角（朦胧诗）和“生活”视角（第三代诗歌）为主流的诗歌史叙述中，其指向的“生命”意识对1980年代诗歌的考察有了更为丰富的视角。

关键词：泛青海湖地域;1980年代新诗;地方资源;地方路径

1980年代，以青海湖为中心，分别有新诗的名篇问世：东部湟源县日月山一带的哈拉库图古城，成就了昌耀的名篇《哈拉库图》（1986），西川在途经青海湖北部的小镇哈尔盖时写下《在哈尔盖仰望星空》（1985），海子在青海湖西部的小城德令哈写下著名的《日记》（1988年）、在青海湖畔写出《七月不远——给青海湖，请熄灭我的爱情》《青海湖》（1986）等系列诗歌。关于这些诗歌，学界往往将其纳入“西部诗”的范畴，或者将昌耀的创作称之为“新边塞诗”，如果西部之说仅仅是以地理位置為标准的话，那么“新边塞诗”还是依传统思维有着浓厚的政治中心意识。就具体的地理位置来看，哈拉库图与哈尔盖就在青海湖畔，而德令哈相对较远，但是因为高原地貌的单调重复，以及铁路的贯通，使得德令哈与青海湖形成了感受上的统一体。因此，可以将青藏铁路沿线、以青海湖为中心、夹峙在昆仑山与祁连山之间的这一地域称为“泛青海湖地域”。需要辨析的是，在“西部诗”“新边塞诗”①这些学界已通用的阐释框架之下，重新提出“泛青海湖地域”是否显得多余？首先，“新边塞诗”背后的政治中心意识显然是值得警惕的，尤其是文学地理学的兴起，对于诗歌的研究有了新的视角，以及近年来李怡所提出的“地方路径”，为文学丰富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次，“西部诗”所说的“西部”，当然包括青海湖地域，学界对“西部诗”也各有所指，没有具体标准，呈现出非常混乱的状态。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以“泛青海湖地域”作为新的视角，而其成为1980年代诗歌的地方资源，不但与诗人在地理层面的“异域”感受相关，而且与诗人的个体生命对其“照亮”的“发明”机制相关。

一

早在1980年代，曹文轩就发现了同期诗歌中涌现的“大自然崇拜”这一精神现象，他认为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步入1980年代的诗人出现“大自然崇拜”是理所当然的，是“一种沉睡的审美意识的苏醒”。②如果进入“泛青海湖地域”，那种蛮荒、空旷的自然环境，会给个体的生命体验带来极大的冲击。以此出发，读昌耀的《哈拉库图》、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海子的《日记》等诗篇，就会进入以地方为媒介的诗性体验，这种“地方”体验不管是单纯的地理空间所形成的视觉冲击，还是在这一地理空间中诗人所体验的“变形了的时间”和变形了的空间，都与生命本体发生了密切的关联。就此，泛青海湖地域就有了英国学者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在《地理与世界霸权》一书中所说的地理能量，昌耀、海子、西川笔下的世界就呈现出法国学者加斯东·巴什拉在《梦想的权利》一书中所说的“诗意瞬间”，其所表现出的时间也是区别于线性时间的“垂直时间”，正是地理能量所催发的对时间、空间的全新体验，使诗人直逼生命存在的哲性状态，相应的诗作也呈现出生命诗学的质感。

有趣的是，泛青海湖地域的很多地方恰恰是因为诗歌而被人们熟知，比如德令哈是因为海子的《日记》、哈尔盖是因为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哈拉库图是因为昌耀的《哈拉库图》等等。③无论是哈尔盖“这个远离城市荒凉的地方”，还是德令哈——“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以及终于疲惫的“哈拉库图城墟”，这一带的“荒凉”“神秘”成为诗人们共通的体验。很显然，这些诗歌的生成首先来自于诗人的陌生体验，这几位诗人都不是青海本地人，昌耀是湖南桃源人，海子是安徽怀宁人，西川是江苏徐州人，他们所出生、成长的地方也与青海湖周边的地貌有着巨大的差异。从地理环境来看，作为“闯入者”的诗人，地貌的冲击迫使其产生完全陌生的体验，也促成了全新的诗性经验的生成。这种经验生成具有爆发的特征，似乎一下子击中了诗人生命的内核，因此西川“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海子反复强调“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昌耀则“仿佛觉得遥远的一切尚在昨日。/而生命脆薄本在转瞬即逝。”在空阔的荒凉景象中，人的生命被置于具有哲学意味的本体之思中，它剥离了地理被赋予的历史肉身和文化表象，甚至时代的痕迹也消失不见，只剩下作为生命存在的人在茫茫宇宙中追问生命本体的意义。

