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的文学批评

2021-03-01周显波

当代文坛 2021年2期

周显波

摘要：王安忆的文学批评是其小说之外的重要文本，它们是作家对文学现象、文学问题思考的成果。通过对王安忆文学批评文本的研究和讨论，能够发现作为文学批评者王安忆的批评观、批评方法和批评话语。王安忆的文学批评总体上属于印象批评，从她的文学批评入手，有助于进一步讨论当代作家文学批评现象，从而思考这一现象背后所折射的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等问题。

关键词：王安忆;文学批评;作家批评

一

王安忆的文学批评写作几乎与其小说创作同步，早在1980年代中期，王安忆创作尚处在起步阶段时，她就发表了一组文章，其中既有谈美国之行的经验对其小说创作的启示，也有对文学问题的思辨。1990年代后，王安忆相继有一系列的文学批评问世，并先后集结成书，计有《故事和讲故事》《心灵世界》《漂泊的语言》《王安忆读书笔记》《王安忆导修报告》《雅致的结构》《华丽家族》《小说课堂》《小说家的十三堂课》《小说与我》《小说家的第十四堂课》等多部。这些批评有王安忆在高校课堂授课的讲稿，也有探讨创作原理的文章。学界对王安忆文学批评的关注开始较早，呈现两种认识：一是把这些文字视作王安忆的文学批评。如叶立文把当代作家从事的文学批评称作“是近二十年来发生于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①，王安忆的文学批评正是其中代表。二是将这一类文字视作王安忆对自己小说创作经验的“夫子自道”，所以研究者经常把这一类文章作为研究王安忆小说的材料。有学者对王安忆的批评文本态度比较谨慎，如陈思和先生将这一类文本称为“文论类散文”②。但无论如何，王安忆的这一系列的批评文本是其在小说写作之外的重要文本，通过对王安忆文学批评文本的研究和讨论，能够帮助我们把握王安忆的批评观和批评立场，也将有助于进一步思考当代作家批评现象。

《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是1994年王安忆在复旦大学授课的讲稿。在这部讲稿中，王安忆分析了八部中外长篇小说，另外有多篇文章是对小说问题的思考。时隔八年，该书新增三篇文章，更名为《小说家的十三堂课》出版，由此可见作家对《心灵世界》的重视。在《心灵世界》中，王安忆提出了最为人所知的观点，即把文学作品视作是作家“心灵世界”的外显。③分析文本对象所表现出来的“心靈世界”，是王安忆在《心灵世界》中一以贯之的解读视角，这些作为分析对象的小说，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心灵世界”的特点。王安忆“心灵世界”的分析角度与分析对象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心灵史》和《九月寓言》都是偏重于抒情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复活》《约翰·克里斯朵夫》也是侧重探索心灵或人性世界的。所以，与其说是批评对象选择了批评者，不如说是批评者选择了批评对象，而组织这一选择的正是作为批评者王安忆的文学立场。作家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往往是价值多元且意义丰富的，越优秀的作家越追求书写一种“未经（预设概念）重新安排的生活”④。

批评家乔治·布莱认为，“批评是一种思想行为的模仿性重复，它不依赖于一种心血来潮的冲动。在自我的内心深处重新开始一位作家或哲学家的‘我思，就是重新发现他的感觉和思维的方式，看一看这种方式如何产生如何形成，碰到何种障碍;就是重新发现一个从自我意识开始而组织起来的生命所具有的意义。”⑤批评必然要审视对象，继而注目于对象中的生活，因而需要挖掘这些“安排的生活”，批评者使用小说中的材料来论述观点是必要的，但是，批评不仅需要自洽，更需要对文本深层意义进行挖掘。除了挖掘文本的深层意义，文学批评标准的选用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因为“不同的文学模式很可能适用不同的标准”⑥，面对分属不同国别、不同时代、不同性别、不同代际、不同流派的作家的确很难适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和裁定，而仅用“心灵世界”来解读这些意义丰富的长篇小说显然是不够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造成了部分研究者对《心灵世界》缺乏重视。

