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对话何以可能

2021-03-01张恒军

当代文坛 2021年2期

张恒军

摘要：《我爱比尔》是王安忆中篇小说经典之一。之为经典，在于小说延续了新文学关注新人成长的主题并前瞻性地呈现了对跨文化对话的思考。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洪流中，面对中西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冲突，当代新人如何选择自己的成长道路？阿三选择了跨文化对话，历经磨难。小说试图经由跨文化的敞开、行动抵达创造，通过追寻心灵的震颤、执着冒险的旅程，塑造了跨文化对话精灵阿三的形象。王安忆借助这一形象，直面“跨文化对话何以可能”这一时代之问，以“渡”作答。

关键词：王安忆;《我爱比尔》 ;间性; 跨文化对话

王安忆是新时期中国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1994-1996年间，她接连创作了《长恨歌》和《我爱比尔》，书写上海“女儿”：“沪上淑媛”三小姐和“艺术女生”阿三。前者关注从民国末年到改革开放之初一个新人的成长，后者则意犹未尽，关注改革开放年代一个新人的成长。前者获得茅盾文学奖，后者则被忽略。过往的研究多聚焦雯雯的纯真与迷惘①、王琦瑶的历史与个人②，却很少关注阿三的意义，仅有的成果或阐释为具体的历史性写作③，或衍生为“第三世界”文化自处问题④。

自1980、1990年代之交起，王安忆创作了《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等一系列中长篇小说，营造精神之塔。通过对个人经历、家族身世等进行追述，思考时代、文化等因素对个人生存的影响，思考现实与未来、理想与信仰的有效性等问题⑤。《我爱比尔》是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的展开。小说表面上看起来讲述的是女大学生阿三的爱情故事，本质上并不是。王安忆也曾强调说：“《我爱比尔》其实是一个和爱情无关的故事。”⑥这个虚构的“世界”自觉地聚焦全球化加速时代像阿三这样的中国新人，思考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中如何确立自己的主体？如何选择自己的成长道路？它用爱情故事隐喻了列维纳斯所指出的“世界之没有根基”，阐释了跨文化对话之艰难。王安忆在小说中呈现出高度敏感性和世界性视野，认同经由跨文化的敞开、行动会抵达创造的逻辑。这使得《我爱比尔》显得特立独行，成为1990年代小说的重要文本。

跨文化对话是当下时代格外凸显的问题。“略”与“增”的世界，何去何从？《我爱比尔》展示了青年一代的思想力量，塑造了阿三这一20世纪成长小说的经典形象。重读小说，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当代中国文学、包括世界文学中缺少的人类共情能力。

一跨文化敞开：追寻心灵的震颤

自工业革命以来，各民族文化的普遍交往带给人类新的发展可能，人们逐渐认识到自我与社会的发展既要吸收他者文化，也要在与他者文化的对照中反观自我。正是人类的这种努力，使得“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⑦。阿三正是带着焦虑，在现代性激荡的普遍交往中登上历史舞台的。如何面对全球化日渐加速的世界？是坚持中国绘画的毛笔、宣紙，在减法上做文章，还是选择西方绘画的画布、颜料，在加法上做文章？面对中西两种相反的艺术哲学，建立在“略”上的中国式和建立在“增”上的西方式，当然各具千秋，那么中国人的“阴刻”和西方人的“阳刻”是否可以调和？对一个青年艺术家来说，这是一道极难的题目，越“接近事情深处的核心”，她越难于应对，“有什么东西将思想反弹回来了。⑧对阿三来说，她面对的是不断形成之中的新传统。这意味着只有从新传统出发，从人的自由天性出发，从异质传统出发，在敞开的跨文化对话中确立自我，才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⑨。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王安忆藉由小说关注了进入全球体系的中国遭遇他者的意义以及虚构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⑩。

