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

摘要：王安忆是当代中文小说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新作《一把刀，千个字》再次证明她的创作力历久弥新。在白描饮食男女同时，作品回向历史，思索革命和生命的意义。王安忆调动人物情节，“纪实与虚构”双管齐下，体现她拿手的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不仅延伸王安忆左翼叙事辩证，也代表她近年藉小说思考形而上问题的最新尝试。《一把刀，千个字》延续了《匿名》 所给出的辩证逻辑，并将其连锁到革命叙事。由革命写到请客吃饭，王安忆运笔如刀，做她的文章。起落之间，她炮制多少人间故事，辩证名与实、人与物的始末，为之沉思，为之叹息。这是她的“千个字”，她一个人的“小说革命”。

关键词：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现实主义;“匿名”;“微物”

王安忆是当代中文小说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新作《一把刀，千个字》再次证明她的创作力历久弥新。小说以扬州菜漂流海外的故事开场，情节一旦展开，赫然盘根错节。纽约华人的大宴小酌牵引出东北哈尔滨一场家庭悲剧，上海弄堂深处的儿女恩怨，还有扬州城里城外的市井人生。旧金山唐人街、大西洋城赌场、天津宅邸、甚至大兴安岭鄂温克族猎场都是故事发生的场景;越南女子、德州青年、新疆流民穿梭主要人物之间。但小说的核心是“文化大革命”中一起轰动全国的政治迫害事件。

扬州饮馔如何与“文革”斗争发生关连？什么是“一把刀”，什么是“千个字”？王安忆调动人物情节，“纪实与虚构”双管齐下，体现她拿手的现实主义风格。但在白描饮食男女同时，她回向历史。20世纪的革命狂飙不再，新时代的中国人继续穿衣吃饭。但曾经的信仰和随之而来的伤害萦绕不去，总以最奇特细微的方式唤醒一代人的政治无意识。不仅于此，王安忆甚至将她的历史命题提高到抽象层次：人生莽莽苍苍，本命是什么？革命是什么？一个人是否可能凭空连根拔起，或再次落地生根？作为“个”体，人之为人存在或消失的意义是什么？

没有如此的大哉问作为底色，王安忆的叙事再栩栩如生，也不能显现她的现实小说独特之处。小说标题已耐人寻味。“一把刀”指的是扬州师傅擅用的菜刀，“千个字”则出自袁枚（1716-1798）佳句：“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扬州四大名园之一的“个园”命名即本于此。袁枚好啖，诗酒风流，为有清一代文人风雅的典范。然而在王安忆小说的语境里，“一把刀”回归民间，隐隐有了杀气，“千‘个字”历经月落星沉，坠入茫茫人海。

一  革命不（就）是请客吃饭

《一把刀，千个字》的主人翁陈诚，少年师从扬州名厨，因缘际会到美国，落脚纽约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区。这里老侨、新侨来自五湖四海，各有各的经历。橘逾淮为枳，无论背景如何，人在异乡，必须另起炉灶。陈诚也不例外，虽然厨艺不凡，却难有用武之地，只有少数场合才能一展身手。也就在酒足饭饱之际，客人话匣子一开，天下大事、国共密辛、革命外史、离散传奇在饭桌上摊开。

这只是王安忆的起手式。从厨子的眼光来看，革命历史不过就是酒酣耳热后的话题。但果真如此么？漂流海外，谁没有难言之隐？随着叙事，我们发现这个扬州师傅不但会做菜，而且耽于沉思;他独来独往，有点忧郁，甚至有点神秘。他出身东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那是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或出于选择，或命运使然，他进入与家庭背景迥然不同的行业，也就可以理解。以陈诚为辐辏点，王安忆描写他那历尽沧桑、却仍然忠党爱国的父亲，举止躁郁的姐姐，世故的妻子，法拉盛各色人等，还有当年上海弄堂、扬州乡下的老老少少。这些人交织出时代的众生相，远看平平凡凡、近看各有心事。尤其陈诚周旋油盐酱醋之间，似乎总是若有所失。来美多年，他仍在寻找什么，或是逃避什么？