二

“心灵世界”只代表了王安忆1990年代在复旦大学授课阶段的批评思想，纵观王安忆文学批评文本，除《心灵世界》外，作家并没有过多地重复或强化“心灵世界”这一观点。就整体而言，王安忆的批评是从自己的写作经验出发，她更多关注和小说、散文有关的文体、语言、逻辑等问题，这是贯穿王安忆文学批评实践的主线。王安忆对文体问题的思考集中在小说文体方面。

“小说是什么”是作家王安忆自踏入文坛起就在思考的问题。王安忆认为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便在于如何去寻找那故事里唯一的构成方式”⑦，“其实这就是在寻找故事本来的模式，寻找故事与生俱来的讲叙的方式。如果这故事是唯一的，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它的讲叙方式也只可能有一个。”⑧以上是王安忆1986年一篇文章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在三十年后被她再次重申——“小说就是讲故事”⑨。王安忆把故事材料与小说形式联系起来，她认为一篇小说的形式是由故事材料来决定的，而作家在面对材料的时候需要找到最适合的那一个小说形式。相较中长篇小说，王安忆对短篇小说有很多的评论与见解。在她看来，短篇小说依然和“故事构造”有关，因此，对短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要以小见大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因为短篇小说本身是“插曲的性质”，它的形式就决定了小说内容方面只是以生活横断面形态出现，所以，短篇小说“终究只是大事件的皮毛”⑩。王安忆进一步表达了对传统笔记小说的“不欣赏”，这种“不欣赏”的原因除了在于传统笔记小说缺少现代短篇小说的结构外，还在于缺少思想容量，所以“它貌似完整，其实只是点缀性的，元宵里猜的灯谜，酒过三巡的酒令，它有它的漂亮，也有诗意，可它容量太小，容纳不进人生戏剧。”11王安忆是推崇鲁迅的短篇小说的，她认为，鲁迅小说是具有“中篇小说甚至长篇小说的筋骨”的。虽然王安忆在这里没有对这一论点进一步阐释，但依据上下文可以明确，这种“筋骨”在于鲁迅小说世界结构与意义是完整的，而非是作为长篇或中篇小说的一个片段。鲁迅小说不是笔记小说或寓言，后者“充其量是一些情趣。就说是哲理吧，也是哲理的片段”12，鲁迅小说长处显然在于它承载着坚实的思想内容。

基于小说创作经验，王安忆指出，故事中的思想和情感内容必须在故事中完成，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讲好故事，“小说应该有思想的价值，这价值要怎么体现呢？以故事体现。”“好故事就是能够完满释放价值，而不好的故事就无法传达价值。”13可以看到，王安忆评价小说的标准依然与故事决定的小说形式、故事自身的内容这两个要素联系在一起。所以，“讲故事”是王安忆的重要批评理念，小说的讲法是她所关心的，小说内容的价值更是她重视的。2012年她再次强调，“我个人看法小说就是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这不只要有点趣味，要好听，要别人听得下去，还要有意义，这是不能够否认的，一定要有意义。”14王安忆是一个有文体自觉意识的批评家，她关注的问题是从自己的写作与阅读经验出发的，所以，她在观察作家作品时常常有独特的发现。

逻辑是王安忆文学批评的另一个重要分析对象。王安忆所讲的“逻辑”有两重含义。首先，“逻辑”指在小说构思时，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要符合现实生活规律。王安忆认为“由于现实形态的限制，想象必须根据常规逻辑进行，任何不同寻常的人和事都要在日常的场景中演出，这样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15在2008年复旦大学的《写作课程宣言》里，王安忆重申这一观点：“我们可做的准备还有安排情节。这需要想象力，但小说的想象力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普遍规律，要合理合法。所以，这想象力又可称作是‘对现实逻辑的推理。”16在王安忆看来，小说想象要在现实逻辑基础上进行推演，这是小说真实性的基础。其次，王安忆强调的“逻辑”也指小说情节内部秩序安排的合理。王安忆不认为小说写作必须对现实本身亦步亦趋，她认为，“小说就是这样，它是充分阐述现实的理由的，用现实的材料堆砌空间，堆砌得越庞大结实，最后越推翻不了，走不出去。”17“所以小说的故事，不仅需要动机，还需要操作动机的条件，这样才可能构成因果关系。”18“小说家一方面要追踪人物的逻辑，另一方面又要以他为替身实现自己的逻辑。后一个逻辑是具有强大的意志，可是不得不受到前一个逻辑的制约，这是写作者和写作对象之间的紧张关系。”19“动机”“人物的逻辑”都属于小说情节内部的因果秩序，只有小说情节内部秩序安排合理，才能让故事“推翻不了”，这是小说成立的关键。当然，这个内部秩序的合理在总体上依然是要服从现实生活规律。总而言之，对逻辑的强调，让我们看到了王安忆写作对写实美学的追求，同时，她的阅读和批评兴趣也偏爱写实性较强的作品。