阿三无疑是幸运的。赶上了1980年代中后期“这个活跃的年头”，又身处风气之先的大上海，还是学习艺术的年轻女大学生，阿三自然领风气之先，不仅亲闻目睹，尽一切可能汲取新鲜的见识，而且还要“试一试”11，在与社会上的画家联展中主动“推销”自己，虽然是“颤抖地发言”，但还是因为唯美的无忧无虑，“很出了些风头。”12成长初始开放年，敞开成为阿三毫不犹豫选择的一种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阿三掌握了“成为‘英雄的可能”13。确立自我的阿三，如福柯所说，成为“试图创造他自己的人”14。一旦活力被激发出来，“互动认知”的过程就成为重新建构的过程。与比尔对话所激发的心灵震颤15，加速了阿三的敞开和创造。在画展上，美国驻沪领馆的文化官员比尔主动称赞了她的画作具有前卫性，他看到了他想看到的东西，这使阿三“欣喜若狂”。但同时，阿三也清晰地表达了她的思想，她只要她需要的东西，这使比尔眼睛“亮了起来”。这就是双方的对话，沟通了彼此，“都觉得很快活。”16

跨文化敞开具有的通向自由的可能性令阿三着迷。人类有时候就是这样，自由的天性会使人即便深知交流是没有保障的冒险，“也要为拓展自由交流空间而不顾一切。”17她不和任何人商量，就打了退学报告，甚至有些“自虐的快意”。周庄之行，她和比尔“都有些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心情”18;有回尝酒，她和比尔四目相对，心灵相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就在这一秒钟里发生了”19。敞开越久，他们竟然产生了“相依为命似的”感受。感恩节的夜晚，他们相拥着走在马路上，当比尔自称佐罗时，她立即自称卡门！两人就这样默契地在马路上进进退退，轮番作击剑和斗牛状，直到闹够了，他们发现“深蓝的天被树枝杈挡着，空气是甜润的”20。阿三是非本质主义的。她一方面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渴望进入对方的文化深处。她“鼓励比尔更爱中国”，同时，也告诉自己比尔的中国和她的中国“可不一样”;她向比尔介绍中国的民间艺术，同时也向比尔追问猫为什么是九条命的？当比尔质疑新画“阿三的梦境”源于西方的观念，阿三却用行为艺术展示了东方的理解，并最终证实“千条江河归大海”。

尽管跨文化敞开的魅力永恒，但潜藏的隔膜还是令人不安。比尔并不喜欢阿三的英文名字苏珊，这是自18世纪以来西方最常见的女孩英文名。他给阿三起了个中国化的英文名字Number three，实际潜藏的是“北方”的“他者”意图。比尔骨子里潜藏着对“他者”文明的刻板印象，他更喜欢“异国情调”21。交往初期的阿三在他看来，更像是从《烈女传》中走出的人物，“崇高和恐怖”22。交往中，他也总是隐约感觉到与阿三之间存在着一些误解，只是不知道症结所在。阿三倒是能，她不希望自己仅仅作为中国女孩被喜欢。为此，阿三出现了摇摆不定的情形，她竭力去寻找如何达成中西方合流的办法，“来调和她的矛盾处境”23。她试图通过强调主体间以彼此渗透的互动方式推进理解，即马尔蒂尼所言的“共感式沟通”24。退学之后的阿三，在华泾村蛰伏不出，再次走出时，她希望以一个中西合璧者的形象来到比尔面前：苍白瘦削，一身缟素，嘴唇、指甲、鞋尖和脚趾甲却都是红色的25。然而，阿三的“南方”的想象落空了。她带给比尔的是惊异，他无法理解阿三的努力，甚至觉得危险，“远离十万八千里的”26。这就是跨文化对话之路，一条孤独而漫长的路。在这条路上阿三走过了漫漫十年，其间隐藏的尖锐的文化冲突，如同王安忆所说，无论人类的文明走到哪一个阶段，都注定是一场永恒的困境，需要一个人面对着孤独的内心，全凭自己去战斗，去摸索，“甚至越演越烈”27。