像陈诚这样的人物其实也曾出现在王安忆其他作品中。《叔叔的故事》（1990）里他是个初出茅庐的文学爱好者，《考工记》（2018）里他是蹉跎一生、株守旧宅的败落世家子。这类人物起初怀抱懵懵懂懂的想望，却在历史偶然或必然的遭遇里，过早遇见生命的坎陷，为之失落彷徨。他们遁入自己的世界里，无论是创作，是建筑，还是烹调，成为打通出路的门径。然而人生还是有些谜题难以参透，时机错过，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一把刀，千个字》上半部铺陈了陈诚的故事，也提出了“谜题”：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下半部里叙事陡然转变，“母亲”这一人物出场。王安忆不揭露母亲名姓，径以“她”称呼。母亲家世良好，美丽聪明，在学校、在单位都是一时无双的人物。但母亲也是孤独的。在哈尔滨，母亲与来自扬州的父亲结合，有了一对儿女。这本是理想的新中国家庭。“文革”开始，母亲不由自主卷入。她观察、沉思各方文斗武斗，远走南方串联，见证革命实践。终有一日，母亲归来，静静写下十二张大字报张贴。我们不知道母亲到底写了什么。但她的文字为自己也为家人带来滔天大祸。母亲被捕入狱，后遭枪毙，一家因此四分五裂。

母亲的儿子就是陈诚。他甚至原来不姓陈。大祸临头那晚，年幼的他连夜被送往上海，从此改名换姓，寄人篱下。他辗转弃学，成为厨师学徒。但故事不止于此。“文革”结束，母亲一夕之间又被平反，甚至被冠以烈士之名。母亲成为全国怀念效法的对象，她的事迹一再被媒体报导、影视改编。陈诚幼年离开东北，母亲的印象已经模糊，但“母亲”的形象却又如是无所不在。甚至他谈恋爱也落入“恋母情结”的戏谑。

多少年后，扬州厨师来到美国法拉盛，看见客人高谈国家大事，“左派右派”争得面红耳赤，不禁惘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时移事往，革命不就是請客吃饭？而那顿饭，是烈士之子掌厨的拿手好菜。万里之外的扬州佳肴里，隐隐有一股血腥气味。

二  左翼的忧郁

至此，“谜底”似乎揭晓，王安忆俨然写了个后革命时代的离散故事：一切俱往矣。其实不然。她不愿轻易告别革命，而是要再次叩问革命的前世与今生。这让她的小说充满辩证意义，而这辩证借着纽约的扬州厨子和哈尔滨的烈士——儿子和母亲——的关系，作了戏剧化呈现。陈诚的经历必须放在大历史格局理解。他的存在，或甚至小说所有人物的存在，无非用以烘托“母亲”这个人物。

《一把刀，千个字》中有关母亲的描写仅集中在短短几十页里，这短短的篇幅却支撑了全书。她的一生如长虹闪烁，随即为历史狂飙摧毁。王安忆以抒情的笔触描写母亲短暂的一生，她的高洁理想，她的温柔多情如此华美，只能存在诗的世界里。母亲周遭的人，包括至亲的家人，甚至小说家王安忆，就算对她心存向往，也是可望而不可及。在粗糙酷烈的现实里——那构成小说纷纷扰扰的世界里——是容不下母亲的。

识者大可以指出，王安忆将母亲与革命等同起来，有如老套寓言。谈革命、原欲、母亲三者的联动关系，左派心理学家如齐泽克等也可大作文章。在后社会主义语境里，“革命”早已成为明日黄花，王如此含情脉脉的革命寓言很可能流于感伤造作，更可能引发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嘲讽。但王安忆逆向操作，反而就此考掘寓言本身的辩证性。她的“寓言”其实有所本。此无他，“文革”在东北牺牲的张志新（1930-1975）就是母亲的原型人物。