虽然对王安忆的批评立场来说，逻辑非常重要，但在近几年，她也对这一观点作进一步补充：“我一方面想告诉大家要认识逻辑，另外一方面又觉得生活另有不可捉摸的逻辑，它很模糊，很暧昧，不知道藏在哪里，我们很可能会错过它。”20王安忆一方面强调叙事应该尊重现实生活规律，注意小说文本内部的秩序，但是显然她并不反对想象力对规律和秩序的超越，而在尊重与超越之间的张力显然是作家需要下功夫的地方。王安忆谈到张爱玲时认为，“张爱玲是一个严苛的写实主义者，现实的力量对她来说是非常强大的，她没法阻止她的人物长大，也无法让伊甸园实现，只可让它破产。但是既是知道不可能，为什么又要虚晃一枪，眼睁睁看着人物狼狈地失败？她似乎总是告诉我们不可能，而不是可能，人们难免以为她对人世是失望的，无私的人对人世都是失望的，奋而起来启蒙，张爱玲并不愿意被归入新文学同人，自认是旧传统里的人，對启蒙也有着刻薄的讥诮。但事实上呢，她对人世的失望里又存着某些向往。”21在王安忆看来，张爱玲小说中的写实性来自于张对现实的深入考察与认知，这是张爱玲写作的重要特征。张爱玲对现实并非全然失望，她还有对超越的“某些向往”，而“向往”的内在原因大概就是来自生活中“不可捉摸的逻辑”对她的影响。正是基于这一分析，王安忆看到了张爱玲创作所里具有的新文学因子。

语言也是王安忆文学批评的重要分析对象。特里·伊格尔顿认为，“我们所说的‘文学性，一定程度上就是指用怎么说来衡量说什么。”22文学形式与语言是难以截然切分开来的，语言是形式的语言，形式是语言的形式，作家批评是一种基于创作实践经验的批评，重视语言是不难理解的。王安忆在她的文学批评中高度重视小说语言，整体来看，她的文学批评里对批评对象的语言分析着眼在具体的问题上，她主要关注俗语的应用、语言与小说风格、语言技巧使用等。王安忆重视俗语，但她又不是简单地认为把俗语直接放入小说即可，她强调的是使用俗语时要“用俗语写出诗。”23王安忆在评论汪曾祺小说时，显现出她对语言与小说风格、语言技巧使用等问题的关注。她认为，汪曾祺小说的“天真”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密切，这种“天真”首先来自于“语言的老实”，即语言注重叙述过程与表现细节，所以，汪曾祺小说“很少用概括”。其次表现在用词方面，汪曾祺的小说“总是用平凡的实词，很少用玄妙的虚词，如是虚词，也用得很实”24。再次，汪曾祺还能“将一个很平常，甚至有点轻俏随便的词用得很重要”25。可以看到，王安忆从语言角度对汪曾祺小说的总结和分析，一方面体现了她作为作家对创作语言的敏感，对汪曾祺的小说有很好的揭示;另一方面，王安忆的观点也和作为批评对象的汪曾祺构成了对话，汪曾祺的确是非常重视语言的小说家，他曾多次强调“写小说就是写语言”26。

重视小说文体、语言和逻辑的批评方法，是直接来自王安忆的小说写作经验的，这表现出一个熟练的创作者出于技术层面对分析对象的认识。王安忆从创作角度生发出的批评和当代专业批评主流有很大区别，某种意义上说，补充了专业批评所忽视的内容。

