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江南文化

2021-03-01王锡荣

当代文坛 2021年2期

王锡荣

摘要：鲁迅在其言谈中，对江南文化及“江南才子”的讨厌和鄙薄溢于言表，尤其是对江苏苏州、无锡一带人士更是时常语带讥刺，刻意贬低。但梳理历史上的“才子”和“江南才子”概念，江南文化及“江南才子”也并非一无是处，而鲁迅本人也正是一个出身江南而才华横溢的“才子”。但进一步查究就会知道鲁迅所鄙薄的实际上是江南文化中的糟粕。而鲁迅对待江南文化及江南才子的态度实际上体现了鲁迅的某种困境，即自身处于这种不自觉习惯与濡染的文化氛围中，又痛感其弱点必须得到改造和矫正，故加意予以鞭笞，以警醒世人，希望吸收北方民族的刚健质朴民风来改造南方过于柔弱、矫饰的弊病，以砥砺磨炼出更加完善的人性。

关键词：鲁迅;江南文化;才子

鲁迅出身于江南官宦人家，从小濡染江南文化，他本人才气横溢，也不妨称之为“江南才子”。但他对江南文化及江南才子的评说却是负面观感居多，甚至措辞严厉，全盘否定。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作为一代文化宗师，鲁迅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会表现出与其总体言文风格与处事态度如此巨大的反差？本文拟对此略加考察。

一鲁迅讨厌江南才子溢于言表

鲁迅曾在多个场合、多篇文章中表示对“江南才子”的“不感冒”，从前期在北京到晚年在上海，基本上一直没改变。鲁迅似乎对江南才子有一些成见。比如他说：“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①这是最直白、最坦率，甚至也可以说最极端的说法。还有下面这样更极端的话：“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听到苏州话，就令人肉麻。此种言语，将来必须下令禁止。”②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吴人”尤其是苏州、无锡人似乎更多偏执之语。《鲁迅日记》早年曾记“下午赴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傍晚乃散。此会即在教育部假地设之，虽称中国，实乃吴人所为，那有好事！”③因为这个通俗教育研究会发起人黄炎培是江苏川沙人，实际负责人伍博纯是江苏武进人，虽然是秘不示人的日记，但无可否认，鲁迅在这里宣泄了这样一种今天看来显然是偏颇的甚至极端的情绪。后来与鲁迅论战的梁实秋、被鲁迅痛斥为“寡妇主义”的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榆都是无锡人，鲁迅指斥的“灵学派”俞复也是无锡人，被鲁迅讥为“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长饭碗”的胡敦复也是无锡人。把鲁迅归为“右倾”被鲁迅讽刺为“很有趣”的钱基博也是无锡人。吴稚晖虽然是江苏武进人，但是因为“满口无锡话”，而且言谈让人觉得轻薄淺陋，所以也是常常被讽刺的。甚至弟子魏建功与一无锡人同住，他都会觉得“这是不好的”，担心他可能会“上当”。④参观无锡金石书画展览，他又觉得“大抵赝品”。⑤在笔者印象中，鲁迅对吴人施惠的好像只有一个费慎祥。⑥鲁迅对苏州无锡人的成见确实已经到了偏执的程度。鲁迅表达类似观点，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早在随感录《六十四有无相通》里，鲁迅就说：

南北的官僚虽然打仗，南北的人民却很要好，一心一意的在那里“有无相通”。

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文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阴截腿”“抱桩腿”“谭腿”“戳脚”，什么“新武术”“旧武术”，什么“实为尽美尽善之体育”，“强国保种尽在于斯”。

南方人也可怜北方人太简单了，便送上许多文章：什么“……梦”“……魂”“……痕”“……影”“……泪”，什么“外史”“趣史”“秽史”“秘史”，什么“黑幕”“现形”，什么“淌牌”“吊膀”“拆白”，什么“噫嘻卿卿我我”“呜呼燕燕莺莺”“吁嗟风风雨雨”，“耐阿是勒浪勿要面孔哉！”

直隶山东的侠客们，勇士们呵！诸公有这许多筋力，大可以做一点神圣的劳作;江苏浙江湖南的才子们，名士们呵！诸公有这许多文才，大可以译几叶有用的新书。我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罢！⑦

从这些讽刺的语言里，可以看到鲁迅对江南才子忸怩作态的厌恶。当然，也能看到他对北方人迷恋拳术之类的偏颇，但并没有厌恶之词。

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里，鲁迅评说道：“雍乾以来，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祸，因避史事不道，折而考证经子以至小学，若艺术之微，亦所不废;惟语必征实，忌为空谈，博识之风，于是亦盛。”⑧这里对于江南的学术文化，还是充分肯定的，“语必征实，忌为空谈”，并无否定之意。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上海文艺之一瞥》，这是公开谈论江南才子的言论，尽管当时“左联”已经成立，但他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创造社。创造社虽然已经解散，但其中主要人物都在“左联”中，且是骨干甚至是领导，鲁迅也不怕得罪人，照样说他的。