张志新案曾是“文革”最大冤案之一。新左学者自诩中共党外无党，党内却有“自动纠错”机制;历史永远是朝正确方向发展，张的冤死和平反也许就是党的先见加后见之明的最佳写照。①大说家大言夸夸，小说家却从人间烟火里看出历史无数歔裂。王安忆小说中的母亲当然不必只从张志新汲取灵感。她最终要铭刻的不是一个人物或事件，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怀的得与失。循此王安忆展开辩证：革命是诉诸暴力的群体行动，但革命者作出舍我其谁的抉择时，又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动。革命既是史诗的，也是抒情的;是摧枯拉朽的大破与大立，也是地久天长的乌托邦向往——与伤害。

王安忆的作品向来不乏左翼情怀。作为“共和国的女儿”，她的家庭背景和“文革”经验使她对革命——不论是壮丽昂扬的行动，或是粗糙惨烈的后果——感同身受。在《忧伤的年代》里，她如是回顾自己的“文革”经验：“这是一段乱七八糟的时间，千头万绪的，什么都说不清。就是说不清。在乱七八糟的情形之下，其实藏着简单的原由，它藏得非常深而隐蔽，要等待许多时日，才可说清。……我们身处混乱之中，是相当傷痛的。而我们竟盲目到，连自己的伤痛都不知道，也顾不上，照样地跌摸滚爬，然后，创口自己渐渐愈合，结痂，留下了疤痕。”②王安忆是忧伤的。但故事必须讲下去。荷马史诗《奥迪赛》（Odyssey）里，尤利西斯在外征战二十年，返家面目全非。伺候他的老妇凭着他脚上的疤痕认出主人，一家团圆。如何认出并抚摸那疤痕，诉说那“说不清”的伤痛，是小说家的本命。王安忆创作转折点的《叔叔的故事》如此，《启蒙时代》（2007）如此，最新的《一把刀，千个字》仍是如此。

近年西方马克思学者面对革命大业每下愈况，而有“左翼忧郁”之说。③诚如学者涂航指出，如果中国也有左翼忧郁，病灶不来自革命的遥遥无期，而来自革命实践之后所暴露的巨大落差和变形。④但忧郁不必只带来弗洛伊德式的自溺与胶着，也可能启动阿多诺（Theodor Adorno）式“否定的辩证”⑤——在历史貌似终结的点上触摸疤痕，重启伤痛的、歧义的、（自我）质疑的叙事，从而延续辩证。

这方面王安忆的精神导师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1937-2016）。⑥王安忆1983年在美国爱荷华国际作家工作坊认识陈映真，成为忘年交，日后写下《乌托邦诗篇》致敬。从陈那里，她分享左翼乌托邦理想，也见证“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⑦的执着。陈《山路》里的老妇蔡千惠——也是一个母亲的形象——的话，“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会不会使得昔日的血泪牺牲，都变为徒然？”⑧ 很可以成为《一把刀，千个字》的脚注。革命的必然与徒然千回百转，善与恶俱分进化一如既往，王安忆以小说写革命的完而不了，也完不了。

三  匿名术与微物论

《一把刀，千个字》不仅延伸王安忆左翼叙事辩证，也代表她近年藉小说思考形而上问题的最新尝试。如前所述，小说上部处理主人翁陈诚“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这是王安忆不断书写的主题，最著名的作品首推《纪实与虚构》（1992）。王安忆现身说法，探讨母系家族的来龙去脉。她甚至推测出这一家族可能是北方蛮族的一支，千百年迁徙离散，终至不能闻问源头和最后的落脚处。《一把刀，千个字》提出类似问题，但有了不同的响应。

