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梅

生活的叙事性与叙事化的生活，其实是不同的。写作者在对生活的阐释和转译过程中，把经历故事化，把故事文本化，达成一种时空重建过程，其中容纳的可能性大于生活本身。《生物老师的女朋友》中，莎莎是里世界，小麦是表世界，两者构成女性意识和女性成长的立体时空。小麦在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经历了心理重建过程，具体表现为鲁迅《故乡》去归来模式的逆向打开;而莎莎在追求爱和艺术理想的过程中，同样遭受到现实的不断打击和伤害，她的自我意识重塑表现为由莎莎到LISA的身份重建。小说叙事有着峰回路转的美感和游刃有余的智慧。

小说提供了叙事的坡度，女性意识的纵横坐标建构在对故乡、男性和自我认知基础上。

女性成长有时候并不是以实体形式出现，但是在思想意识里，所有关联的社会要素是不可或缺的。莎莎和小麦所属的生命空间包含少年时代的求学、青春时期的恋爱和后成长视野中的自我选择（心理、情感和精神维度）;物理空间包括故乡（大溪村、多马林小镇、县城）和都市（广州），异域想象（法国酒庄）。现代人始终在协调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多数人习惯接受社会给予个人的处境及命运，缺少破釜沉舟去改变这一切的勇气。莎莎和小麦两个人其实都是背对故乡、面向世界的。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维交叉点，两个人因为生物老师和任翔联系在一起，從县城的喜糖之约，到法国的酒庄之约，从天真到成熟，女性真正的对立面从来不是男性，而是自我。西维的女性关怀因此建立在生命内在观照的视阈下，翻越主导两性叙事逻辑的男权围墙，走过主体意识模糊的灰色地带，探索插满玻璃碎片的高墙之外的女性解放之路。

西维写小说，喜欢转换观察生活的视角，跳过叙事障碍，自由调整时间维度。

在传统秩序中，作为女儿，小麦理应承担相应的家庭伦理使命，而她选择逃离是对命运的反抗，也是对民间文化伦理的反叛;作为女朋友，小麦理应对两性关系的边界做出反应，而她在情爱伦理规范中所持的漠视态度（健身教练这一虚化人物，与围绕生物老师构成的三角关系相似，健身教练和政治老师都是规训者身份），并不是寻找某种心理上的平衡。莎莎在生物老师出轨后，既没有整日以泪洗面，也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手段，她很快开始了新的恋情。俩人的逃离和远行都是在男性的引领下完成的，小麦跟随钱宇，莎莎追随男友。此后两个人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支点，作者所要处理的日常生活和漫长的成长之外的伦理关系，在于女性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这一价值不是男性给予的，也不是在与男性对抗中获得的，而是女性主动打破男性世界规则，成为自我的立法者。

多马林小镇，这一独特的文化空间是西维的;见微知著的女性视角，也是西维的。

小说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是李小麦的，是这个女孩子的18岁出门远行，以及十年成长史。怀着对家庭和亲人的怨恨，离家出走，背井离乡，在广州打拼十年，从服装车间女工到保险业精英，从诀别故乡到还乡忆旧，十年两地，这是小说的时空设定。莎莎大学毕业成为县二中的音乐教师，大学时代的男友毕业后到多马林镇中学当了生物老师。钢琴，英语，纱裙，单车，茉莉花香味，莎莎对于小麦来说，是城市文化、艺术人生和浪漫爱情的象征。乡村往事，县城分别，远方想象，是莎莎留给小麦的精神财富。直到和LISA相见，小说叙事一脚刹车，属于小麦和莎莎的两条路交叉在一起。那一瞬间，不仅仅是小麦心潮澎湃，读者同样一声惊呼。虽然明知“生物老师的女朋友”这个人物会贯穿始终，但以怎样的方式重新回到小麦的视线，还是有着不确定性。这一脚刹车偶然又突然，小麦觉得那一刻，过往的甜美笑容，眼前的咖啡香气，都如千足虫在手心里蠕动让人浑身紧缩，这一句真是神来之笔。

成长叙事，有时候看起来像一场人生的艳遇，是时间与空间的化学反应。

小麦的文化背景是农耕文明，她对生活的认知来自朴素的生活本身。城市、艺术和法国红酒构成了属于莎莎的一个完整链条;乡村、金钱和保险推销员构成了属于小麦的另一个链条。人与社会的属性，与自身所处的文化圈层的弥合和共生关系，在小麦和莎莎身上表现得同样鲜明，活在物质的追赶、压迫和不安全之中，小麦当年被家人出卖，就是因为哥哥没钱娶亲，钱，从少年时代就成了她心头的魔咒。莎莎没有物质恐慌，即使没有稳定的收入，乐队依然坚持定期排演，观众不多，但足以慰藉他们的艺术追求。都曾被生活重重伤害，莎莎依然可以投入地去爱，人或者事物;小麦理性，置身各种情感之外，除了赚钱，没有什么能够让她身心俱在。猫和绿植是她的牵挂，故乡和亲人是她割不断的血脉，生物老师是她的青春怀念，任翔是她享受恋爱感觉的合适对象，而这一切，其实又都是可有可无的。面对女性的泪水，她当年拿出来的是手绢，十年后是纸巾，这两种物质分属不同年代，作用都是抹去悲伤的痕迹，本身并没有治愈的功能。同性之间的拥抱，对于小麦来说是陌生的。女性很难凭借彼此的支撑来面对这个男性主导的世界。小麦给出的药方是，独自面对，自我强大。