三

印象批评注重调动批评者个性化的审美体验，突出表现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的直觉与感受，所以，印象批评是一种烙上批评者主观印迹的批评方式。印象批评在中国古代曾非常兴盛，进入20世纪之后，周作人是较早地从事印象批评的，他在《论小诗》一文中就强调了“批评是主观的欣赏”，紧随周作人其后，李健吾等陆续成为印象批评的主力。可以说，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批评就是以印象批评为主的。王安忆的批评属于印象批评，她的批评经验来自于阅读与创作，在对其他作家小说创作进行讨论时，她的文学批评有时能够与批评对象建立对话联系，并有真知灼见。如在评论张爱玲小说的几篇文章中，王安忆不只是从一个谙熟创作过程的视角讨论张爱玲的写作，而且还注意把张爱玲的写作置入到五四新文学传统之中，置入在女性视角之下，甚至尝试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里加以解读，其中不少观点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这些文章并不占王安忆文学批评的主流，从整体来看，其文学批评总体特征可概括如下：重复述、轻理论，多断语、轻论证。

於可训曾这样谈到作家批评现象，“讲的方法都是‘概而论之，或‘总而言之，居高临下，纵览古今，就像坐在飞机上巡天掠地，放眼望去，身子底下都是些抽象的线条和版块，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造的那些作品，竟不见纤毫，就算是从自家屋顶飞过，也看不清红墻黑瓦”27。王安忆的文学批评偏重对小说情节的复述，甚至有时整篇文章主体都是复述小说情节，因而常给人一种批评不够深入的感觉。於可训所分析的情况也不是王安忆所独有，在马原的《小说密码》《阅读大师》系列，残雪的文学批评中都可以发现这种情节复述式批评存在的问题。所以豆瓣网友在面对作家批评文本时往往会有如下的评价：“剧透书”“讲故事的书”“故事介绍很精彩”28……为数不少的作家批评的确给人一种“故事情节介绍”的印象，批评的意图和批评的主体性“淹没”在了对小说情节的“巨量”“介绍”之中。

文学批评既是与批评对象之间的对话，也是和批评文本作者的对话，更是和既有的文学传统、文学研究的对话，如果仅仅依照原作复述情节很难做到有效而深入的分析。特里·伊格尔顿曾这样评论情节复述式的批评：“最乏味的文学批评就是复述情节。有些学生自以为是在写评论，其实多数时候不过是在讲故事，偶尔加进一点个人看法。”29伊格尔顿的话固然有专业批评家对作家复述式批评的“偏见”，但如果结合前文所引网友的评论，再结合复述批评的文本本身实际情况来看，不得不说，伊格尔顿的观点其实是有合理性的。“批评总是根据文学所提出的事实而发挥的，文学作品是批评结论的必要材料。”30批评依据“材料”展开分析和论证是必要的，对“材料”的征用也是批评必需的，但通过“材料”提供的“事实”而在学理基础上“发挥”才应是批评的应有之义。

复述式文学批评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缺少理论支撑。印象批评侧重从自己阅读和写作经验着手，从直觉和感受出发，但批评不能只是从自我出发，它需要与文本对话，而当需要揭示出书写背后的机制和文学传统、文化传统时，直觉和感受就只能作为批评者出发的起点了，如若深入地思考对象的本质还必须借助理论作为探秘的工具。与此同时，理论也能够帮助批评家纠正自己的偏见和认识上的不足。我们在这里需要记住阿甘本的话，“一种与创造不存在某种本质性关联的批评或哲学注定是无意义的空谈，正如本身不包含一种批判性的迫切需求的艺术或诗歌注定会被遗忘。”31从现代文学批评史来看，尽管周作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都属于印象批评，但他们的批评绝不是排斥理论而仅依赖自己的感悟能力，二人都有着非常丰厚的中西美学、文学历史的底蕴，正是这种底蕴赋予了他们批评的基础或底色。