阿三作为先行者，始终是前行的战士，她的指向是敞开的，坚定地进入“你-我”的对话关系中。小说中有一段隐喻令人印象深刻：阿三和比尔就一幅新畫展开讨论，比尔理解这画是关于性，阿三却否认，比尔认为潜意识里是，阿三又否认。这场看起来不能完成的对话，却在抵达“人类”深度时完成了。“阿三的身子揉进了比尔的身子”，虽然有一刻“被惊惧抓住，觉着大祸临头”，但下一刻，“欢喜却来了”，虽然晚上一个人的时候“觉出了疼痛”，但感觉还是“甜蜜的”28。阿三享受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感，以至于在她眼中，比尔就是电影《第八个是铜像》中的“铜像”，一方面钢筋铁骨一般，一方面又柔情似水一般。以至于两个人在彼此凝视中，都觉着不像人。在这一刻，他们真正意识到了主体性需要与他者深刻相关才有意义，也是跨文化对话所追求的境界，似乎离现实很远，“是一种想象样的东西。”29

尽管艰难，阿三还是遵循了对话的原则。在康德看来，应遵循思考他者相异性三原则：独立思考、站在他者的位置上思考、不违背自己的真实思想。30阿三即如此。为了能够实现“想象的世界”，在性的感受能力方面，阿三并无欲念，也无心思，只是“全想着比尔怎么高兴”。她善于营造气氛，花样百出，印证了比尔在中国春宫和日本浮世绘中理解的“格外的性感”。她让比尔忍不住感慨“何曾经历过啊”，明白了东方人其实比西方人“更灵敏，更细致”31。为了不影响比尔作为一个外交官的前程，阿三宁愿结束他们的关系，即便“有了些牺牲的快感”，但主体的弥散状态还是让她对当下的状态有着清醒的洞察，“于是也就没有牺牲这一说了。”32阿三也遵循了对话的态度，在肯定本文化的同时，指出局限，比如狭隘33。因此，当美国人指出其油画作品过于西方时，阿三“懂得美国人的意思”，重新创作，在普世性的基础上增加了地方性，这一创新性作品，连她自己都有些惊奇。这就是跨文化敞开结出的硕果，它会激发超常的创造性，丰富自我的文化身份。这也解答了评论家的困惑：“她是从哪里得来的养料呢？”为什么初露头角时胆怯的阿三成熟得那么快，“都能在一起探讨理论问题了”。阿三自己也觉得“一切全都自然而然”，因为敞开的她已经汇入了世界的潮流。

二跨文化行动：执着冒险的旅程

跨文化对话是个体在社会互动中补充“视野剩余”这一盲区的行动。34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个体在观察自己时都会存在一个他者可见的盲区，需要借助他者的互动，来补充“视野剩余”，这样才能凸显主体。与比尔的对话，正是这种互动，给了各自人生新的体验。有时他们赤裸着相拥在窗前，在彼此的凝视中，“都染了些那老公寓的暗陈，有了些深刻的东西。”35这就是主体间对话呈现的世界，在文化的关联重组中，迸发出新鲜的文化血液。因此，某一时刻，阿三会感受到来自比尔的纯净，他像个孩子，“是多么可爱啊！”36这种互主性的交往带来的视域融合表明存在着一个主体间共同承认的时空世界37，在这个主体间的世界中，文化的鸿沟可以弥合，见解的差异可以沟通理解。这也是“我爱比尔”成为阿三跨文化信念的缘由。在扮演幽灵的游戏中，他们看着彼此的脸，虽然都不是真人，心里却都在想：“这一切多么不可思议！”“换了谁都做不到，非得是他们两人”。