小说反复运用镜头的闪回，把一些变形的时间和空间打回原形。

小麦与生物老师畅饮叙旧时，LISA重新变成了莎莎老师;与任翔约会亲热，莎莎老师又变身LISA重新在场。任翔与生物老师合二为一，间接满足了小麦少年时代的暗恋;LISA与莎莎重合，小麦与LISA合一，这个情感共同体，初看起来像是四个人的，其实是属于李小麦一个人的。她本来应该排斥她，甚至恨她，总是先她一步拥有了她向往的男性，然而她并没有讨厌她，她看着她，就像看着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她始终是她的理想，当年教过的张学友的歌，她的茉莉花气息，甚至读英文时的温柔腔调，她始终喜欢并且记忆犹新。小麦坚持去听LISA乐队演出，仿佛他们坚持的是她的理想，他们正在实现的是她无法拥有的生活。

叠加的镜头里，我们不断梳理清楚每个人的道路和方向，也不断明晰人物背后景深里藏着的模糊不清的情感来源。当年的莎莎老师和政治老师，一个那么浪漫温柔多情，一个那么刻板严肃乏味，生物老师的选择相当让人费解。小麦对生活的理解来自自身的处境，被家人背叛出卖，抛开个人主义立场，在那个时代，简直是普通到了很普遍，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离家出走，她放弃一眼看得到终点的生活，实际上是逃出男性的牢笼，选择给自己一个新生。而生物老师的选择别有意味，他显然是被动地成为政治老师的猎物，放弃了代表艺术和自由精神的音乐老师，投入到代表权力和限制的政治老师怀抱，多年以后，即使用醉酒表达自己消极又微弱的反抗，其实已经是被命运牢牢掌控的猎物了。

小说叙事暗藏了一些小小的心机。那些对照，就像女性始终站在镜子前面无处隐身。

乡村——城市：小说是鲁迅《故乡》式的开头。“大溪村的后山都被染黄时，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后山依旧是那么黄，偶尔夹杂点红，和十年前我离开时一样。”与《故乡》不同的是，大溪村未变，今非昔比的是小麦。现代小说中的还乡叙事，差不多就是参加婚礼、葬礼、卖房子。西维也是这样设计的，不过钱宇的婚礼只是作为情节的转换器，提供了还乡的动机、叙事的转折和推进。还乡，把过去和现在，把曾经断裂的东西，重新缝合在一起。绿植和猫，是故乡（山坡、树林和狗）在都市里的替代物;新鲜的芝麻茶味道，是城市无法补偿的童年记忆缺失。还乡，让李小麦终于意识到，自己始终是属于这片土地的。长期稳定的情感联系，始终在血脉里绵延生长。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心绪，是如此耐人寻味。对于小麦来说，她不那么了解爱，她从小就缺乏“爱的教育。”多年以后，孤身一人的她对爱的表达是：绿植得浇水，宠物需要温暖。而这些介质提供的虚幻氛围，是模拟故乡再造的心理路径。

茉莉香水——香奈儿5号：茉莉花代表单纯的少年时代，清新的自然气息。人生往往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小麦与家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深了这种不安全感。对于早早出来闯荡的小麦来说，现世安稳是钱;对于学艺术的莎莎来说，人生价值是爱。小麦用各种方式去推销保险，莎莎用各种演出去表达自我。从茉莉香水到香奈儿5号，这是一个女性复杂的成长历程。莎莎爱上有妇之夫任翔，她经历过爱人的背叛，多年后又介入了他人的家庭，最终导致任翔离婚。小说中探讨的话题是世俗的，个人的选择里，带着精神和情感创伤，去寻找治愈自己的办法。小说没有刻意去对立艺术与金钱，艺术是救赎，赚钱是自救。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女人终究需要一间自己的屋子，生存是基础，生存之上才有所谓成长。生存对于女性来说，比起艺术和爱情更现实，也更锋利。生物老师的背叛，小麦家人的出卖，当时的撕心裂肺和恩断义绝，随着时间消逝渐渐平复。叙事给日渐枯萎的记忆添加了恰到好处的感情水分，存储记忆的时空得以膨胀饱满，重新获得了光泽和弹性。

缝纫机——钢琴：钢琴键上不停移动的手指，缝纫机上不停移动的手指，都是机械劳动，也都是某种创造，但是对于女性身份来说，两者有着本质差异。莎莎说：“我妈从小就让我练钢琴，在班上，我是唯一弹钢琴的女孩。从没想过我这双手有一天会用来抢男人。我也不愿意这样。”小麦说：“我只是不想一辈子耗在缝纫机上。”小麦说：“这都是俗人干的，俗气得很。”莎莎说：“你很厉害。”“你是我很想成为的那种人。”两个人都在成长，都想成为对方那样的人。这是小说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虽然那些晦暗不明的疼痛依旧在，却让成长了的女性，以彼此为参照，确认男性权力体系之外的自我。那么，比起莎莎失恋后山坡上的痛哭流涕，是不是小麦面对任翔并不是特别在意爱与不爱，更接近女性的主体性？小说是开放的，留下了大片的叙事空白和思考空间。

小说结尾提到張学友那首《祝福》，“几许愁，几许忧，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女性对未来仍旧有所期待。西维小说的异质性在于她的探索意识和自我意识，小说写得像在山路上开车：提速，滑行，转弯，漂移，刹车，坡路上的叙事，每一段都处理得干净利落;日常投影为内心情景剧设置了多功能舞台，不断闪回和叠加的叙事，构成了多重的对话视角。这篇小说，如果从莎莎的视角切入，或是从政治老师的视角切入，应该也会有很多有趣的发现。