1932年，鲁迅在给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的通信中谈到清末的讽刺小说《何典》一书，说该书“作为滑稽书，近来颇有名，其实是‘江南名士式的滑稽，甚为浅薄。”⑨这部小说是完全用吴语（基本上是苏州话）写成的，充满了插科打诨式的油滑语调，鲁迅在研究小说时也曾予以关注，但是对其中的低俗文风是很不满的。

再后来，与萧军萧红的通信中谈论江南才子，更加直白，更加尖锐。1934年12月，萧军萧红到上海不久，鲁迅就忍不住跟他们发泄了对上海文学家的不满：“所谓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物，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好。”后面就是“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那段话。接着还说：“其实上海本地人倒并不坏的，只是各处坏种，多跑到上海来作恶，所以上海便成为下流之地了。”⑩鲁迅对两个初来乍到的外地年轻人这样说，几乎可说是犯了“交浅言深”的忌。原因是鲁迅当时与“左联”后期领导人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在这种情况下，刚到上海的萧军萧红还打算加入左联。鲁迅急了，才不顾交友的忌讳，说出这番话。这也说明鲁迅对他看不惯的“上海文学家”的厌恶之心。

二什么是“江南才子”？

什么是江南才子？他们有哪些特质呢？历来对“江南才子”有不少评说，但概念却十分不确定。最早使用“才子”提法的《左传》对才子的描述是“齐、圣、广、渊，明、允、笃、诚”11，这完全是肯定、称赞的，其中更多是对人品的称扬。唐代朱庆馀《送窦秀才》诗：“江南才子日纷纷，少有篇章得似君。”12这说明“江南才子”在唐代已经形成专用名词，且更侧重诗文创作的才能。而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所选“才子”，只以诗名才学为标准，不以人品官阶为界限，很多朝廷重臣虽然也有诗文传世，却没被选入。明代最著名的“江南四大才子”代表人物唐伯虎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称，后来遂被民间塑造成沾花惹草、寻花问柳的放浪之士，虽非历史真实，却不为无因。从祝枝山、文征明、唐伯虎、徐祯卿“江南四大才子”到徐文长、解缙、杨慎等“明代三才子”，其文名已不限于诗文创作，而更多书画才艺，并日益减少了官宦背景。到清末，“才子”似乎只剩与“佳人”配对了。鲁迅称明末到清代创作特点之一是“才子佳人小说”。到“五四”以后以至1930年代，“才子”一词似乎已经贬义大于褒义了。喜欢写才子佳人故事的人们，也被称为明显帶有贬义的“鸳鸯蝴蝶派”。

由此可见，“才子”的称呼有个历史演变的过程，而其社会地位和社会评价每况愈下。而“江南才子”更是几乎成为“才子”中形象最丑陋群体的代表，甚至连累到“才子”一词，在很多场合，凡“才子”也都带上了“江南才子”的嫌疑。但如果不抱偏见，对“江南才子”，也可以概括出几个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特点：一是有横斜溢出的才华，有文艺才能，可以称之为“才气”，这是才子首先必须具备的特质。如果不具备这一点，是不能被列入这一群体的。二是聪明睿智，反应敏锐，善于发现，善于表现，可称之为才智;才子一定是显得聪明伶俐，在言则伶牙俐齿，在文则文气酣畅，引人注目。三是感觉敏锐，灵敏善变，不拘成法，轻蔑传统，善于接受新事物，勉强可以称为“才思”;才子一定是应时而动，不落俗套。四是多愁善感，情绪外露，可以称为“才情”;他们感情真挚，态度坦诚，喜欢表现、抒发自己的感情，不屑于遮遮掩掩，也不怕人讥笑。

当然，这可能不完全是鲁迅心目中的江南才子概念。鲁迅所说的江南才子，更加侧重于其消极面。鲁迅究竟讨厌江南才子的什么呢？如果从鲁迅的角度去看，可能有如下这些毛病：一是格局小，目光短浅，心胸狭窄，顾影自怜，往往“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13;二是多愁善感，缺乏阳刚之气，“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14，倾向于女性化的阴柔美，缺乏男子汉阳刚之气;三是低俗轻薄，轻佻浅薄，往往轻视传统，不屑于含蓄内敛的传统方式，不避嘲讽，不忌轻薄、浮华、艳俗，为传统观念所不容;四是温文尔雅，但又矫揉造作，哗众取宠，虚饰作态比较多，让北方人看不惯。