跨文化行动注定要在反抗孤独中完成。经历了与比尔的欣喜、隔膜、迷失、失落、痛心和虚妄之后，虽然有过了痛彻心扉的“空虚”“恐惧”“疲乏”，阿三却又开始“重振旗鼓”，重回主体性，执着于跨文化视阈下的间性人生。虽然已经经历过几次“丧失目标的阶段”，但她每次都总是会获得契机，柳暗花明，都总是能够以积极的热情投入到“劳动的愉悦”之中38，即便有悔意，也只是瞬间即逝，还是忍不住做了盲人摸象的游戏，甘于蝉蜕的过程。比尔之后的跨文化行动中，阿三先后对话了法国画商马丁、美国游客乔伊斯、美国外教、日本商社高级职员、加拿大人、比利时人以及“不间断的外国朋友”。她依然相信跨文化的力量。他们“都是比尔，又都不是比尔”。与法国画商马丁的交往，校正了她过于弥散的危险。马丁指出，虽然她很有才能，但过于商业化和潮流气，阿三一度有些不服气，但在心底深处，不得不承认“马丁有一点对，正是这个，使她感到恐惧和打击”39。在某种意义上，阿三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依靠一个巨大的动力，积极地行动着。

阿三始终“抱着事在人为的希望”40。她相信在与不同的跨文化对话主体的交往中，存在着新的可能性。同样是蓝色的眼睛，也可能是不尽相同的：比如比尔是碧蓝的，而马丁是极浅淡的蓝色;前者的世界是大的，喧腾的，开放的，而后者是宁静的，偏僻的，孤立的41。最大限度地面对这个世界是需要勇气的。虽然分离在即，最后三天，他们还是确立了“爱的关系”。于是，跨文化对话呈现出你我共情的图景：在这极短的时间里，阿三仍然感觉与马丁是一场特别纯洁的精神上的恋爱，他们像姐弟一般搂抱着睡觉，手牵手地逛街，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彼此的虔诚。42这一图景还出现在春天的工厂空地上：她将从那里获得的奇异灵感，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把西方油画的厚重与中国画泼墨的即兴相结合，虚与实结合，任意与存在结合，这些作品“明明是玩耍”，却偏说是“劳动”43，这一批带有命运的哲学的意味的作品很快就流传开来。

王安忆小说创作观的一个重要表述是把写小说看作是一个“渡”，体现出把人从此岸渡到彼岸的过程。她以中国的《红楼梦》为例，指出其中的“渡”有两回，出发往此，再又归彼，“路途长一倍，历练多一重，眼界便也更上一层楼。”44她又以法国雨果的《笑面人》强调，小说把格温普兰这个杂耍的小丑放进英国贵族上议院，让他用街头谐谑剧的方式批评世道。冉阿让这个蒙昧的苦役犯，最后成为圣徒，就有了“普度众生”的意思，任重道远，终于“渡”向缥缈的彼岸，思想的力度是极强悍的。45其实跨文化对话的过程也是一个“渡”，阿三就是摆渡人，坚持不败的理想。面对困境，她总是“相信两个极端之间一定有相通之处。”46这也是跨文化行动渴求建立的乌托邦，建立一种更为广阔的生活视野，再造一个新大陆，人们可以“在健全的人类中共存”，“创造性地共同进化”47。她将比利时人的公寓看做是自己的家，期望在这个空间里有新的临界，抑或奇迹。尽管新的情形没有发生，阿三也没有表示丝毫不满。她喜欢酒店大堂，喜欢扑面而来蒸蒸日上的气息，喜欢灯光映着自己盈盈光亮的眼睛。作为跨文化对话的空间，她认为这里“全世界的有产者无产者都联合起来”。48

跨文化行动是一场冒险的旅程。作为战士的阿三似乎牺牲了，但个体深层体验他者文化过程中的痛苦、欢乐和困惑却是同行者和未来人的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三认为快乐和痛苦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濒临绝境的情感。她相信，只有这样的努力才会最终促成文化身份的全球性集体思考，并最终谱写出悠远的和声。