陈诚对母亲，以及母亲为之牺牲的革命，其实一知半解。母亲的消失是陈诚生命中的黑洞。小说安排他两度看到一本家族相簿，其中唯一一张全家福照片早被隐去，因为母亲曾是家族耻辱和罪的象征。但另一方面，母亲又是革命后全中国大名鼎鼎的国家烈士，她的身影经过媒体铺天盖地的传播，无所不在。幽灵化的母亲，圣宠化的母亲，作为烈士之子，陈诚在极度患得与患失中如何自处？

王安忆在小说自序提到，《一把刀，千个字》最初线索来自一则有关某烈士之子和成长环境格格不入的传闻。这个孩子长大后如何面对世界、家人、还有自己，成为作家挥之不去的执念。小说安排年幼的陈诚突然从哈尔滨家中被带走，寄居上海弄堂姑母家，隐姓埋名，开始新生。他原来姓杨，因家变而改名换姓。他又选择了厨师之路，与原生家庭渐行渐远。而他从中国来到美国，从偷渡客变成公民，更象征着他改头换面的决心。

问题是，过去的网罗剪不断，理还乱。陈诚有多大的决心和能量为自己打造不同的身份和生命？王安忆不将这一问题视为情节桥段而已，更将其提升至本体论层次，因而陡然加深叙事的复杂度。陈诚成长过程中每一次的遭遇，从上海弄堂里带他到工厂洗澡的爷叔，扬州乡下结交的厨师之子，到大西洋城邂逅的红粉知己，都让他的眼界和身份不断转化。与此同时，他必须与家庭创伤搏斗，甚至他的父亲、姐姐和妻子也成为搏斗的对手。他没有过去可以告别，也没有未来可以期许。但他又是不甘的，因为他隐隐感觉如此贴近母亲却又错过母亲：能否再出生/出发一次，定义那存在的源头？

这一拟想“人之初”的逆向冲动是王安忆近年创作的主轴;《一把刀，千个字》恰恰又点出了它的政治意涵。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从政治思想角度指出革命、诞生（nativity）与叙事（narrativity）息息相关;革命的根本是创造——让生命另起一个开头，让“故事”重新再讲一次。⑨但王安忆要讲的故事复杂得多。如果革命是为世界重新命名的方法，那么革命后或后革命的时代意味什么？

2015年出版的《匿名》是重要的突破。小说描写一个上海的普通市民阴错阳差被黑道绑架，后被抛弃于大山中。远离城市文明，他的身形面貌逐渐改变，甚至忘了姓名身份，重回蒙昧的匿名天地，“二次进化”。他历尽颠簸，最后被发现救回，却在渡江途中落水不知所终。《匿名》 的隐喻意图超过现实主义叙事的承载量，读者未必能够领情。但此作在当代小说史应有一席之地。陈思和教授回顾中国文学和文化政治，曾指出从“共名”到“无名”的转变，亦即从一言堂想象下放为民间多元的想象，是20世纪末的大事。⑩但21世纪以来我们见证“共名”和“无名”相互渗透，形成新的制约和和反制关系。王安忆恰当此时以小说提出“匿名”，虽未必有意参与公共论述，却点出当代一种新的感觉结构。“匿名”是凡夫俗子隐身遁世的渴望，是社会监视管理技术的代号，但更有意义的，是所有不为我们所知的事物总称。但“名为万物之始”，就算匿名避世，除非纵浪大化（有如《匿名》的结局），谁又能够离开名和物千丝万缕的牵挂？

《考工记》（2018）将王安忆的匿名术又推进一步。这是一则人和老房子化为一体的故事。落魄的世家子弟半生坎坷，最后退居祖传的老屋，却与老屋有了休戚与共的关系。城市建设步步逼近老屋旧园，守护者一筹莫展。老屋兀自存在，历经岁月逐渐腐朽，老屋的守护者何尝不是如此。但王安忆拒绝将人与屋的关系浪漫化。岁月流逝，人与屋注定由废物化为无物。进化还是退化，人的周期与物的周期共相始终一场，如此而已。