江南才子的消极面，也是不言而喻的。鲁迅一再表示对江南才子的鄙薄，毋庸讳言，他用的语言比较尖刻：“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甚至主张将来要下令禁止苏州话，这些说法肯定是偏激了。拿来说其中极少数人，当然并无不可;但显然，“下令禁止”之类，也明显是开玩笑。但仍然不可否认，鲁迅对“江南才子”确实有一种掩饰不住的讨厌情绪，他鄙薄江南才子，也与此有关。

三鲁迅的江南情结

可是，鲁迅讨厌江南才子，但真的讨厌江南文化吗？显然不是。从鲁迅笔下的江南来看，他并不讨厌江南文化，相反有很多认同与眷恋的表现。

首先鲁迅从来没有表现出对江南文化的全面否定，甚至也没有否定江南文化的倾向。他笔下的江南，就风土人情来说，是美好的，也是他认同的。例如《好的故事》《雪》等，简直就是直接描写、赞叹江南的美，而且明显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向往、留恋的情绪。他描写江南的雪：

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磐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胡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15

这让人产生强烈的向往。有一次他在从南京到上海的夜班火车上，喝了两杯好茶，就一路看江南夜景，几乎一夜没睡觉。16除了茶的作用，与观看江南夜景的感受也有关。还有在小说中写的鲁镇、平桥村等等有着绍兴影子的江南风土人情，也是令人向往的。上海虽然有讨厌的一面，但也有让人留恋的一面。实际上，他在上海越住得久，越离不开上海，除了工作生活所需，当然也离不开风土人情，他对上海可说又嫌又爱。

在文化认同上，他显然是尽力避免地域歧视的。比如他指出元代将人分为四等，南方人被列为最末的第四等。实际上他的意思是南方人被歧视性贬抑了。他又指出北京女师大风潮中有人冷嘲热讽说风潮与“某籍某系”有关，在深层意识中也包含着一种对地域歧视的不满。鲁迅对于南方人和北方人，还有一段更加客观的评价：

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但习惯成自然，南边人总以像自己家乡那样的曲曲折折为合乎道理。你还没有见过所谓大家子弟，那真是要讨厌死人的。17

“粗比伪好”，集中表达了鲁迅对于南北不同民风的评价。但其实，鲁迅自己出生于江南，他也才气横溢，身上也有很多江南才子的特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正是一个江南才子。虽然鲁迅身上也具有更加严谨、深沉、精细的乾嘉学派风格，也因遭遇了很多人生挫折而显得老练、沉静，甚至世故，但同时作为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的鲁迅，有横溢的才华，有灵敏的感觉。他的文字功力、文学造诣、创作才能和艺术修养，都足以体现其才气。鲁迅的睿智，更是人所共认。他对问题的观察细致，反应敏锐，善于发现，幽默机智，都是江南才子的特质。鲁迅还有一个特点，善于吸收新知识、接受新鲜事物。他还因此被周作人讥为赶时髦，其实正反映了鲁迅善于学习新事物的特点。另一方面，鲁迅感情丰富，性格敏感，情绪外露，这也是符合江南才子特质的性格。按照上述几个方面来看，鲁迅也是符合江南才子的特质的。而鲁迅提到的“雍乾以来”江南学者的精细严谨，长于考据博识，也正是鲁迅所拥有的学风特点。

当然，应该说鲁迅是一个异化了的江南才子，他出身官宦之家，家境氛围深沉厚重，本身性格沉稳，又自小遭受磨难，早早离开家乡，走南闯北，又在北方居住十多年，与很多更加严谨、精深的“京派”交游，又处于教育文化界的高端阶层，因此能看到江南才子低俗丑陋的一面，从而摆脱江南才子的做派，跳出地域看地域。

但是，无论如何，鲁迅还是在对于江南才子、江苏人的观念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过度指责和菲薄。虽说有些是早年的一时愤激之词，后来也逐渐淡化了。而对“江南才子”的鄙薄，则到了晚年仍没有减弱。最突出的是对创造社的非议。而他所鄙薄的创造社“才子”，恰恰多半不是传统概念中的“江南”人，18最多只是广义的“江南”人，例如成仿吾是湖南人;有的甚至根本就不是江南人，例如郭沫若。而创造社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郁达夫，则是标准的典型的江南才子，鲁迅对他却并没有一字指责。这一方面可能有出于个人好恶和友情的关系。当然个人好恶其实是无可厚非的，由个人好恶导致的偏见，其实每个人都会有，鲁迅毕竟是人不是神。另一方面，鲁迅的个人好恶其实已经让位于他对一些更加重要问题的判断了：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论争方式。对于创造社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不良风气，就是所谓“创造气”，以及由此带来的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关于文化发展方向的引导，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的分歧。在这方面，郁达夫恰恰是与创造社风格最不同的，最没有“创造气”的人。