三跨文化创造：成就丛林的精灵

跨文化对话终归是一场创造的旅程，在体会文化多元性和发展性、文化身份认同流动性和包容性的过程中，深层理解他者文化中的人，在對话中谋求共鸣、呼应与和谐。这一旅程注定与文化与心理的鸿沟相伴。与查理、艾克、琼斯对话的“奇异姿态”引来了误会，那些外国人装作看不见，那些中国人却喜欢看热闹，在人们的张望中，阿三觉察大事不好。她试图求饶，离开咖啡座，可是由于互相不了解，“受侵犯的恐惧就忽然成了事实”，性急的那个竟然叫来了警察。这种冲突性体验让阿三“心慌”。这种鸿沟也出现在与马丁的对话中，分手时刻，彼此都有些听不懂对方的话，只好沉浸在各自的思想里，“被自己的心情苦恼着。”49这一情形还存在于和比尔的分手体验，当一切都显得极端和尖锐时，双方都“有些力不从心，还有些言不由衷。”50面对瓦解的力量，常常会产生“一股说不出的失望”，希冀中美好记忆还未形成“就已经破碎了”，希冀中的相互理解变成了不理解，真诚付出的双方彼此“都有些委屈，又不便诉说”。最终，双方都体验到了“毁于一旦的痛切之感”，“几乎是痛及她的整个人生”51。

幸好，阿三是顽强的精灵，有着卓尔不群的灵魂。在收容场，女作家来看她，她几乎没认出阿三。当看到女作家说话间几乎要落下眼泪，阿三坚硬地说她不想看到哭，以至于女作家不理解，咬着牙说“你的心真硬啊！”52阿三就是这样一个精灵，如同孙行者，经历了诸多的劫难，但信念不改，难怪比尔曾感慨：“这是人吗？这是个精灵啊！”王安忆曾在与张新颖的对话中谈到《我爱比尔》。她说阿三们是不自觉的，凭着感性动作，按照自己意图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知道不要什么”。他们是盲目地“要一样东西就是去要，去要”，全然不计较需要付什么代价。“这是我很欣赏，也很愿向其学习的……”53这正是跨文化创造的力量。王安忆说，小说做的就是这个，从实有出发，造一个虚无的空间，一个在现实中不可能显现，只有在彼岸才存在的空间，是人的神岸。小说“是将人‘渡到神。”54在创造中，尽管历尽磨难，跨文化创造所形成的“多元一体”使阿三能够坦然面对“新生活”。此时的阿三是“得到新观念的他人”“不会封闭于任何知识之中的他人”55。虽然改造中的“人，就像一件上了轴的机器，不停地运作下去”56，但阿三竟获得了快感，“心里竟是有些温馨的感动”。即使面对“白做”的流言，她也不屑于计较，作为受难者，她是理性的，她根本不期望这个刚从专科学校毕业的承办员能够理解自己，她所追求的是人类的终极归向，她甚至觉得死也并不可怕，“甚至都不是令她伤感，而是有些欣悦的。”57为了创造，阿三逃离了农场。在雨水模糊中，又一次进入了她追逐的世界：那是一片广袤的丘陵地带，矗立的柏树也许就是比尔，也许就是马丁。如今他们在哪儿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成为她信念的标识，可以用来鼓舞自己的信心，她想告诉比尔“这一切都不平凡的，决不会落入平凡的结局”。想到此，她甚至“忽有些悲悯般的欢喜”58。这也让我们对阿三的未来充满期许，相信一个精灵的新故事即将展开。