就昌耀来说，在1986年写《哈拉库图》时，他已经在青海辗转生活了21年，此前的1959年，也就是他到达青海的第五年，他在哈拉库图冶炼钢铁，写出了与哈拉库图有关的第一首诗：《哈拉库图人与钢铁——一个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心灵笔记》。这首诗记录了一场哈拉库图人的婚礼，一对新婚夫妻并没有关注个体的幸福，而是在如此喜庆的日子关心如何去“大炼钢铁”④，与此相比，《哈拉库图》的“异域体验”和地方冲击则更加彰显。海子的《日记》⑤写于1988年，这是他第二次进藏时坐火车途经德令哈。早在1986年他第一次进藏时就在青海湖畔写下了《七月不远——给青海湖，请熄灭我的爱情》⑥，这首诗虽然不像昌耀的《哈拉库图人与钢铁——一个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心灵笔记》那样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迹，但两首诗的抒情性质是很接近的，类似“啊，青海湖，暮色苍茫的水面/一切如在眼前！”在简单的抒情句式中，生命体验远不如《日记》那么深刻。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抒情意味最浓，如果对比他在2004年写出的《南疆笔记》，就会发现类似的陌生地域（南疆部分地域和泛青湖地域的地貌同构）对诗人诗性经验的影响呈叠加状态，他提到，“够荒凉，不可能更荒凉了。荒凉穷尽了‘荒凉这个词。在荒凉之中，我被推倒在地。举目四野无人，只有群山、群山上的冰雪。寂静也是一种暴力。”⑦这种来自特殊地貌的暴力，对诗人构成了一种压迫，或者说地理产生了能量，迫使诗人审视自我存在。

二

西川的“暴力”之说，让人想到英国学者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在《地理与世界霸权》⑧一书中所说的地理能量，他认为各种不同的地貌有着不同的能量场，造就了人类文明的格局。对于个体来讲，地理的视觉冲击无疑会生成直接的生命体验，其实昌耀有过详细的记录，当他踏上西部⑨这片土地时，“一种浩茫莫辨的历史感就可油然而生：是一种苍莽，是一种悲凉，是一种圣洁之情，是一种想要痛哭的欲望，是一种想要献身的意念，是一种轰轰烈烈的沉思，是一种激动不已的预感。”“那么还会有什么‘最强烈的感觉与印象令我更惊异？一如井上靖先生所言，西部，意味着‘寂静、‘庄严而严肃的事情。”⑩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将西部地理对于诗歌的意义说得更为明确，“我想：拥有江河源头、世界屋脊美誉的西部正是以此独有的景观与文化氛围在朝圣者的心目中日渐展示其永恒魅力的吧？而西部对于当代诗人的意义是煅炉与开刃的硎石。是心灵在祭坛前的净化。”11昌耀笔下的西部，尤其他特指的“拥有江河源头、世界屋脊美誉的西部”其实就集中在泛青海湖地域。在这几位诗人的笔下，青海湖周边的地貌带来的都是“寂静”“荒凉”之感。当然，与海子、西川的“路过”有所不同，因为昌耀长期在青海生活，使人们容易将他的诗歌全部置身于青海这一地域，并且将其想当然地“土著”化，即便他诗歌中呈现出的语言的粗粝感和意象的蛮荒感，都被认为是青海這一地域的自然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

但是如果将其与真正的本土诗人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昌耀笔下的“寂静”与“荒凉”反而与地理所带来的异感（闯入者角色）相关，其诗性体验的内在肌理也与海子、西川呈同构状态，而与本土诗人所呈现出的文化以及对生活环境的感受有很大不同，例如秋夫、格桑多杰等本土诗人的诗歌，整体呈现出“温婉”的地方格调而不是空阔荒凉的景象。在此，有必要重新回到昌耀的“流放”身份或者说异域闯入者身份，这种地理带来的诗性体验就更容易理解，他是19岁进入青海的，也就是1955年，以当时整个生活状态（直面生存而不是生活）和时代背景（大跃进时期）来看，个体生命的诗性体验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同时，一个人在他童年、少年时期所形成的对世界的感知模式具有强大的惯性作用，也就是说他对青海地域的感受，无论是文化还是自然，都是建基在他湖南生活和成长的背景之下的。因此，即使青海地域的日常生活、文化氛围对他产生了直接影响，也在他诗歌中体现出来，但是哈拉库图在他笔下前后两次迥然不同的“形象”，即大炼钢铁的哈拉库图和“时间停滞”的哈拉库图，后者在诗性体验上的超越是值得玩味的。深入探究，就会发现这种诗性体验的超越，表面上是因为年岁增长和人生经历的丰富而不断累积得以完成的，但是对比海子与西川，就会发现这一超越中“地理”对“闯入者”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地方与诗人之间的能量是呈双向机制的，两者“相遇”但不一定“相撞击”，最后还要归结到诗人的生命体验。