四鲁迅对江南文化的态度解读

鲁迅对江南文化明确表示了“不喜欢”甚至“讨厌”的态度，而且很严厉。但是，我们又看到他对江南文化有根深蒂固、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认同与留恋，他自己的性格和风格也有明显的江南文化特征，个人性格、气质也充满江南才情，可以说江南文化是渗透在鲁迅的骨髓里的。这种矛盾的现象应该怎样看呢？

可以认为，鲁迅讨厌江南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例如轻薄无聊、忸怩作态、矫揉造作、哗众取宠、虚伪矫饰等，是出于真实的看法，也有其站得住的理由。但同时，鲁迅并不反对和排斥江南文化中的积极面，因为他自己就来自江南，对江南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认同感。这也是真实的鲁迅。鲁迅之批评甚至否定江南文化，是出于一种自我解剖、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的思维倾向。我们联想一下鲁迅说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19这就是超越了解剖自己个人并“发表一点”的程度和范围，实际上，这里的逻辑，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轨迹。

再如，鲁迅对上海的观感，就是喜厌参半的。他多次说过上海的种种不堪忍受。例如说“上海的烦扰险恶”，20说“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21这是江南文化受到外来文化侵蚀的结果。又议论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上海的娘姨、“三道头”等等，有种种的不满，但又说：“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22终究还是离不开上海。

晚年，东北汉子萧军跟鲁迅表示，自己身上的“野气”要改改，鲁迅回答说：“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但如上海住得久了，受环境的影响，是略略会有些变化的，除非不和社会接触。”23这里就明明是在说上海的好了。又写《名字》一文，谈到宋人俞成说江南人起名字，其小名都是好字，足见其自高之心，鲁迅就不满道：“看这意思，似乎人们不自称猪狗，俞先生便很不高兴似的。”24这也明明是替江浙文化辩护了。因此，尽管在主观上鲁迅常常要说江南的“坏话”，常常要贬低江南文化，甚至主观上欣赏北方人的豪爽气概，欣赏汉唐气魄，欣赏粗糙的灵魂，但其实正是因为江南文化早已深深植入了自己的血液中，看到而想要摆脱其丑陋之处。他宁愿“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25但实际上，鲁迅真正做到了“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了吗？其实他也有很多顾忌。事实上环境也不允许他这样，尤其是晚年，在“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26的中国，政治压迫随时会来。这些“即使”的设想，其实也只是一种愿望，一种期待，其实正说明事实上并不处在这样的情境中，因而心理上非常期待这种情境，那么他处在怎样的情境中，不是可以照见了吗？

毋庸置疑，在这里，鲁迅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即身处江南文化的氛围中，深受其濡染，在不自觉中认同着、习惯着以至游刃有余地享用着熟识的江南文化。但他又时时看到其中浮华、矫饰、浅薄、虚伪，以及不切实际、不够刚强、不求抗争等弊病，渴望摆脱其束缚与困扰，因此常常自审、解剖甚至刻意鄙薄江南文化中的弊病，实际上是希望吸收北方民族以至国外异质文化的刚健质朴性格，来改造、矫正这过于柔弱、轻薄的江南文化和江南文人，砥砺磨炼而求得更完善的人性。正如鲁迅因熟识本阶级而抨击本阶级，熟识中国人而大声疾呼改造国民性，他因过于熟识江南文化而为江南文化挑刺，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思维逻辑：对自身不妨更加严苛一些，因为我们决不会因揭露自己的疮疤而失去对自身机体健康强壮的自信，这其实也正是江南文化的一种美德。

注释：

①⑩鲁迅：《致萧军、萧红（341226）》，《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5-316页。

②鲁迅：《致萧军（350901）》，《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2页。

③鲁迅：《鲁迅日记》1912年7月30日，《鲁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④鲁迅：《致许广平（260930）》，《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0页。

⑤鲁迅：《鲁迅日记》1932年7月14日，《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页。

⑥费慎祥（1913—约1951），江苏无锡人，1932年时为上海北新书局职员，后脱离该局，在鲁迅帮助下自办野草书屋，后又改办联华书局，出版过鲁迅的一些书籍。参见《鲁迅大辞典》编委会编《鲁迅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36页“费慎祥”条。

⑦鲁迅：《热风·六十四有无相通》，《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页。

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页。

⑨鲁迅：《致增田涉（320522）》，《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11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上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15页。

12《全唐诗》（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