王安忆文学批评还具有多断语，轻论证的特点。王安忆的批评并非没有观点，而是在情节的复述和观点表达之间缺少论证的过程，因而，在偏重“讲故事”的复述情节和结论的提出之间，往往让人无法清晰看到二者的关联。王安忆曾多次阐述自己的批评原则是排除掉作家因素和作品历史因素的，“我要把作品的背景全部排除，我不管它的背景，背景对我不重要，我只重视这本书，我只看这个，我也只对这个负责，别的我不管。”32“我缺乏有关阿加莎·克里斯蒂个人的资料，从某一方面来说，我也并不以为十分需要。”33“我完全是以我的阅读方式叙述，不是按照作者写小说的方式叙述。”34拒绝作家因素和作品历史因素，加之拒绝理论视角的引入，这种批评观念主导的直接结果就是形成了情节复述式和轻论证的批评结构，必然导致了批评结论的多断语特点。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里把作家批评称作“寻美的批评”“大师的批评”。他认为“所谓‘寻美的批评，并不是进行批评的艺术家的一种出自同病相怜心理的职业的需要，而是他们的创造本能的自然表现。”“大师的批评不是模仿，不是重复，而是创造。”35韦勒克也认为批评必须要立足在历史和文化语境上，“批评是一般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因此离不开一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36以复述故事情节为主体的文学批评如果缺少论证过程，只有零散判断，是无法和已有批评与研究成果构成对话的。李健吾谈到文学批评时这样强调，“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科学的，我是说公正的，分析者，我是说要独具只眼，一直地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37在李健吾看来，分析是批评的手段，籍由分析而到达“作品的灵魂的深处”是目的，“科学”“公正”、慧眼都是作为分析的保障而存在。蒂博代所提倡的批评创造力、韦勒克强调的批评具有的历史和文化因素，目的都是要抵达“作品的灵魂的深处”，由此进入到与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对话，缺少论证过程的文学批评对批评的交流、观点的树立是有着严重削弱作用的。

四

1990年代后，当代文学批评发生了转型，这种转型既包括批评话语的转型和话语资源的转型，也包括批评主体身份的转型、批评功能的转型。这种转型带来的后果之一就体现在对当代文学批评态势的不满意上，因此有批评家认为发生了“批评的退化”38，文学批评“依然未能突破临界点性质的变革和提升”39。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当代文学批评的不满大多来自专业批评家。在批评话语转型的背景下，有一些学者认为作家批评正是弥补当代文学批评不足的重要力量：“比起内心既聋又哑的职业批评，‘作家的批评首先是一种理解和同情的行为，自然要中肯、高明得多。”40批评是否“既聋又哑”我们暂且不讨论，但这里的确存在一个问题——作家批评能否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救世主”呢？

19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领域里精英教育逐渐被大众教育替代，强调应用的教育目标被重视起来。这样背景之下，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观念被视为陈旧落伍，著名作家进入文学院/中文系任教、做驻校作家成为很多高校热衷的教育形式，甚至有为数不少的高校为仍然创作活跃的当代作家设立专门研究机构。许多作家在高校讲演或讲课之余推出了自己的文学批评，这其中，许多作家选择了复述、轻理论，多断语、轻论证的文学批评形式。作家参与文学教育，让学生开阔了视野，丰富了文学教育形式，同时，作家以阅读经验和创作经验作基础从事文学批评更值得提倡。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为作家进入高校参与教学，为作家从事文学批评而喝彩，那么，这种文学教育形式的实际效果如何？当然，从事文学批评对作家来说本来是“副业”，的确不能像专业批评家一样来要求他们的批评，但作家的文学批评或文论类论文是否有标准进行评价？此外还值得思考的是，衡量作家批评与衡量专业批评的标准，究竟是一套标准还是两套不同的标准？

当代有很多作家的优秀文学批评问世，如张大春的《小说稗类》、余华的《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毕飞宇的《小说课》等，它们不但是对作为批评对象的作品研究的重要文本，本身也闪耀着作家的批评智慧和魅力。但是，在面对当代作家批评时，无论是研究界还是作家，经常是无视或失语的，究其原因，这显然与作家批评话语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和当代文学批评的缺席有关。面对当代作家批评现象，我们的确到了该认真思考和辨析这些文本价值之所在的时候了。

注释：

①叶立文：《从灵魂之旅到技术理性——论作家批评的时代新变》，《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②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③1832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憶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第298页，第110-111页。

④[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⑤[比]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页。

⑥2229[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阅读指南》，范浩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页，第3页，第169页。

⑦⑧1617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第5页，第68页，第64页。

⑨131920王安忆：《小说家的第十四堂课：在台湾中山大学的文学讲座》，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第128页，第82页，第82页。

⑩11122425王安忆：《王安忆读书笔记》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216页，第216页，第216页，第33页，第33页。

14王安忆：《小说创作——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东吴学术》2012年第2期。

15王安忆：《雅致的结构》，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