此外，从总体上来说，泛青海湖地域所代表的“西部”在1980年代成为诗人对“远方”12的合理想象，无论是昌耀阴差阳错地久居青海，还是海子信仰般的两次朝拜，以及西川在1985年毕业后随北大“智力支甘服务团”到甘肃工作时刻意远行到青海，在先后几年的时间各自成就了名篇，是很有意思的现象。除了地方的视觉因素之外，其所带来的时间和空间“错位”感受，是诗人形成独特生命体验的最直接原因。对昌耀来说，泛青海湖地域是他生活的中心，而他像一匹白马，“永远地踏着一个同心圆，/永远地向空嘶鸣。”对海子和西川来说，泛青海湖地域便成为可以抵达的“远方”，但海子在同系列诗歌中认命般地悲叹“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九月》），西川同样慨叹“所谓远方就是这使人失灵的地方。”13当诗人闯入所谓的“远方”，时间似乎停滞了，空间也变得苍茫，因此昌耀会说“无所谓今古，无所谓趋时。/所有的面孔都只是昨日的面孔。/所有的时间都只是原有的时间。”而西川也觉得是“无古无今之地的此时此刻。”14海子则“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可以发现，个体生命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常常并不以科学的方式生成或呈现，而是心理时间和空间，这种心理时间和空间恰恰是生命体验的内在机制。

在这种思维路径中，昌耀通过哈拉库图古城的废墟，“确信没有一个古人的眼泪比今人更少，/也没有一个古人的欢乐比今人更多。”这种在“瞬间”贯通古今的诗性思维，很难用“共时性”“历时性”这样的词去简单概括，它揭示了生命感受中最常见也最隐秘的部分，也即昌耀所说的时间对个体生命来说完全是个魔道：“时间啊，令人困惑的魔道，/我觉得儿时的一天漫长如绵绵几个世纪。/我觉得成人的暮秋似一次未曾快意的聚饮。”其实，从四季轮回精确到分分秒秒，都是人为的“客观”标准，而个体对时间的感受，并不是严格按分秒来衡量的。关于时间的悖论，海德格尔用整整一本书（《存在与时间》）都没能让人很通俗地理解，他自己在《什么是时间？》一文中很诗意地说：“什么是时间？人们或许会认为，《存在与时间》的作者不会不知道。但这本书的作者确实不知道，以至于他至今仍在追问。追问意味着：去倾听，倾听那自行向你吐纳的言说。”15这里的倾听让人很自然想到西方世界中奥尔弗斯的神话，这个化身在天地万物之中的诗歌“元神”随风飘荡，诗人就在飘荡的风中追寻奥尔弗斯的琴声。以这个视角来看西川所说的“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他所要表达的那种在高原星空下的神秘感受就唤醒了读者类似的诗性经验。

三

西川在与简宁的一次对谈中说《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属于纯粹的抒情诗，而他后来的诗歌开始有了“黑暗”，这“黑暗的力量”直接来源是海子与骆一禾的死。16西川所谓的“黑暗的力量”来源于具体的死亡事件，而与死亡相对的生命便也很自然引起读者的思考。在具体的社会规训中，个体生命是被作为集体的一分子来看待的，甚至，众所周知，在极端时期个体生命只能是以集体利益为前提，个人空间被无限制压缩乃至消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生命被突然置于蛮荒地带时，对意义与价值的思考便随之发生。因此，西川会说哈尔盖之旅“使我一下子摆脱了学生腔，这是一个收获。我的参考系就变得非常大了，衡量一个作品的好坏就不止是其他的作品，可能一棵树、一座建筑、一片景色都可以成为作品的比照物。”17同样，燎原在分析海子的《日记》一诗时，认为“我们在这里感受到的，是一种逼近终极状态的生命情感，海子诸多的诗歌，诸如他的麦地诗歌，绝望状态的爱情诗篇，奔赴太阳的那类形而上的诗篇，无不具有这种状态。”18海子在同期创作的《太阳·诗剧》，一开始便说“我已经走到了人类的尽头”，燎原认为这是“以逼近死亡的毁灭性的生命体验，进入一个极限性的瞬间。”19海子的这些“瞬间”的生命体验，很明显其青藏一带的漫游成为直接的源头，尤其是地理空间所产生的“暴力”影响。同时，燎原也发现海子与昌耀诗歌中非常接近的地方，认为“写作方向相同，有着同样艺术鉴赏力的海子，对于昌耀诗歌的深沉感受当是不言而喻的。”20而1980年代昌耀的“精神触角最深入的那一部分和最接近诗歌艺术精神的那一部分”就是“生命意识”。21