好小说就是好神话。在麦秸垛边，阿三发现了一枚被藏起来的处女蛋，这正是当初的自己。她的心又被刺痛了，它为什么要把这处女蛋藏起来？她想到了自己。“她将鸡蛋握在掌心，埋头哭了。”59她的哭意味深长：这正是在“东”和“西”的相遇中所期望生产的“蛋”，产生的“东西”。这也难怪《我爱比尔》在中国台湾出版时书名为《处女蛋》。阿三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人类从离群索居走出来的时候，会失去很多东西，被侵略的不仅是我们的资源、经济生活，还有感情方式。跨文化对话之路犹如西天取经之路，需要历尽千辛万苦，降魔除妖，劝化众生，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至此，小说的思想呈现无疑。正如王安忆评价《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所说，在这部小说中，彼岸与圣者克利斯朵夫合二为一，有来路，再出发往彼去。倘若“渡”过去，便是合二为一，倘若“渡”不过去，就需要奋斗，而这奋斗的本身就是灵魂进了真正的躯壳，虚无的彼岸有了迎接。60彼岸总是延伸出去，隐在未来之中。而未来则隐藏在一种广博的不针对任何个别事物的爱中，当所有的事物都在这爱的观照下融为一体，将达到跨文化对话所追求的会心的理解，精神的安宁。

在20世纪成长小说的女性形象谱系中，典型形象深入人心。从洛绮思、莎菲、梅行素到曹七巧，从林道静、多米、黛二到普桑子，如今，又增加了阿三这个经典形象。阿三是王安忆对生活“日常性”守护和追寻的产物，也是她企图“建构想象中的‘本土中国，由此介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的努力。61作为“世界性的知识分子”，王安忆聚焦大变革里面最不起眼的元素，用小说这种“有着毛边和蕾丝”的艺术形式，发现它们如何结构着历史的质地。62当下，人类社会一方面进入理性时期，另一方面，进入中国时间。时代的困境在于工具理性一枝独秀，价值理性被迫边缘，代表人文精神的跨文化对话遭遇了重重阻力。阿三形象的经典价值在于：成长中的中国“新人”，一方面高高地擎起了价值理性的旗帜，另一方面迸发出崭新的跨文化对话意识，具体化为成长的野心。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王安忆在1996年创作的这部发现个别性小说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她的呼喊代表了当代作家思考的广度、深度和厚度。

注释：

①周思：《八十年代“成长小说”中的女性启蒙困境——以王安忆的“雯雯系列”为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②徐德明：《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③杨庆祥：《阿三考——由<我爱比尔>兼及王安忆的写作症候》，《文艺研究》2015年第4期。

④葛亮：《全球化语境下的“主体”（他者）争锋——由<我爱比尔>论“第三世界”文化自处问题》，《文史哲》2010年第2期。

⑤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页。

⑥53张新颖、王安忆：《<妙妙>、<香港的情与爱>等几个中篇》，载张新颖、王安忆：《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页，第285-286页。

⑦罗素：《中西文明的对比》，秦悦译，载《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版，第146页。

⑧1112151618192021222325262829313233353638394041424346484950515256575859王安忆：《我爱比尔》，载王安忆：《王安忆自选集》，天地出版社2017年版，第220-221页，第201页，第201页，第202页，第202页，第203页，第202页，第208页，第212页，第204页，第207页，第210页，第211页，第205页，第204页，第204页，第216页，第213页，第212-213页，第213页，第216-217页，第232页，第229页，第232-233页，第233页，第227页，第251，第235，第217页，第235页，第235页，第256页，第257页，第270-271页，第272页。

⑨17单波、刘欣雅：《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第1页。

⑩张旭东、王安忆：《对话启蒙时代》，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64页。

13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14[法]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译，参见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3页。

24姜丹丹：《世界与共生：亨利·马尔蒂尼的现象学思想之跨文化对话》，《哲学研究》2015年第9期。

27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30Paul F.Knitter， One Earth， Many Religions： Multifaith Dialogue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5.

34[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44页。

37王玥玮：《东方主义与主体间性——关于藏传佛教全球化的两个解释范式》，《民族艺林》2016年第4期。

444554王安忆：《小说如是说》，载《王安忆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153页，第152-153页，第153页。

47[意]阿尔曼多·尼兹：《跨文化宣言》，《跨文化对话》第29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5-22页。

55[法]列维纳斯：《整体与无限》，参阅《跨文化对话》第7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