当“匿名”——“名”的消失，隐匿——成为一种隐入世界万物之间的形式，其实凸显出传统唯物论的局限。那是以人为出发点的物论，念兹在兹“人化”或“物化”的机械二分法，却未曾真正检视“物”深邃而不可测的潜力。《考工记》的意义在于将人与物等而视之，一路追踪老人和老屋历尽沧桑，最后都成为“微物”——细微之物，也是幽微之物——的过程。人的终了其实是人/物的开始。

“匿名”与“微物”是王安忆以小说思考革命的教外别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天换地，对“名”和“物”的坚持其实无比传统。种种运动、清算、主义无不以名份和标签的斗争展开;也无不以架空、异化物种深邃复杂的动能为指向。近年新唯物论的兴起，其实是对旧唯物论迟来的对话。

在“名”与“物”两极之间，革命其实忽略了原本要解放的“人”。“文化大革命”后新人文主义回归，关键之一正是对人作为血肉之躯，感性存在的正视。王安忆雅不欲附和新人文主义的号召（又是一种新的命名行动），却从小说实践里还原最复杂的人间境况：匿名的境况，微物的境况。她赖以调动的形式，或为世界再次命名的方法，就是现实主义。她从匿名思考种种名相所带来虚妄与怅惘，藉微物解构机械唯物所曾物化的世界。

回到《一把刀，千个字》。陈诚所见证的一段历史，正是“名”与“物”各走极端，人不当成人的时代。“文革”发生，母亲其实没有直接涉及文斗武斗，她选择在更高的位置观察、思考种种喧嚣狂躁，作出自己的判断。她所怀抱的革命憧憬和她所置身的革命现实有了巨大冲突。她作出了决定，并且付出生命代价。

母亲被污名化为现行历史反革命，又被圣名化为国家烈士。多少年后，陈诚远走他乡，隐姓埋名。他以匿名方式，选择新的开始。而他的职业让他贴近生命的基础——民以食为天。那是微物的世界，充斥种种人间烟火，七情六欲。这是他对革命迟来的、无言的回应。

陈诚的尝试是否能让他重新改造过去，小说没有给出答案。然而在他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时，母亲或革命的幽灵还是无所不在。11那是一种庇护，还是一种宿命？用王安忆《忧伤的年代》里的话说，“在乱七八糟的情形之下，其实藏着简单的原由，它藏得非常深而隐蔽，要等待许多时日，才可说清……”

评论家张新颖谈《匿名》，称之为“一本‘大说小说”。12《一把刀，千个字》没有如此宏阔的意图，但延续了《匿名》 所给出的辩证逻辑，并将其连锁到革命叙事。由革命写到请客吃饭，王安忆运笔如刀，做她的文章。起落之间，她炮制多少人间故事，辩证名与实、人与物的始末，为之沉思，为之叹息。这是她的“千个字”，她一个人的“小说革命”。

注释：

①汪晖：《自主与开放的辩证法： 关于六十年来的中国经验》，http：//www.snzg.net/article/2009/1017/article_15805.html

②王安忆：《忧伤的年代》，台北麦田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③参见 Enzo Traverso， Left-Wing Melancholia：Marxism， History， and Mem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④Tu Hang， Revolution Remains： Literature， Thought，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in Reform China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20）， chapter 3， “Left Melancholy： Chen Yingzhen， Wang Anyi， and the Desire for Utopia in the Post-Revolutionary Era.”

⑤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New York： Continuum， 1981）.

⑥王安忆有名作《乌托邦诗篇》记叙她与陈映真的过往关系。

⑦鲁迅散文《墓碣文》名句，出自《野草》，载《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

⑧陈映真：《山路》，台北远流出版社1984年版，第238页。

⑨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2006.

⑩陈思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11参看Jacques Derrida 的“魂在论”论述 （hauntology），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 the New International ，New York， Routledge Classics， 2006.

12张新颖：《一本“大说”的小说》，http：//www.xdbzjw.com/index.php？act=newsdetail&id=20310

（作者單位：哈佛大学东亚系）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