其实，以“生命诗学”观点著称的陈超，也于1986年到过青海湖地域，其体验有着详细的记录，“西部的地貌对称于我久久淤积于心，而又说不出来的最隐秘的部分，它以具象的形式，整体性地与我的生命相遇，它代替我沉默如潮涌，将我抽象的悲怆凝为具象。如果我不是害怕自己笨拙的言辞，有辱诗歌这比我更高贵和重要的事物的话，如果没有艾略特有关‘荒原的命名的话，我也许会有一首诗的。”22在这一地域，陈超觉得“仿佛到了宇宙的初创期，无限扩展的时间和空间一下子停滞了”。此时，诗人所感受到的心理时间与心理空间与物理时间和物理空间完全相悖，他们的生命意识由于真实“地理”的逼迫而凸现出来，这种逼迫如同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所说的，自我的觉醒来自于他者的“凝视”。也就是说，个体意识、个体生命的感受，或者说“自我”观念的形成，往往与“他者”相对应，这里的“他者”是自我以为的一切人与事物，当然包括自然，“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23这样，自我与“他者”在认识论和经验论上形成了统一的整体，不同于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状态，在这些诗歌中，自然以“他者”姿态逼视个体的生命存在，使他们直接面对生命的本体状态。

当然，这种来自他者的逼视与诗人的内省是同步的，从视觉经验来说，泛青海湖地域的“闯入者”太多了，但这些诗人之所以能够表达出不同的生命体验，则与他们的内在心理相关。如同卡西尔在《人论》中所提到的，人类意识萌发之时就有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并伴随着、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也就是说，在某个“瞬间”，对诗人来讲，来自他者的凝视与来自自我的内省得以相遇，使他们能够从哲学角度或者说本体层面追思生命的存在状态。陈超有着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作为一个诗人，是指那些内心深处孤独焦虑，因而要对众人说话的人。”24也正是因为内心深处的“孤独”“焦虑”，当他们突然“闯入”青海湖地域时，某个瞬间的生命意识就在荒蛮空阔的地理环境中觉醒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些诗人能在众多的“闯入者”中表达出生命之思，因为“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差异之所以被凝结为一种相对的理解，原因乃在于一部分人最终掌握了自己生命瞬间的状态并将之化为语言。”25因此，并不是地理的视觉冲击带给他们完全不同于常人的感受，而是“生命”这一存在状态，这个富有哲学意味的词被他们“发现”了。“诗人意识到的经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沉睡着的东西，诗人没有发明什么，他只是唤醒了它们。”26或者说，泛青海湖地域的地貌特征作为“他者”对诗人的逼视，迫使其内省并直面自我的存在，此时，生命的本体状态被唤醒，而“泛青湖地域”的诗学意义也被他们“发现”。

这种地理以“他者”姿态对诗人的凝视，以及诗人内在生命的觉醒，成为某个瞬间生命存在得以打通时间与空间而进入“永恒”状态的契机。此时，地理作为特殊能量场，与诗人的生命体验互相作用，成就了诗歌中的哲学之思，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性之思。在这种意义上，“能思的诗本是存在的地形学。”“存在的地形学，言说着思之诗性在场的处所。”27这种诗性的在场，可以看作是诗人对线性时间的超越，在昌耀和西川的诗歌中反复提到过去时间与现在时间的同一，海子也同样以“明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思考着时间的凝固。这种生命体验的时间状态与科学时间是有本质区别的，它使得某些诗歌将过去的、此刻的、未来的生命体验合而为一，形成了巴什拉所说的“垂直时间”。巴什拉在《诗意瞬间和形而上学瞬间》一文中提到，“我们从真正的诗里面能够找到中止时间的各种要素，即那种不依循节拍的时间，我们称之为垂直的时间——用以区别于一般的时间，即与江水、顺风一起流逝的横向时间。”28而进入“垂直时间”是“为了建构错综复杂的时刻，为在这片刻中把许多同时性维系在一起，诗人摧毁了封闭时间的简单连续性。”29在此意义上，“诗歌是一种即时的形而上学。一首短诗应该同时展现宇宙的视野和灵魂的秘密，展现生命的存在和世间诸物。”30正是个体与自然在生命存在层面的同一性，使得昌耀、海子、西川这几首诗所呈现出的诗性体验有着“相似”性，这“相似”性也必然地指向它们生成的共同资源——泛青海湖地域，其在1980年代诗歌中的“地方”意义也呈现出来。

不过，在强调地方对诗人影响的同时，要注意到这一影响的双向机制，正是诗人的个体生命对这些区域的“照亮”，使其在诗学意义上形成特殊的“地方”。以文学史视角来看，泛青海湖地域本身没有特别强调的必要，在历代诗歌中它只是以边塞象征物的“身份”出现，即便是在本土诗人的写作中，也并不构成“地方”的特殊含义，尤其是在诗学或者说文化方面。只是到了1980年代，昌耀、海子、西川乃至陈超等人作为“异域”闯入者的身份，加之特殊的历史背景，“泛青海湖地域”在诗学意义上的“地方”特性被他们以诗歌和理论“发明”出来，也就是说个体生命与地理能量相互作用，使得这一地域的诗学意义被发现，从而使其成为1980年代新诗的“地方”资源。从文本的内在肌理来看，这些诗歌与人们惯常以为的“朦胧诗”“第三代诗”及其后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突出的“生命”意识与朦胧诗被解读的“文化”意识、第三代诗强调的“生活”意识，共同构成了1980年代及其之后的诗歌生态，但是在主流的诗歌史叙述中，这种“生命”意识是被忽视的。

此外，如李怡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成都路径时所提出的那样，“是不是的确存在着一种与国族文化交流发展相补充的来自地方的社会文化的演变途径？”31显然，当“泛青海湖地域”在诗学意义上成为“地方”资源时，我们对1980年代新诗乃至新时期以来诗歌的内在肌理有了新的认识，类似“泛青海湖地域”这样的地方路径所构成的诗歌生态的丰富性，为我们考察1980年代诗歌给出了新的思路。在此意义上，区域、族群乃至文化地标，也成为透视整个诗歌史有效的視角，例如敦煌、半坡、大雁塔、神女峰等地域或地标，在1980年代不断被重写的现象，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李怡在提出“现代文学与地方路径”的观点时，强调“在属于成都的‘地方路径之外，中国现代文学自然也可以继续找到来自其他区域经验的多姿多彩的现代化‘路径”32。也正是在这种“地方”视域之下，被遮蔽的文学史的丰富性才得以呈现。由此来看，“泛青海湖地域”通过与诗人的相互“照亮”，而成为诗学意义上的“地方”资源，它所带来的“远方”想象、“异域”体验以及指向的“生命诗学”，成为1980年代诗歌的重要景象之一。在“朦胧诗”“第三代诗”的诗歌史主流叙述之外，类似“泛青海湖地域”的“地方路径”所构成的1980年代新诗发生、流变的丰富性，是值得关注并深入考察的。

注释：

①对“西部诗”“边塞诗”的梳理可参见唐翰存：《诗在西部：一份备忘录》，《诗刊》2017年11月号上半月刊。

②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168页。

③宋宝伟：《诗歌、地理、自然、文化的多重融会——新世纪诗歌地理学批评》，《文艺评论》2014年第5期。

④⑩11昌耀：《昌耀诗文总集》，燎原、班果增编，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9页，第844页，第850页。

⑤⑥海子：《海子诗全集》，西川编，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487-488页，第200-201页。

⑦13141617西川：《深浅——西川诗文录》，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第132页，第128页，第274页，第277页。

⑧[英]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胡坚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

⑨昌耀笔下的西部，仍然可以以青海湖为中心来看待，东到河西走廊一带，西到可可西里一带。

12参考《八十年代的“诗与远方”：那些闪亮的日子，怎么舍得让你走》，该文以“诗与远方”的视角梳理了旅游政策与诗歌生成的“关系”，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6112242441945006。

1527[德]马丁·海德格尔：《思的经验》，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4页，第70页。

181920燎原：《海子评传》，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页，第213页，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